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交往的准则

　　公共生活既关涉权力运用，更离不开人际交往，儒家重视人际交往伦理，希望营造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在孔子的思想里，公共交往的准则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的原则充斥在人际交往的各个环节，同时，在“礼”的原则主导下，各种场合下的公共交往也还有其具体的规范和准则。

　　毋庸多言，在孔子思想里，“礼”是公共交往的统领性规则。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学“礼”、守“礼”是人自立于社会的前提，人要参与公共生活，首先就得熟悉公共生活的规则，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才能顺利参与公共生活。孔子认为，在公共生活中，如果仅仅是发挥美德而不遵守“礼”，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恭、慎、勇、直都是儒家所赞赏的品德，但是在没有“礼”作为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这些美德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应，从而破坏有序的公共生活。因此，孔子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如果以“礼”作为行为规范，在生活中大致就不会出现差错。正如芬格莱特所言：“依礼而行就是完全向他人开放，因为礼仪是公共的、共享的和透明的。”⑤孔子所说的“礼”，是一整套公共生活中行动规范的集合，是人们的共识，维系着公共生活的秩序。当然，公共交往的“礼”之原则，在不同的场景下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

　　与朋友的交往是孔子所思考之公共伦理的一个重要场域。在孔子的视域里，朋友首先是与自己在求道的过程中相互勉励支持的人，孔子曾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可见，与之相“议”的朋友，是一同求道之人。“道”不是私人的交情、友谊，而是具有公共性的原则和真理性的认知，因此，朋友之间的交往不是个体之间的抱团取暖，也不是在公共生活里结党营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之间的朋友式交往是为了共同求道，为了公共理想而一起努力。为了共同的志向，即使有一些具体小差异，也是可以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小人交朋友，片面追求其同，舍大和而逐小同。由此看来，在孔子思想里，选择朋友是非常困难的，孔子曾描述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在选择朋友时，不是这里不合适，就是那里不合适，所以，选择朋友务必慎重。如何选择？孔子认为要学习他人的有益之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又说，“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因此，交友要遵循如下原则：“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是值得交往的，而谄媚、两面三刀、夸夸其谈的人则是不值得交往的。可见，在交友的公共人际场域里，孔子将共同的理想与高尚的品德作为准则，同时他的道德选择也彰显了个体在公共交往时的自由意志，即自己可以而且应该做出自主的选择。

　　朋友是志趣共同体，在此之外，人的公共交往还要涉及居住生活共同体。从公共生活的维度而言，乡人、乡党就是生活共同体里的公共交往对象。孔子自己在与乡党交往时非常谦恭，《论语》中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孔子在朝堂这一公共场合，虽然发言谨慎，但还是愿意明白晓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于乡党交往时，反而以沉默表示恭顺。这说明了孔子对待生活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事务的方式是有所差异的，在朝堂上，发言是为了表达对于公共事务的见解，是一种使命与责任。而在生活共同体的乡间交往时，不发言是为了表示对于乡党的尊重。两种不同情况，都体现了孔子对于公共交往准则在不同场景下的变换。孔子对待乡人十分尊重，“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尊让年长的乡人，严肃认真地对待乡间风俗，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对于居住生活共同体里公共生活的重视。孔子还十分重视个体在乡党心目中的形象，希望人们能成为“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子路》)的“士”。但是如何做到被乡党称颂，不是没有原则的。在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里，孔子还表达了如何塑造自己在乡人心目中的公共形象的问题：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在居住的公共生活空间里，理想的形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最坏的状况也不是所有人都不喜欢，而是善人都喜欢，不善的人都厌恶，这就说明了理想人格形象是善者喜、不善者惧，这是一个善恶分明的形象。所以孔子严厉批判了不分是非者，似乎让所有人都喜欢的那些人，“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在乡间公共生活中，是非不分明，就是败坏道德。对此，孟子曾作进一步解释：“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人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为了讨好世俗之人而“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表面上看，大家都喜欢他，但实际上这是“德之贼”，因而应该摈弃这种做法。孟子的说法，是对孔子公共交往品德的重要补充。由上观之，就生活共同体的交往而言，孔子主张谦恭地对待乡人，但要在立场明确、是非分明，不能做媚俗阿世的无原则之人。

　　朝堂交往是孔子在朋友交往和乡间交往之外提到的第三种典型的公共交往活动。朝堂是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场所，既与君主交往，也与同僚交往，在一定意义上，孔子个人的朝堂表现足以说明其朝堂交往上所体现的公共性思想。《论语·乡党》形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表现孔子在朝堂上的表现：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从以上的记述来看，孔子在朝堂履行公共职责的时候，根据所交往人士的身份地位，其内心的活动与言行的表现是有所差异的。在他以公职身份出现的时候，同下级或同级交往，温和快乐；与上级交往，正直恭敬；面对君主或者在朝堂之上行走时，则恭敬、紧张而忐忑；对待外宾，矜持庄重；出使他国，恭敬谨慎；出了朝堂，则怡然平静。反过来，当孔子以私人身份面对外国君臣的时候，神态则是轻松自如，公私的界限比较鲜明。看得出来，孔子对于担任公职处理政务时候的表现十分慎重，特别是在与为政者的公共交往时，恪守礼节，态度谦恭、神情端庄、举止谨慎。这说明，孔子认为公共政治生活应该十分严肃，不能怠慢，孔子以其个人的姿态反映了他在公共政治交往上所坚持的准则。

　　在人生公共交往的各种场景下，孔子都坚持“礼”和“德”的原则。与朋友交往，则坚持共同的道德理想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乡党交往，谦恭有礼而又是非分明，不为谋取私名而丧失是非标准；与为政者交往，按照身份等级严肃庄重的对待之。公共交往是个人人处在共同体里不可或缺的活动，对于在不同场景下按照何种准则行事，孔子的思想依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

　　四、公共生活的理想

　　三代之治是儒家对于良好公共治理所能进行的最好历史记忆与想象。对于孔子而言，理想公共生活样式同样也是三代之治，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三代之治之所以能够成为理想的范式，是因为三代真正体现了儒家之道、儒家之礼，即：在有德有位的圣贤主导下，儒家的仁、礼原则在公共生活中得到了落实，人们克制了自己的私欲，实现了“天下为公”的秩序理想。

　　三代之治是孔子对于理想生活总体上的历史想象和政治信念，既包括了公共政治，也包含了公共交往。除了这些宏大的叙事之外，孔子结合自己和弟子的生活志向，对于理想的公共生活还有一些具体的阐述。《论语》中记载了两则孔子与弟子们谈理想生活的内容，比较具有典型性。其一为：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在这通师徒对话里，孔子与弟子讨论个人的生活志向。子路的志向充满了侠义精神，他愿意在公共交往中，将自己的财物与他人分享，表达了轻利重义的生活取向；颜回则希望自己能够不浮夸、不居功，表达了以谦虚谨慎的姿态参与公共生活的取向；孔子的理想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老年人过上安逸的生活，朋友之间充满信任友好，同时年轻人能够在关爱中得到很好的成长，正如后来《礼记·礼运》里所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在孔子的这一理想中，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处境的人都能得到恰当的对待，天下人都能各遂其性，人与人和谐相处，公共生活井然有序。实际上，在子路、颜回、孔子的生活理想中，都具有公共性优先的倾向，期望他人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得到较好的安置，将公共利益置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个体发挥自己的美德为公共福祉做贡献。除此之外，《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也是一则关于生活理想的讨论(见《论语·先进》)。在这次孔门言志的讨论中，子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富国强兵，冉有则希望人们能够丰衣足食，公西华希望能够社会风气文明庄重，以上三人的理想都关乎公共生活，具有鲜明的“舍己为人”的公共性指向。与三人不同，曾点则希望岁月静好、安宁休闲，个体享受着愉悦的生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孔子表达了对于曾点之志的赞同，在一定意义上展现了孔子本人的生活理想。应该说，从表达上看，曾点的志向似乎只关涉个人的生活享受，而子路、冉有、公西华则表现的是儒家治平天下的公共性情怀。按理说，孔子应该赞赏三人的宏图大志，但是孔子肯定的却是表达生活享受的曾点。在《论语·先进》此后记述的内容中，孔子后来向曾点解释，是因为前三者讲话的姿态，孔子不够认同。抛开这些言语态度的问题，单从志向的内容来看，实际上，四人的志向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理想的公共生活。朱熹认为，曾点的志向，“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志。而其胸次悠然，直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⑥。按朱熹所说，表面上看，曾点似乎乐于自我生活感受，并无“舍己为人”之公共志向，但从本质上看，曾点的志向中蕴含着对于理想公共秩序的向往，“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万物各得其所，万民各适其性，这是更为恢弘、开阔的公共理想，不仅具有世俗政治意义，还有天地秩序意义。在一个理想的共同体里，子路所追求的强大、冉有所追求的富裕、公西华所追求的文明，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只有三者作为前提，曾点所期望的安宁祥和、各得其所才可能实现。因此，当孔子表示肯定曾点之志的时候，其实也肯定了富强、文明的共同体。质言之，没有富强、文明的生活共同体，个人是无法实现“沂水春风”之乐的。当然，空有一个富强、文明的共同体虚名，也不是孔子理想公共生活的最终目标，最终的目标还应该包括个体的安宁与舒适，既有社会的大同团结，又有个体的自适其性，如此才是兼顾集体与个体的良好公共生活。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公共生活理想中，不单单是关注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个体的生活感受也纳入到了公共生活旨趣的考量之中。换言之，在孔子的公共生活理想中，既有维护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也要兼顾个体的生活感受。

　　从上述内容来看，孔子的理想公共生活是个体的品质能力、生活感受与共同体利益关联在一起，互为前提，个人努力的发挥德性才智为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作出奉献，共同体为个人的自由发展、美好生活提供保障。正如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的理想，个体积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为良好的公共生活而努力，建设富强团结、文明祥和的共同体，从而为曾点所设想的个体自由发展、悠然闲适创造理想的前提和条件，这应该是孔门言志中所表现出来对于理想的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种规划。

　　当然，孔子的公共生活理想在他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就孔子个人而言，当理想的公共生活不能实现时，对于无道和混乱的公共生活，孔子选择隐退，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子路》)孔子希望通过对于无道之邦和不义富贵的拒斥，来保持自己对于理想的坚持，甚至可以通过彻底遁世的办法来拒绝同流合污，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虽然孔子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是他所向往的社会大同团结和个体自适其性的结合，依然是值得追求的公私兼顾之生活，在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在孔子的公共生活理想中，既具有制度性又具有生活性，就制度性而言是恢复周礼，就生活性而言是希望个体为良好的共同体努力、共同体又为个体提供良好生活的条件。当然，如上所述，子路、颜回、冉有、公西华、曾点等孔门高弟，都可能是去实现这一理想的个体。所以，孔子其实是把社会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圣贤君子身上的，由此而言，公共生活的理想又和“志士仁人”的人格理想联系在一起，这也显示了在孔子的公共性思想中，仁爱的原则既体现在个体人格理想上，也体现在公共生活理想中。

　　五、结语

　　孔子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宏旨，在儒家公共性思想领域，也是如此。孔子公共性思想的立足点在于“仁”，“仁”既是参与公共生活之个体内心也是个体在公共交往、政治活动等公共生活中所需要贯彻到底的原则。换言之，儒家对于公共生活的最高要求就是要落实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原则。在“仁”的原则主导下，为政者以德性与德行运用公共权力，追求一种贤能性的公共政治；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恪守“礼”的规范，并将其具体化到各种生活场景中去，以之交往朋友、居处乡里和参与政治，另外，孔子的公共生活理想，既重视整体利益，也重视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并享受优良公共生活给个体带来的美好感受，希望那些怀有“仁”德的圣贤、君子，都能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以自己的才能与品德为共同体而努力，从而创造出共同体富强文明、个体安宁舒适的理想生活。

　　孔子的公共性思想，涵括了公共生活的价值原则、公共权力的运用、公共交往的准则以及理想公共生活的样式及其实现途径等内容，在儒家公共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意义，后世儒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奉此为圭臬。虽然孔子的公共性思想在应对公共事务上缺乏明确具体的程序和措施，也容易将个人的私德与公德混淆起来从而带来公私不分的问题，在公共权力的使用上过于期待为政者的自我约束，而对制度性的约束与监督较少关注。这些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思想还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公共生活中弘扬孔子所倡导的仁爱原则，发挥人性中的善良因素，像孔子那样强调共同体成员的道德修养，告诫统治者谨慎运用公共权力并使之受到道德的约束，引导共同体成员有准则、有标准、有礼节的进行公共交往，并共同构造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社会的大同团结与个体的自由发展相一致的理想共同体，这些观念都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也因而依然还是现代公共性思想的内容。就此而言，孔子的公共性思想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也还有现实意义。

　　注释：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3页。

　　②陈来：《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

　　③[美]狄百瑞：《儒家的困境》，黄水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④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⑤[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家公共性思想脉络及其体系研究”(18BZX07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