【重点推荐】乡村振兴要补上金融短板

　　许维鸿：乡村振兴要补上金融短板

　　乡村振兴要补金融短板、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痛点在于缺少有活力、紧贴农户的农村金融服务。2019年底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研究报告》显示，我国31.39%的样本农户存在正规信贷需求，仅有18.38%的农户获得足额信贷。目前中国信用社、农商行的存贷比大概在60%至80%，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农村信用社总存款规模5万亿元左右计算，这些最应深耕“三农”的金融机构每年却从县域经济“抽血”至少1万亿到2万亿元；如果再考虑22万亿天量的农村商业银行存款规模，这种“抽血”效应就更值得深思了。

　　县域金融机构本应帮助本地农业项目四处募资、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但是由于业绩压力作祟，现实中农商行和农信社办得越来越像农民的理财机构，为了赚“佣金”而用农民储蓄去其他银行买机构间理财产品，最终是农村资金反哺城市。

　　更棘手的是，涉农县域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小、利润率低、工作条件艰苦，难以吸引到优秀的金融人才，无法形成有效的县域金融法人机构的公司治理。央行公布的2020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换言之，大多数涉农金融机构兢兢业业服务“三农”，本应成为县域经济乡村振兴的正面力量，而在实践中却成金融体系的基层金融负面因素。

　　为了改制化险、高质量发展，各省都在将涉农中小银行重组提速，并力推农商银行上市。从“十四五”金融供给侧改革角度看，农信社改制可以在法治和信用体系相对更成熟的东南沿海尽快试水，尝试打破目前省联社全面、直接管理全省所有县级农信社的模式，而是成立省、县至少二级法人结构模式，借鉴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和运营机制，目的是平衡金融风险控制与县域经济发展需求，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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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庆修：理论联系实际是党成就百年伟业的深层原因

　　党百年奋斗史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写照。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提出理论联系实际，主要针对的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空对空、两张皮”，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了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生动展现出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精神，揭示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客观规律，描绘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运用、发展和创新所焕发出的无限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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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峰：加密货币市场给全球金融安全带来哪些风险

　　第一，加密货币的首要风险来自技术。比特币本质上是利用了区块链技术，并将加密技术结合进了作为分布式数据库的“全球账本”中，保障了所有交易的网络同步认证。互联网上的全球矿工成为比特币账本的写入者和验证者；矿工中51%以上的多数算力的认同，可以决定每笔交易的成败。新技术带来的巨大算力，可能超过半数矿工的算力，从而更改比特币系统的运算逻辑，使其难以保证正常运行。

　　第二，比特币的交易系统尚未得到国家的有效保障。目前为止，交易所问题和加密货币骗局不断，不少人血本无归甚至有人倾家荡产，但无法得到有效赔偿。

　　第三，加密货币市场的巨大交易额，正在影响各大机构、乃至各个国家的真实货币市场，从而带来巨头影响、国家管控的新问题。近期，由于前首富马斯克的炒作，技术基础非常薄弱的狗币价格暴涨，此后猪币、柴犬币等多种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密货币疯狂上涨，还引发全球币圈跟风，对市场扰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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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一南：缓解制造业“缺工”须综合施策

　　近日，人社部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排行显示，制造业岗位当前存在较大的用工缺口，在新进排行的29个职业中，有20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69.0%。其中，与汽车生产、芯片制造等相关的职业需求明显上升，“汽车生产线操作工”首次进入排行前十，“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电池制造工”“印制电路制作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等职业新进排行。

　　从短期来看，制造业缺工印证了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稳步恢复的态势。从中期来看，制造业缺工也体现出我国产业结构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分工更加精细，产业链条更长，生产方式更加迂回，制造业用工需求快速提升，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日益紧缺。从长期来看，制造业缺工也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从更深的层次看，制造业缺工还昭示着生产性服务业中存在更为严重的潜在用工缺口，因此制造业缺工也需服务业发力。随着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演进，制造业产业链条延长，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加深，在更为复杂迂回的生产方式下，更多的产前、产中、产后配套服务岗位从制造业中被外包出去，并以更严密的分工方式来完成，这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劳动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会反过来推动制造业就业需求的扩张，使得二者的缺工程度呈现相互循环叠加的趋势。解决制造业缺工问题，需要企业、劳动者和职能部门协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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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要把握好三个关键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区成员在不同组织体系承载下连接而成，拥有共同价值规范，通过民主协商的程序与原则，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治理主体形态。因此，“十四五”时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要把握好参与主体组织化建设、民主协商原则充分贯彻以及实现与维护好社区公共利益这三个关键。

　　把参与主体组织化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从我国社区治理的环境与实践审视，建设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应坚持党建引领为主、社会协同为辅的思路，构建“社区党组织+居民小区党组织+楼栋党组织+党员家庭户”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要以现实社区治理组织体系为基础，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搭建不同形式的虚拟主体参与网络，实现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的线上与线下全覆盖。

　　把民主协商作为基本原则。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在社区主体对治理价值规范逐渐体认，就社区治理相关议题进行参与探讨，就社区治理思路形成共识，对社区治理责任有效承担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而这一过程必须要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之中，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实现。

　　把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作为核心目标。人人享有是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发展的动力来源，而人人享有的成果就是社区的公共利益。社区公共利益既是每一个社区主体合法合理利益的有机叠加，也是社区共同利益的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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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西方价值观代际变化的启示

　　研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间，已经发生价值观秩序更迭的“寂静革命”，步入价值观碎片化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重视物质消费和人身安全向更加关注生活质量转变，特别关注言论自由、环境保护、两性平等、同性恋、残疾人、外国人等议题。

　　价值观驱动人的政治技能，进而塑造国家政治结构。英格尔·哈特指出，后物质价值观的兴起，会使得政治议题中非经济问题占据主导地位，从而降低国家经济治理水平，并通过基于价值的两极分化对社会造成撕裂。今天，由于快速的国家发展和进步，中国也已经发生类似的价值观代际变化。2020年的世界价值观地图显示，中国人的价值观与5年前相比，已经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价值观象限，趋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应如何破解进入发达社会后的碎片化价值观代际变化陷阱？目前有这样几种思路。

　　首先，推动价值观科学化研究。探索建立数字化价值观动态感知体系，通过科学手段解明价值观形成动态机制，并进行系统引导和干预。其次，深化现代化社会数字治理体系。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邓利维提出，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的核心是逆碎片化。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构思了第四条道路，倡导人工智能生态进步主义，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导向融合和创造，而不是碎片和撕裂。再次，倡导国际理解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以责任、公正、平等、自由、包容、和解、人性等为核心价值，倡导加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以构建更加包容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合作与交流。最后，推进尊重的教育和创造的教育。通过避免过度强调效率和生产率，推动创建韧性和可持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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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夏珠：人才强国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先决条件

　　首先，给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才更多的机会。要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要研究真问题，形成真榜、实榜。要真研究问题，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推行技术总师负责制、经费包干制、信用承诺制，做到不论资历、不设门槛，让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英雄有用武之地！

　　其次，给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才正确的评价。在人才评价上，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要支持科研事业单位探索试行更灵活的薪酬制度，稳定并强化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科研人员队伍，为其安心科研提供保障。

　　最后，给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才自由的时空。要建立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各类应景性、应酬性活动少一点科技人员参加，保障时间就是保护创新能力。

　　原文链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韩文龙：理性看待呼之欲出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和立法

　　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和立法的成效和预期，要理性看待。一是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和立法未必会全面抑制房价。从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征收房地产税的国家来看，征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但是当投资收益大于征税成本时，税收的调节作用会弱化，例如在纽约、东京和伦敦等地就是如此。二是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和立法目的是实现房地产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是打压它。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都是支柱产业，必须大力发展。但是，实现房地产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坚持“房住不炒”，抑制高房价，为居民解决“住有所居”问题是国家政策调控的重点。

　　原文链接：理性看待呼之欲出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和立法

　　

　　蔡昉：数字经济时代促就业，哪些是关键办法？

　　第一，提高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水平，降低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是可以降低的，需要的是通过更好的培训、职介和信息沟通，使劳动力供需得到更好的匹配。政府需要和社会携手，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机构来参与，提供最好的培训服务。

　　第二，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形态，催生出更多灵活就业的形式，如何构建一个新型社会保障模式，去适应新的就业形态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新就业形态要求社会保障的匹配，城镇就业市场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灵活就业覆盖不够充分，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要求，需按增强普惠性的要求方向探索新模式。

　　第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终身学习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平衡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目前来看，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进步千变万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很快，这意味着技能也是瞬息万变的，因此这时通识教育很重要。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要兼顾平衡更要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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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亮：科技成果评价要更加精准务实

　　科技创新的每个阶段都会形成不同的成果，并需要采取有差别的评价指标和标准，而不能“一刀切”地笼统评价。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期刊论文，而应用研究的关键成果则凸显为可以转化和商业化的发明专利。简单化地使用论文级别和数量这种单一指标来衡量科技成果，就可能使科技人员只注重发表了几篇论文，而不关心科技成果是否可以得到转化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这会扼杀了科技创新的转化潜力，使科技活动看似成果斐然，实则难以得到应用。因此，要建立多阶段、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对科技成果进行精准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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