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探索建立乡村“新产出”评价体系

　　唐遥、曹白橙：探索建立乡村“新产出”评价体系

　　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进一步完善了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法治保障。根据《促进法》第六十八、六十九条规定，督促检查机制将被运用到乡村振兴中，而考核评价乡村振兴进展的指标需要各级政府重新建立。这表明，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建立科学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层层任务分解和考核督查问责，提高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程度，减少不作为和慢作为，同时防止个别地区在推进过程中一刀切、乱作为。

　　乡村振兴具有多面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需要因地制宜建立客观反映乡村振兴进展的指标和统计体系。多面性体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五大目标任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五大目标尽管可以分别统计不同目标的发展进度，却无法通过简单加总来衡量该地区乡村振兴进展的整体情况。多样性体现为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差异，这决定了针对同一发展目标的统计结果也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在同一目标上的绝对指标数值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需要既能够综合反映某一个地区乡村振兴整体进展的、又能够方便不同地区互相比较的综合性评价体系。

　　因此，有必要拓展传统的经济产出指标，建立现代化的乡村“新产出”的概念，以适合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更高要求。新时代的乡村“新产出”必然要超越粮食产量、人均收入等传统产出指标，进而涵盖经济产出、生态产出、粮食产出、文化产出、社会治理产出等多方面的产出。乡村“新产出”的核心设计在于找出所有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有关的产出，在这一内涵的引导下，各乡村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选择适宜的发展方向，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

　　围绕乡村“新产出”这个核心，探索建立兼顾地区差异和评估需求的相对评判体系，是考核评价地方乡村振兴进展的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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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敏：用好“窗口期”关键用在哪？如何把握好？

　　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和当前经济工作，为下一阶段经济政策取向定下基调、经济工作重点作出部署。会议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是“窗口期”，强调“要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窗口期”用得传神，极富意味，既预示着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处于一个良好发展态势，可以抓紧这样一个难得的平稳时间段加快推进一系列重点改革发展工作，也预示着机遇稍纵即逝，时不我待，必须踏准经济运行节奏乘势而上，避免坐失良机、贻误战机。

　　用好“窗口期”，关键用在哪？就是要凝神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堵点。这是基于对当前国内经济恢复尚不均衡、基础尚不稳固，国际上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一些国家扩张性的量化宽松政策带来外溢效应，催生世界范围内价格上涨的预期和趋向，致使国际通胀水平有所抬升等的研判。只有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切实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各种堵点瘀点，让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贯通起来，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才能抵御外部输入性风险，有效平抑各类成本上涨压力，实现国内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使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大。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就要抓住“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适时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创新，争取在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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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一峰：确立知行合一的党史学习教育原则

　　“学史力行”承载着党史学习教育的现实意义，是明理、增信、崇德的落脚点，其内涵在于获得来自历史深处的经验启示和智慧力量，通过构建科学史观、塑造政治认同、提升精神境界，再由内向外诉诸改变世界的实践。

　　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的历史，是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进的历史。因而“学史力行”的落实才能确保党史学习教育“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做到知行合一，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办事、干事、成事的内在动力和智慧。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尤其要警惕形式主义，因为它会对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产生消解、抵消作用，往往表现为“只讲故事”的浅表化、“讲不好道理”的粗鄙化等。形式主义在历史领域则表现为以抽象人性论为根基的唯心史观，其实质是将党的历史视作割裂的、外在于当下现实的人和实践的“独立物”，因而才会有“橱窗展示”和“台词表演”的形式主义。从这个层次来看，“学史力行”要在认识上明确每个党员和群众都是历史的主体，“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人”，从历史科学的高度认识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原则，为党的历史的演进大势注入力量，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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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达：水环境问题要靠系统思维来解决

　　从根本上解决污水收集、输送和处理产生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水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认清水里和岸上、排口和管网、污水收集率和处理效能这三项关系。在解决方法上，要坚持精准、科学、系统治污，保证高质量建设和优质管护相统一。黑臭表现在水里，问题在岸上，解决的关键在排口，实质是管网。只有提升排水系统的建设质量，提高污水收集能力，才能解决污染物减排成效低下等核心问题。从污水处理厂实现污染物高效能去除，到实现雨天不存在溢流污染，再到实现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提高和巩固，都需要完善、健康的污水收集、输送和处理系统，都需要运用系统思维、系统观念。

　　比如，在截污上，运用系统思维充分把管网工程和科学截污相结合，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扎实开展排水口排查，科学、合理实施雨污混流排水口截污措施，就能消除污水直排和雨水口排放污水的问题。采取科学的截流措施，合理设置排涝设备，能够降低河道水体晴天时的水位，防止河湖水等外水向排水管道倒灌。全面开展污水管道的清淤养护工作，把积存在污水管道中的底泥清扫出来，就能解决治理后水体雨天返黑返臭的问题。

　　再比如，在控源上运用系统思维，把控制污染源和“清水”源相结合，就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不仅要从源头上控制进入水体的污染源，也要控制进入污水管网的河湖水、山洪水、地下水等“清水”源。科学、有效实施山洪水渠截流和地下水渗入封堵措施，实现排水系统的“清污”分流，既降低污水管道的运行水位，又提高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污染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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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莉、石晓柯、欧瑶：家庭中性别角色的动态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家庭性别角色观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发现，中国男女两性的性别观念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化，在年轻女性中更是如此；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社会角色理论暗示了一个循环的（而且可能是不完全对称的）变化过程。例如，当一个特定角色中的性别表征开始发生改变时，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也渐渐松动。

　　经典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均被描述为家庭主要照料者时，都被认为是低能力高热情的，而男性和女性均被描述为工作职员时，都被认为是高能力低热情的。这样的结果充分证明，刻板印象是和角色身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不仅仅基于人的生理性别。这启示我们，改变社会角色本身的固化观念是改变性别刻板化行为的关键。

　　性别角色的动态发展启示我们，首先，职业的相对平等可以使不同性别的个体从容地面对家庭和职业之间的角色转变。其次，良性的动态家庭分工可以保证男性和女性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一定依照传统的角色分工。最后，个体的自我角色可以不依照生理性别和固定观念来选择，在多重角色中能够依照人际互动来实现良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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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亮：答好人口趋势带给教育的新命题

　　人口与教育之间有着紧密的交互关系，人口对教育提出了需求，而教育则持续推动着人口流动和结构变化。人口规模、空间和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教育政策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否则就会导致教育资源错配和教育质量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披露的主要数据，特别是人口的年龄结构、空间分布和城乡布局等内容，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政策调整有重要意义。

　　从人口受教育情况来看，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为15.47%，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93%增长了73.2%，是各类受教育程度中变化幅度最大的。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有13个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这表明过去10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提升。

　　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大学可上的同时，上学难转化为上好学的问题。基础教育阶段，让孩子们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进一步做好高等教育的扩容增量和提质增效，优化高教资源在各地区的布局，使更多青年有机会跻身知名高等学府，需要重点关注。

　　七普数据还显示，2020年中国有超过6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人口比例比2010年上升14.21%。这表明人口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东部地区集聚，并给城市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新的挑战。此外，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超过1.1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192.66%，这可能导致学住分离问题进一步凸显。如何进一步做好市内学位的公平高效配置，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扩大基础教育学位的分配区域，实现中小学贯通制学位分配，都可能是未来需要考虑的政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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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杰：执两用中 过犹不及

　　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中”的观念。梳理先秦典籍中出现的“中”字，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是指适宜、合适、恰到好处、符合一定的标准，如我们说的“中规中矩”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来使用的；三是指人心、内心，泛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与“中”相关联的另一个字是“庸”，对于“庸”，历来也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指常理、定理、平凡、平常、平易可行、普遍适用等意思；第二种解释是指具体使用或运用。如果说“中”是指一种基本原则和方法，那么，“庸”就是指实践中对这些原则和方法的具体运用。

　　春秋时代，孔子在全面总结夏商周三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更是从哲学的高度创建了“中庸”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中庸思想后来经过子思、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完善，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具体来说，中庸之道有几个特点：

　　第一，做事主张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这就是孔子说的“过犹不及”的意思。有人说，中庸之道就是不讲原则，就是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是和稀泥，这种理解完全是对中庸思想的误读或误解。中庸是一种高明的处事智慧，因为孔子做事非常讲原则，对那些做事不讲原则、乖巧伶俐的人，孔子称之为“乡愿”。在孔子看来，“乡愿”就是德之贼，是孔子极力批判的对象。所以，中庸绝不是做老好人、和稀泥。

　　第二，处理问题执两用中，考虑问题周全。孔子说：“允执其中”“叩其两端”。《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意思就是说，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要注意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通过对正反意见的全面考察，采取比较客观和稳妥的方式加以实行，而不是走偏激过激的路线。因此，从认识论上说，这是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后对事物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从方法论上说，这是在考察事物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后综合统一，以便得出最佳结论；从行为上说，这是照顾各群体的实际利益而有所妥协，求同存异，以便达成一致的意见，实现合作共赢。

　　第三，对待任何事物，持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态度。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原则最能体现中庸之道的智慧，它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规则，具有最普遍的意义。从此以后，“中庸”既成为了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成为了人生修养上的行为准则。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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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立新、冯敬远：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传播境界

　　传统文化网络短视频传播形式日趋多样化。央视大型文化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在短视频客户端进行推广的时候，特地与平台方合作推出了古风版“国宝舞”。这一方式在展示国粹魅力的同时，也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吸引了更多用户的关注。当下，网络短视频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整体而言，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传播内容有限。网络短视频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传播媒介，无疑为传统文化“为自己代言”提供了重要渠道和机遇，但其相应的内容生产却没有跟上。

　　传播主体有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离不开社会大众和普通网民的积极参与，但传统文化的推广主体还是以官方行为为主，大众参与度相对偏低。

　　传播形式有限。一大批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电视节目，借助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时，在表现形式上相对呆板，只是原封不动地将旧的影像资料截取适当的片段予以展示，未能与大众的消费心理产生良好互动。

　　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力，需要利用网络短视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丰富多彩的内容展示，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网络短视频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传播，其内容除了诗词歌赋外，对于“仁义礼智信”这些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内容也应当重点推广。其次，应着力开发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精忠爱国情怀的短视频。爱国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五千多年中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和民族英雄身上，这些都值得网络短视频平台表现和再现。此外，应着力开发表现和再现其他标志性的中华文明成果的网络短视频。中国画、中国围棋、中国戏曲、中国陶瓷、中国农耕文明等，这些都是除诗词歌赋之外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志序列中华文明成果，都值得新时代网络短视频平台潜心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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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利铭：“城市大脑”建设何以更加有序

　　在我国城镇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交织的背景下，城市大脑应运而生，成为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新手段。作为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大脑的建设应遵循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协同效应和匹配效应，保障其建设有序推进。同时，也需要通过加强政策规划、鼓励多城联合及慎用“试点—扩散”等方式，避免我国城市大脑建设陷入无序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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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森：乡村治理中的积分制运用要合法适度

　　近年来，不少地方积极探索积分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践和运用，取得了显著效果，受到群众欢迎和中央的肯定。去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关于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有关工作的通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广积分制，并对推广使用积分制进行了部署。同时由于积分制使用时间短、经验不足，实践中这项制度也多少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乡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正确认识积分制，更好发挥积分制的社会治理效能，就显得尤为重要。积分制使用要依法进行。积分制以奖励为主，积分惩戒慎用或者不用。积分制运用要适众、适度，不可滥用。积分制重在培养良好的文明方式，一定要适应大多数人的行为，而不是仅仅适应少数人的行为。积分制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手段，用得好就会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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