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伯冲：治水为什么要坚持系统观念
治国必先治水，治水才能兴邦。中国历史几乎是一部治水史。但是，对如何治水的认识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历史上有堵疏之说，而用系统观念治水，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系统治理，反映了我们党认识自然的不断深入，也开辟了治水的新路径和新境界。其实，水的系统性不仅体现在自然生态上，还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休戚相关，构成更复杂的系统。历史上的长安为何在唐朝之后一度走向衰落？深层次原因就出在水的问题上。长安城在唐以前经历了多次战乱，木制宫殿不断地被破坏，又不断地被修缮，循环反复，耗费了大量的木材，而这些原材料大多来自于秦岭山脉。当秦岭山脉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之后，它便失去了涵养水源的功能。随后，环绕长安的八条水脉，也逐渐消失了往日波光粼粼的景象，致使唐朝中期关中地区发生了37次旱灾。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一座城市失去了耕地、水源，必然走向衰落。可见，治水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具备大视野的眼光、大尺度的胸襟、大纵深的深邃；如果仅仅就水谈水，就会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低级错误。
近些年来，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持续攀升、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水问题相互交织、更加凸显。在这种大背景下，坚持系统观念治水显得尤为迫切。
都阳：要以系统性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91亿人，占全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比重超过了四分之一，这意味着立足自身经济发展，筹措养老资源和构建养老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石。“广覆盖、保基本”仍然是建设养老体系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与此同时，“未富先老”的特征仍然明显。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与其他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均养老资源仍然严重不足，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基础。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并成为影响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对扩大劳动供给规模、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将可能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要改变以往仅仅从改变人口政策、养老体系等方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局面，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储蓄与消费、宏观经济平衡等指标的相互关联性，以系统性的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李健：引导民办义务教育依法依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民办义务教育作为《条例》的重要内容和民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路径如何，成为举办者、家长、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从教育内容来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获得了更大的内容决策权，激发其充分发挥自主办学的能动性，通过特色内容形成办学亮点。《条例》将以往条例中的“自行”改为“自主”，更加强调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在教育内容管理上的差异，鼓励民办学校开发具有特色的教育教学内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课程要以国家课程标准为基础，开设多种多样的校本课程。自主开设的校本课程及教育教学活动需要达到有关课程标准，选用教材要依法审定，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民办义务教育使用的教材应符合国家有关教材审批的相关规定。《条例》更加突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主体性，在关键教材准入及使用方面加强了国家监管及审批。《条例》在规范民办义务教育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了张弛有度，既发挥了民办义务教育办学主体的能动性，也关注到规范民办教育的教学内容。
郝永平、孙林：为了人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追求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小康社会是千百年来民心所向，是人民幸福的集中体现。为此，我们党勇挑历史重担，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地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了“守人民的心”。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惠及人口最多、规模体量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小康社会，它不是中国古代小康社会理想的简单的现代升级版，更不是西方福利社会机械的东方复刻版，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版的小康社会，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中为了人民是其价值追求，也是其显著特征。
陈文：合力打破城市治理中的信息壁垒
信息壁垒正在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与治理过程中的顽疾和羁绊。信息壁垒是指信息数据难共用、信息交换难共通、信息运用难共享、信息处理难协同的信息屏障和隔阂现象。打破信息壁垒，首先要强化部门协同，促进城市治理的信息整合与数据共享。一方面，加强各职能部门的对接，建立事件信息统一分拨平台，加强城市公共信息数据库建设。完善数据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制度，以解决信息系统建设各自为政、重复交叉等问题为突破口，整合网络平台、统一登录入口、规范内部管理。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治理数据信息的融合使用，打破部门界限、政务藩篱和信息孤岛。通过业务协同、流程优化、数据共享等形成工作合力，促进各部门、各层级、各业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此外，要通过构建数据信息高度融合、深度交互的“城市大脑”中枢系统，提高城市治理精准感知、精准管控、精细服务的能力，切实消除部门推诿、条块分割、互不统属的治理困境，实现信息共享、数据互通、治理协同、服务优化。
周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
现代性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哲学表征，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能够处于现代性之中却超于现代性之上？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入手，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同时避免陷入资本形而上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资本为基本标识的中国现代化，为人类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魏礼群：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促进消费为重点
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不可逆转。现实情况是居民实物消费下降，但服务消费上升，尤其是居民对中低端消费品偏好降低，对高端消费品偏好上升。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14亿人的消费结构正从以物质型消费为主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升级，由此会引发社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这一观点准确把握了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具有前瞻性。
其一，持续扩大城市消费。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演进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城市承载的消费功能逐步增强，能够有效集聚人口的消费型城市逐步崛起，人口和消费向中心城市和都市圈集聚的特点日益突出，我国有望涌现一批区域性消费中心市场和国际消费中心市场。
其二，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农村消费市场是我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发展农村消费大市场，对打通城乡经济循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其三，消费催生产业变革。新的消费需求必然催生新的消费结构，也必然催生新的产业业态，并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未来几年，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新变化，有效发挥消费牵引作用，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动力，形成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
其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当前，超大规模市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优势，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在充分发挥14亿人消费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张占斌：深化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挑战。这次冲击既不同于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也不同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是许多经济活动受疫情影响被迫暂停或延迟，人员流动、贸易往来受限，全球产业链面临“断链”风险，供给中断、需求萎缩同时发生，单纯运用经济政策已不可能解决这一困局。
在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坚持战略设计和战术运用有效结合，从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到根据防控形势变化及时将全国总体防御策略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推动防控工作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促进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坚持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最大限度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产业体系完整优势，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全面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提高经济韧性和竞争力的同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稳步前行。实践再次证明，只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够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王晶：以数字化供应链推动“双循环”格局形成
数字化供应链助力产业集群形成，增强国内产业的自我调节能力。同时推动城乡区域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国内产业协调发展。此外，有助于发挥资金、科技等循环枢纽的作用，激发国内产业活力。其次，数字化供应链畅通国内外双循环。一方面数字化供应链把国内供应链向国际延展，提升对国际供应链掌控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供应链催生外贸新业态，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
要充分发挥数字化供应链的潜力，以下几个因素将起关键作用。一是企业“愿不愿”，即企业是否具备发展数字化供应链的基础，并愿意发挥主动性，投入相应的资源，包括制定战略规划、持续资金投入、信息系统升级、相关人才引进等，并承担数字化供应链升级失败的风险。二是政策“行不行”，即政府能否为企业提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政策激励和保障。如能否对大数据、区块链、5G等新兴技术在供应链领域的集成创新应用企业给予财政资金支持或融资优惠，能否支持产学研多方联动培育实用型的数字化供应链人才。三是环境“好不好”，即是否有适合数字化供应链发展的市场环境，如是否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企业提供数字化供应链的多元应用场景；数字化供应链相关标准、评价体系是否建立，为企业数字化供应链的能力实施综合客观评价；企业数据保护制度等是否健全等。
马述忠：解决数字鸿沟与数字壁垒问题的对策建议
重预防：多维度积极预防数字经济摩擦以及潜在的数字经济风险。第一，转变发展数字经济的理念，将数字经济的发展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从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多领域思考和制定发展规划，提高数字经济战略的兼容性。第二，改变过往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积极组织专业研究人员评估全球范围内的各类数字经济风险，结合我国国情制定针对性的预案。第三，建设涉外数字法律服务中心，聚合法律资源、培训法律人才、推动法律交流，为互联网企业在海外经营提供充分的法律协助，鼓励企业从被动合规、形式合规向主动合规、实质合规等方向转变。
找伙伴：以弥合数字鸿沟为契机，寻找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应对数字壁垒。第一，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硬件基础设施投入与软件应用服务推广相结合，降低使用数字技术的成本，提升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第二，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电商扶贫”“淘宝村”等成功经验，促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就业与经济发展。第三，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多边对话平台，提出更多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争取更多伙伴国家的支持。
求突破：集中优势力量在数字技术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不断扩大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优势。第一，应加大在5G技术、数字货币、数字城市等领域的科研投入，争取实现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在数字技术上不断创新。第二，鼓励互联网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例如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不断提升用户体验，不断提升数字能力。第三，依托这些优势领域的创新，以点带面，带动其他相关领域的走出去，使得数字壁垒“不攻自破”。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