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商业力量别算计到未成年人头上

　　王四新：商业力量别算计到未成年人头上

　　作为《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重大亮点，便是增加了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专章。网络保护专章部分和其他部分一共8次提到网络沉迷。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社会各界，包括监护人、新闻媒体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在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方面，都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未成年人用户过度沉迷网络，防止未成年人因为对网络的过度依赖而产生网络不良行为。

　　这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尤其是以未成年人绑定程度来获取不同形式商业利益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来讲，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通过完善平台责任体系的方式，来平衡商业利益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是摆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面前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完成的好坏，不仅涉及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商业风险问题，也涉及到未成年人能否拥有良好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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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晓明：闲暇生活的时代价值

　　闲中有“劳”，升华职业素养。劳动和休闲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以劳动的姿态进行休闲和以愉悦的心情进行劳动，是我们生活的理想境界。廓清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边界，愉悦地享受休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构成要件之一。

　　闲中尚“文”，防止物化休闲。强调休闲与文化相结合，就是要防止闲暇的物化和过度娱乐化。

　　闲中逐“美”，感悟诗意生活。闲暇是人生幸福的现实基础，没有闲暇就没有人的幸福生活。所谓幸福，就是人们对自己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伦理需要的较好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可以通过丰裕的物质生活来满足，但人的精神需要和伦理需要的满足却要通过充实的精神生活、和谐的社会生活来实现。一个人只有在这三种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有真实而非虚幻、稳定而非短暂的幸福感。

　　闲中促“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人们的闲暇生活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时空，这种时空对特定个人来说就是一种客观外在环境。当人们在社会生活尤其是闲暇生活中不断超越生计生活而转向追求精神生活时，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共同体便成为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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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亮：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路径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保障作用。党的领导是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重要政治保障。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

　　构建农民专业合作体系。在自愿的前提下，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平台作用，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围绕当地优势产业开展系列化服务。

　　提升综合合作组织市场竞争能力。遵循市场规律，提升综合合作组织的市场竞争能力，确保其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发展起来。细分市场并确定自己的目标市场，解决农产品销售难、农业融资难等问题；着力打造品牌，注重品牌形象塑造，加大品牌设计力度，推进农产品品牌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

　　原文链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笪志刚：日本新“富国强兵策”落地难

　　最近，日本自民党提出“新成长战略”框架大纲，与以往聚焦刺激经济和重视振兴产业的战略不同，这次明确提出侧重“经济政策和企业活动”与“安全保障无缝链接”的所谓“经济安全保障视域下的投资战略”，亦即今后的经济增长、产业振兴及企业投资等，将与国防安全、军事保障及遏制能力等有机结合。日本舆论有人称之为令和版的“富国强兵策”。那么，这份“新成长战略”的实施前景和实际影响将会怎样？

　　首先，“新成长战略”凸显日本政界对国家走势的危机感及焦虑感。其次，“新成长战略”推动朝野形成经济服务地缘安保的新意识。最后，“新成长战略”并不掩饰剑指中俄等地缘竞争对手的意图。大纲认为中俄联手趋势不断形成，渲染中国对日本海域及台湾海峡施压、在南海等海域展示海空力量、利用经济实力巩固地缘安保等等，借此声称日本需要重新审视安全与经济无法相交的既有思维，以经济和安保双轮扩大对华博弈的主动权和抑制力。

　　出台怎样的增长战略无疑是自民党乃至日本政府的权利，但从本质上说，这次的“新成长战略”怎么看都脱不了为日本向美选边站背书的干系，也充满配合美国在产业和科技上抑制中国的意味。且不说这种做法本身有悖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等区域合作理念，真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不仅将使日本失去多年摸索形成的经济外交的主动权和对外合作的灵活优势，也将对日本经济界造成实质损失和额外的投资困惑，并将进一步损害中日政治互信，伤及两国民意，日本最终会自尝苦果。

　　原文链接：日本新“富国强兵策”落地难

　　

　　王昌林：深入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

　　在发展主题上，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由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所决定的，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

　　在发展主线上，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适应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在路径选择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也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

　　在发展战略上，在重要领域实施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包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造强国战略、扩大内需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等。

　　原文链接：深入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

　　

　　李世祥、刘思琦：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体系

　　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同时，逆全球化等问题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保障提出了全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亟待构建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体系，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治理话语权。

　　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控制力与话语权，要统筹兼顾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自身安全与全球资源共同安全。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并构建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治理体系，充分利用优势矿种，拓展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治理机制，在制定全球治理规则、创新治理工具上发挥更大作用，增强我国在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治理中的博弈能力，并逐步掌握国际矿产资源贸易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畅通战略性矿产资源“双循环”通道，构建由中国主导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

　　从国家层面在立法、资金投入和相关行业准入门槛等方面，破除制度性障碍，加快战略性矿产资源应急储备体系建设。增强风险应对和风险处置的协调能力，应用大数据技术，充分考虑资源、技术、经济影响以及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科学研判风险来源，对潜在风险进行识别，检测各环节风险等级，建立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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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亮：落实配套支持措施为“三孩时代”做准备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再到如今的三孩政策，中国生育政策在持续优化。从此前全面二孩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尽管政策推行带来了人口出生率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改善，但是同预期政策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配套支持措施力度不够，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不强。因此，提升生育积极性，就需要在配套支持措施上下功夫。

　　目前学龄前儿童的托育服务还没有普及。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为了照料学龄前儿童，人们不得不高薪聘请住家保姆，或者通过老人或全职妈妈来解决托育问题。为了鼓励更多家庭生育二孩和三孩，就要切实扩大0-3岁学龄前儿童的托育服务，使育龄妇女不会因为生育而陷入职业发展困境。政府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托育服务，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并通过各级政府财政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与此同时，目前公立学校的教育成本不高，但是校外教育培训的支出则较大，子女养育教育与母亲就业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另外，生育三孩带来的住房挑战，意味着要推进城市改善型住房政策调整，使三孩家庭可以通过改善住房来容纳更多人口。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动，取决于政策执行和落地情况，为此要切实加强配套支持措施的贯彻落实和跟踪督查，使相关政策能够真正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并惠及于民，使生育政策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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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序明：给揭榜挂帅者人权物权财权

　　揭榜挂帅，就是要对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进行改革，推动用人机制的“思想解放”，让更多引领创新的科技人才打擂台、破难题，让最能解决问题的人出来，从而促进更多科技创新实现“从0到1”的突破，促进重大科技难题的解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揭榜挂帅也不是什么都需要，而是要有重点，研究真问题，形成真榜、实榜，防止榜单过多过滥。营造创新环境，保障揭榜挂帅者有充分的人权物权财权。能否释放揭榜挂帅活力，科学有效的分配激励、信任放权是关键。选什么样的人参与攻关，科研经费怎么分配、如何使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攻关，一般情况下都要由揭榜挂帅者来决定。也就是说，要让揭榜挂帅者有充分的人权物权财权，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不能让繁文缛节把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一些无谓的迎来送往活动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活动把人才的精力耽误了、把创新活力给束缚了。同时，科学研究不同于其他工作，具有研究复杂性、结果难预测等特点，要求我们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良好科研氛围。对待“揭榜者”要多些宽容，少些无端干扰，让他们心无旁骛出征攻坚，甩开膀子往前跑，为实现“从0到1”的突破提供强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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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晓芒：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片面定向的检讨

　　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亚里士多德那里，一开始就给形而上学作了这样的定向，即必须在“物理学之后”建立起一门有关“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尽管亚里士多德用语言规范来作为自己的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论证工具，但他只是利用了语言的逻辑功能，而遗忘了语言的隐喻功能或超越性功能，更确切地说，遗忘了语言的“自我超越”功能。他用来支持自己的形而上学的例子都是逻辑陈述的例子，却从来不举隐喻、暗示等等非逻辑功能的例子，也不举诗歌的例子。当然，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加“精确”、更加具有严格的规定性、必然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像柏拉图那样仅仅只是一些“诗意的比喻”。他的了不起的功劳正是在于，使得西方哲学从此走上了一门堪称“科学”的学术道路，并使这门学术语言纯化为一种严密的逻辑语言，摆脱了由各种含混、歧义、玄虚和纷乱的解释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但他的盲点也正在于，这种做法开创了西方近现代科学主义愈演愈烈的“人性危机”的先河。他实际上并不能抛开人性中的非理性非逻辑的一面，也取消不了语言中的隐喻、暗示和诗性的功能；但他却强行让这些功能都纳入到逻辑理性的范畴之中加以解释，实在纳入不了的，就当作幻想和迷信而排除在“科学”之外不加理睬，这反而为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等等思潮摆脱逻辑理性而泛滥大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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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南：加快建立健全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实施，确定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有助于强化企业生态环境责任，提升企业现代环境治理水平，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大进展。

　　因此，加快推进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需要强化制度衔接、加强能力建设、开展跟踪评估，确保改革任务顺利推进。一是加快完善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格式准则等配套文件的制定和出台，进一步细化企业披露责任、规范披露行为、明确披露要求、界定信息边界，有效指导企业依法披露环境信息。二是加强实施能力建设。开发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企业环境信息甄别与校核技术，提升生态环境部门和相关部门监管能力。及时总结和推广地方经验，加强宣传与培训，提升企业依法合规披露环境信息的能力。三是开展持续跟踪评估。加强对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跟踪评估，优化完善改革举措，不断深化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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