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不断推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郭启民：不断推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全面小康的坚强基石，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论述，不断推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紧紧抓住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总目标，一方面必须持续缓解就业总量压力，另一方面必须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准确把握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基本路径，促就业根本要靠发展，充分调动群众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民营经济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把技能培训作为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手段。把促进重点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做好就业工作必须聚焦重点群体，必须确保重点群体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必须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把稳就业作为民生工作首要任务，一方面是坚持底线原则，保障民生福祉，另一方面旨在缓解经济运行系统性风险及周期性失业所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为实施更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创造良好的空间。以促进就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转移就业成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途径，就业扶贫可以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促进就业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手段，就业是减少贫富差距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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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也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作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大经济体，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把国内经济稳定好，就不会改变我们的整体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最终是通过改革的手段，抓住痛点难点，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在金融市场，要通过结构改革补中小金融短板，让农户、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得到更多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让房子回归用来住的功能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土地市场，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制度改革。

　　原文链接：加快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

　　中国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不意味要排斥小农户，相反，小农户在相当时期内依然具有顽强生命力。与此同时，合作社在弥补农业市场运行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缺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当前应当立足小农户主体，依托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破解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诸多困境，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重构组织载体是实现小农户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关键选择。导入市场竞争，促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构建利益联结，保障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完善多元服务，助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优化治理机制，吸引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

　　原文链接：提升合作社发展质量　促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粮食安全问题，极端重要。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挑战，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如何用越来越少的土地，越来越少的水资源，越来越少并越来越贵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中，市场作用，主要是解决短期生产结构调整问题；而政府作用，主要是解决长期生产能力提升问题。在政府作用方面，既要更好发挥中央政府在宏观机制体制改革、强化支农惠农政策方面的主导作用，也要发挥好地方政府在县域产业发展规划、科技推广、市场营销、财政投入和生产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原文链接：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 构筑完备食物保障体系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抒情诗学；吟咏情性；言志；缘情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原文链接：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村庄的发展变迁不仅是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写照，也是国家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当前我国进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村庄这一承载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组织形态，将在美好生活的指引下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在整体视野中把握村庄演进逻辑。城市与乡村是中国社会两种主要聚落形式，两者的演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在问题意识中把握村庄变迁脉搏。城镇化与村庄变迁无疑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规模、快速的城镇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的交流碰撞，不断改变着村庄社会生活，而这种改变是多元的，虽然整体上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的，虽然主要显现的是进步与兴盛，但也有潜在的挑战与风险。在现实关怀中把握村庄未来进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原文链接：在整体视野中把握村庄进路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每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感恩生命、创造生命、发展生命和超越生命的生命意识和崇高理念，并一直延续至今。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不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而且形成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崇高体现。

　　原文链接：从文化元典看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

　　管辖与主权是国际法思想谱系中的重要概念，管辖权范围与主权的离合决定或影响世界秩序的嬗变。地理大发现时代，《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确立了管辖权的全球延伸，但西葡两国并未对已发现的陆地和岛屿实现真正管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初步确立属地化秩序，一国管辖权开始对应其主权疆域。殖民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凭借作为治外法权分离管辖与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秩序与帝国秩序共存。全球化时代，超国界问题频发，域外规治成为美国单边处理域外事务的工具，二战后确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秩序与单边主义秩序共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作为制度基础的域外规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重新审视管辖理论，可以基于共同体管辖理论实施域外规治，以可预期、可接受的方式延伸管辖权，构建互认、互信、互惠的共同体管辖机制，为共同体外的管辖安排提供具备说服力的方案，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原文链接：从治外法权到域外规治——以管辖理论为视角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这一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尽管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和家庭养老负担加重等挑战，但危和机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只要应对措施得当，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对冲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应对老龄化挑战，未来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加快推动经济增长从更多依靠“人口红利”向更多依靠“人才红利”转变；第二加快形成与人口老龄化相匹配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第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多措并举提高养老服务供给。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支持形成产业链长、覆盖领域广、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养老产业集群。

　　原文链接：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及其影响

　　提高文明程度是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是社会发展中各种相互关系的高级属性和积极特征的复合体系，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标志。文明体系是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以及人的文明的体系，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我们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要求和重要保证，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

　　原文链接：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