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
城市建设要更能体现“人民性”。“人民城市”是对中国特色城市发展模式的完美诠释。要深刻地认识到，城市的发展并不是为了资本的增值，城市建设要始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才能更好地做出科学合理的城市决策和城市规划。进入新发展阶段，既要保持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也要实现更为均衡的城镇化，以降低快速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的“内卷效应”，让城镇化进程所产生的总体效益持续放大。
城镇化进程要更加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当前，实现了“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全面推进，以“双评价”和“城镇开发边界”为基础的新规划不断强化对自然生态本底的保护，也将为城乡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科学的规划建设指引。
未来，城市建设要继续面向全球，主动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体系之中，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实施，防止边缘化的风险，打牢全球化的发展根基。当前城市繁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全球化与地方化不断交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产生。进入新全球化时代，我国所扮演的全球角色会越来越重要，抗击逆全球化风潮所带来的不稳定性要求我们持续提升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要加快建立适应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城市治理体系。虽然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0%，但城镇化质量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国际经验和当前发展问题来看，在迈向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我国可能面临城镇化增长动力不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固化、潜在社会风险变大等系列问题。
韩青：以数字乡村建设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首先，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农业生产智能化带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实现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采取环境监测农业物联网设备、对农业产地环境和污染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加强面源污染和畜禽粪便污染防治。在生产环节，同时实施智能灌溉、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搭建数字信息决策系统，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升级，从而实现提高农产品品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增加效益的目标。
其次，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机械，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等途径，使小农户实现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从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再次，数字乡村建设加速推进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进而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目前，物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中，农业生产技术、传感器技术、数据远程传输与处理技术、农产品检验检测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公开技术、风险预警和风险评估技术等逐渐趋于智能化和精细化。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实现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影响因素的预警和过程控制，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完善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最后，数字乡村建设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农业生产领域的数字信息库，构建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生产社会服务供给信息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平台，提高小农户利用数据信息的快捷性和数据信息的精确性，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技能和安全生产意识，规避农业生产风险，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
包心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民族复兴基础工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促进全面发展的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建起科学的发展架构。
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全面小康社会，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态环境更加文明、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社会。这样一个新型的社会发展形态，更加凸显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和特殊功能。
绿色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只有持之以恒坚持绿色发展，这样的社会才是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的全面小康社会。
开放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经验和文明因素，在开放发展中增强文明素质、彰显制度比较优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共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活力之源。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价值目标与不竭的活力之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要求就是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内在地融汇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鲜明特质，而且从制度机制上构建起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的“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架构，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四梁八柱”的战略意义。
尹翠玲：抓好陆海统筹，谋划“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陆海统筹是海洋污染防治的主要抓手，是在海洋领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十四五”期间，应坚持源头治理、整体治理与系统治理，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在巩固“十三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的基础上，以重点海湾河口为核心，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构建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助力“美丽海湾”建设。
一是完善责任落实和制度体系。积极推进和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压实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各方责任，形成分工负责、协调联动的大环保工作格局。
二是强化建设监测、监管和应急能力体系。加快船舶、无人机、在线监测、信息化等能力建设，加快沿岸应急场地和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充分运用天、海、地多种手段，提高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监管、应急能力和队伍专业水平。健全完善海洋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预案，形成覆盖重点海域的快速应急监测响应能力。
三是建立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生态环境系统外部门之间的协调，统筹协调发改、水务、城乡建设、农业农村、交通、海事、文化旅游、环卫等部门的工作，坚持产业创新、实践创新、体制创新的原则，加强陆源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工作。
迟福林：RCEP：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利好
原产地累积规则将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合发展。RCEP使用区域累积原则的原产地规则，将增加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助推区域内企业建立完善的跨国产业分工体系。例如，RCEP各成员国可依托区域内发展中国家资源要素、中间品生产基础及发达经济体技术优势，充分利用区域内原产地累积规则，形成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闭环。
正负服务贸易清单相结合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稳定发展。RCEP各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均作出高于各自“10+1”自贸协定水平的开放承诺，并结合各自利益关切，以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办法推进区域内服务贸易整体开放。这体现了包容性、灵活性与渐进性的特点，释放未来区域内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的稳定预期。
统一的电子商务规则将加快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升级。RCEP首次在亚太区域内达成范围全面的多边电子商务规则，在跨境信息传输、信息存储、在线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焦点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稳定、便利的制度环境，会对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亚洲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经贸规则构建等产生深远影响。
RCEP成员国将更多分享中国14亿人的消费大市场。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依托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和互补的产业基础，中国与东盟两个最具活力与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将进一步融合。预计未来10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并在更多商品与服务领域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这给RCEP成员国带来重大利好。
陈彦斌：经济潜在增速缺口要求政策“不急转弯”
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且适度加大力度，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基础，但在资金存在“脱实向虚”倾向并且政策传导效率不高的情况下，政策力度的加大确实容易加剧资产泡沫化风险，并且推高宏观杠杆率。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宏观政策需要秉持“三策合一”的新调控理念，将稳定政策（货币、财政与宏观审慎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有机融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打破经济下行压力与资产泡沫化风险并存的复杂情境。
第一，增长政策与稳定政策加强协调，可以有效缓解资金“脱实向虚”倾向，降低资产泡沫化风险，从而为稳定政策加大力度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当前，中国的资产泡沫化风险本质上是由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下滑所致，属于衰退式泡沫，因而单靠宏观审慎政策难以取得较为理想的调控效果。增长政策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为主要抓手，既深挖资本和劳动等“老动力”，又增强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等“新动力”，可以有效提高资本回报率，改善资金“脱实向虚”倾向。这会减轻资产泡沫化风险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约束，使稳定政策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更好地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
第二，结构政策与稳定政策加强协调，可以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中国长期在收入分配结构、总需求结构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已经显著阻碍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这导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有效打通，传导效率不高，从而既不利于实现经济稳定也容易加剧金融风险。结构政策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等为核心抓手，能够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提高稳定政策的调控效率，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
莫娲、王惑立：为方言研究建设地理系统时空平台
两千多年来的汉语方言研究已汇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传统的纸质方言地图不仅难以展示这些海量的方言材料，也难以承载不同格式的方言数据，无法动态地显示方言变异情况以及嬗变的轨迹，更不便及时快速地更新维护。因此，需要一个基于时空平台的方言资料库，以动态的、全局的眼光研究语言变异，解释语言演变的模式。
方言地理学与高校课堂的充分融合，有利于方言地图的精细制作和及时更新。现存的大多数方言地图以市、县为基本单位，而在吴语区、江淮方言区、赣语区等移民情况较为复杂的地区，村与村之间都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高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这正是全国方言调查可利用的极佳资源，可以使方言地图的制作细致到以村为基础的单位。更宝贵的是，有些学生的方言是过去的调查从未涉及的，能够为方言调查注入新活力，促进方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在方言学中的应用。我们可以发现，构建方言时空GIS平台才能使呈现方言演变全貌的设想成为可能。传统GIS只能反映事物在某一时刻的状态，无法反映对象的动态变化过程，更无法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而时空GIS是一种集采集、存储、管理于一体的计算机系统，能够分析与显示地理实体随时间变化的信息，可以重现历史状态、跟踪变化、预测未来，还能对空间数据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模拟或回溯。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行田野调查，协助更新方言数据，并进一步丰富方言地图上的语言布点，是构建方言时空GIS平台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应赋予方言地图更多的新功能，使方言地图不仅是方言研究人员的研究工具，还能够成为向大众普及方言文化知识的媒介，甚至为普通民众参与方言文化保护工作提供平台。
方言时空GIS平台的构建为此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语言学研究者和普通民众都能为传承文化多样性、保存文化遗产贡献力量。
段吉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成就与展望
网络文学的深入发展不仅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生态，而且给读者带来了畅享IP嘉年华的新阅读体验，因此，网络文艺学的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重点。
文艺学与时代文化、思想语境关系的不断凸显，促使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涌现出新的理论生长点。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在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中表现出明显的“前卫”性，生态美学关注人类在20世纪后期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将生态问题研究融入人类精神问题的探讨，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建设中值得挖掘的理论资源。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绩，面向图像时代的文艺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兴方向。文学符号学研究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领域的另一股新生力量，并在21世纪以来获得了深入发展，中国学者的符号学研究自成一家，符号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正在异军突起。
近年来，在新的技术革命语境下，特别是新文科兴起的背景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弦歌不断，理论研究高潮迭起。AI与人工智能美学的兴起引领文艺学领域的新文科转向，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与美学研究方向做出了总体性的理论把握，积极探索与人工智能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幻叙事、后人类批评，并对其引发的伦理危机、美学重构等问题予以批判性的审视。数字人文研究取得新的理论拓展，人文、数字和艺术融合研究方面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拓宽了当代文艺学的研究空间，注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神经美学研究、审美与政治的关系研究等也在文艺学、美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方面取得突出进展，神经艺术史、艺术审美的神经机制、当代美学的政治与伦理转向、听觉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注重当代文化思想领域中的艺术、审美体验以及创造机制研究，为当代文艺学、美学问题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和解释框架，为传统美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刘婷婷：城市文明靠治理也得要自理
又是一起高空抛物案宣判。近日，海南省首例高空抛物罪案公开作出一审宣判。一天夜晚，被告人卢某酒后与同居女友发生口角后，将一台台式电脑显示屏从其房间窗口扔下，砸破停放在楼下的一辆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警方赶到现场处置时，卢某还拿起菜刀抗拒。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卢某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卢某高空抛物和暴力袭警，与其酒后与女友发生争吵不无关系，但醉酒状态并不影响定罪量刑，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均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至于与他人争吵之后失去理智，导致其作出违法之举，也不能成为免于责任的理由，毕竟作为成年人，理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知道，无论高空抛物，还是暴力袭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危害性，这是每一个公民都不可逾越的红线，没有谁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城市文明离不开从严治理。高空抛物入刑，让法律以其刚性硬度，发挥教育震慑作用，有利于遏制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高空抛物乱象，有效维护公民“头顶上”的安全。但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塑造，同样离不开公民的“自理”。这里的“自理”，就是自律、自觉、自省，是公民内在的自我约束，是另一种强大的制约力量。
一次冲动，两年半刑罚，卢某为自己的荒谬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倘若在那个夜晚，激动的卢某但凡有一点“自理”念头，想想高空抛物的极度危险，想想暴力袭警的后果，恐怕也不会如此冲动，视法律为无物。
马源：促进小学生德育知行合一
首先是德育目标制定方面，在国家德育目标大框架下，学校要制定契合小学生年龄阶段的可具体操作的目标。
其次，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要形成德育的合力。
再次，在德育方式方法上要注重实践性和适切性。小学德育需要创造贴近生活，贴近小学生实际的道德情境，设计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德育内容和方法，让他们在具体的事件和行为中理解道德准则的意义。
最后，情感在道德发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要围绕和小学生情感关系密切的道德问题组织他们进行讨论，以此来引导小学生的道德认识和实践。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对小学生进行德育，都要遵从以人为本、尊重学生主体地位这一重要原则。要特别注重实践性和适切性，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能一概而论，要在德育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