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创业者至少应具备三种能力
政府鼓励创业，旨在通过创业推动就业。而对创业者来说，首先要想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何要创办企业？回答此问题，我认为要弄清楚三点：第一，要素所有者组建企业的动机是什么；第二，要素所有者中谁会成为企业家；第三，企业规模由何决定。只有将上面三点讨论清楚，才算真正从学理上解释了企业的存在。
先分析创办企业的动机。可以肯定，要素所有者同意组建企业，一定是有共同的目标，不然人们不会合作。这个共同目标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节约交易成本，而是追求规模经济收益。经济学假定资源稀缺，是说人的生命有限。要素所有者要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争取最大化收益，必须对要素进行整合。否则，单打独做不可能达到目的。
而由此带来新的问题是：要素一旦整合，就需要有企业家指挥，那么谁是企业家？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中，何种要素更稀缺，该要素的所有者就是企业家。若资本更稀缺，则资本雇佣劳动，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家；若技术更稀缺，则技术雇佣资本，技术所有者是企业家。
有了企业和企业家，企业规模由何决定？有两种说法：通常的解释，最佳规模是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而科斯却说是由企业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决定。到底哪一种说法对？其实两种说法都对。要知道，科斯讲的企业规模不是产量，而是企业配置资源的规模。资源规模与产量不是一回事，前者由交易成本决定，后者则决定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回头再说创业。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作为创业者至少应具备以下三种能力。
第一，选择投资方向的准确判断力。前面分析过，创办企业是为了追求规模收益，而取得规模收益的前提是产品有需求。若产品已经过剩，再增加投资必然会加剧过剩。产品卖不出，怎可能取得规模收益？故创业者的第一等大事是要选准投资方向，若是方向选错，必满盘皆输；
第二，整合生产要素的核心实力。假若你准备创业，不妨扪心自问：你是否拥有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目前资本与新技术相对稀缺，若你拥有资本或新技术，当然可以创业。但若你既无资本也无高新技术，你凭啥整合别人的生产要素？别人也不蠢，怎可能让你空手套狼？
第三，做强企业的持久定力。企业可通过扩大产量取得规模收益，但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企业最佳产量是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若生产规模一旦超过最佳产量，边际收益会小于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反而会递减。故创业者不可急功近利、贪大求全，而应保持定力，以不断创新推动企业做强。
李建军：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基于乡村建设的艰巨性和数字技术应用复杂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我们首先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牢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各种建设项目和规划建设中统筹数字化创新发展和农业安全的关系，采取各种可能的机制确保农业和乡村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确保乡村居民能够公平地参与和分享数字化的创新收益，真正让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成为重构农业和乡村经济的有效机制和创新动能。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问题，帮助更多的乡村居民适应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文化冲击”和观念变革，以更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数字技术和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各种影响。
程名望：农村人口结构给数字乡村建设带来挑战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往往对其使用者具有一定的门槛。现阶段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在农村人口结构中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这就必然要求应首先做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提升工作以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老龄化也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然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而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通常相对年轻且受教育水平较高，这使得农村留守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更加复杂。年轻同伴或亲属通常是老龄人口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群熟悉和使用数字技术的重要渠道，而由于农村地区很多年轻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使得留守的老龄人口接触数字技术的能力受限，这也会给数字乡村建设带来阻碍。
肖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看家本领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个看家本领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或可作这样的概括：一是知古鉴今，从中把握规律的历史方法；二是通盘考虑，着眼总揽全局的整体方法；三是统筹兼顾，但又抓住重点的辩证方法；四是实事求是，注重实际效果的实践方法。越是碰到麻烦问题、复杂情况、严重局面，越要求我们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军鹏：国家行政体系的内涵、价值与完善
国家行政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决定性因素。“十四五”期间，要围绕“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以完善大部门体制、优化地方各级行政组织体系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国家行政组织体系，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有为政府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国家行政职能体系，以显著提升政府公信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国家行政权力体系，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充分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国家行政法治体系。
陈松友：党内监督“灯下黑”问题的根源与治理
“灯下黑”问题是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权力主体政治认知偏差及下意识忽视，维护自身利益导致的隐瞒、包庇和对抗行为，以及制度执行力不强，党内监督有死角、存漏洞和留空白等。因此，治理“灯下黑”问题需要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等方面入手，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
刘蕊：巩固拓展党的标志和特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这些标志，是我们党凝练和锻造出的鲜明特质和独特风貌，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制胜之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就必须巩固拓展党的标志和特征，领导人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钱勇：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住建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能源局、林草局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进绿色贸易是《指导意见》的核心要求，《指导意见》全文共包含7个部分25条内容。除总体要求和保障措施外，主要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低碳发展先行区、生态环境安全区、制度创新示范区、国际环境合作样板区5个领域，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领域绿色转型、生态环境保护、深化制度改革以及对标国际5个方面对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深入推进绿色贸易作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内容之一单独列出，明确要求推动贸易绿色化。同时，在“推动构建绿色供应链”“支撑服务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等任务和要求中明确的环境标志认证、碳排放权交易等内容，也都涉及绿色贸易相关内容。不仅如此，在“加快重点领域绿色转型，打造低碳试点先行区”中的碳市场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制度创新示范区”中的鼓励跨国公司在自贸试验区设立环境技术研发中心，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构建生态环境安全区”中的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以及在“全面对标接轨，树立环境国际合作样板区”中的对标国际环境与贸易规则及实践等任务和要求中都涉及大量绿色贸易相关内容。可以说，绿色贸易不仅作为一项任务列入《指导意见》，还贯穿《指导意见》的方方面面。
高翔：激发中华精神的时代活力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俱进、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先进文化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深厚丰富的文化滋养。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内核与精华，是民族生命力、修复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源泉。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孕育出以爱国主义精神、自强奋斗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为代表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懈奋斗，使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以薪火相传、浴火重生、历久弥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并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不断激发这些民族精神的时代活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程冠军：《群书治要》善治思想的当代借鉴
《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是一部治世典籍，更是一部善治宝典。这部唐太宗的“枕边书”开启了大唐的贞观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四次辉煌盛世，并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远播海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返本开新，《群书治要》的研究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我们研究《群书治要》的目的是从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助推当代中国走向善治。《群书治要》贵在一个“治”字，仅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的良苦用心。无论是大禹治水、皋陶执法，还是老子的上善若水，我们都可以从中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道”。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治理的典范。禹的父亲鲧治水采取堵的办法，结果白费心力，导致洪水泛滥。禹治水采取的是疏导的办法，结果使洪水这个“猛兽”被彻底驯服，不仅不再危害人类，反而能够造福人类。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治国之要：堵为下策，疏为上策。
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鼻祖。皋陶拥有一只司法的守护神——獬豸，獬豸是一只独角神羊。皋陶每当执法判案遇到难题，是非善恶难以区分时，就求助于这只神羊，神羊识别善恶之后，就会用羊角奋勇顶向犯罪者。那么，为什么它是羊而不是狮子或牛呢？因为皋陶是柔性执法，狮子是猛兽，牛为大型动物，羊则温良而不失勇敢正义，羊顶其一角则是一种惩戒，并不危及生命，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惩戒，也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实质上是一种“善法”理念。
孟子所倡导的善教与皋陶的“善法”理念是一致的。孟子强调民贵君轻，并强调善政和善教。他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如果老百姓违法犯罪，不是老百姓的错，而是当政者的错。理由是，老百姓之所以违法犯罪，是当政者没有教育好他。怎么办呢？这就是实行善教。只有实行善教，才能导正民心，匡正社会风气，从而实现善政，进而达到善治。
首次正式提出善治的是老子。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把善的美德总结为“七善”，并且提出了善治。由此可见，善治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
中国古代就有了善治的理念和追求，但善治的实现还需具备四个必要条件：一是德治，二是法治，三是现代化，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德善同理，我们的祖先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善治文化体系，比较集中的体现就是这部《群书治要》。但是仅有德治是不够的，还要有良好的法治，中国古代虽然也重视法治建设，但历代帝王所制定的法律都离不开“家天下”的影子，极少有良法。另外，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现代化的条件，也就永远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试想，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美好生活，何谈善治！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现代化的条件，为什么没有实现善治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拥有现代化的条件，有的也拥有良好的法治，但是缺乏良好的德治体系，尤其是他们所奉行的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其发展理念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甚至为了少数人利益、本民族利益、本国利益，不惜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毫无爱与善，更谈不上大爱和大善。试问：没有爱和善，何来善治？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是思想家的理想。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推行“仁爱”思想，却不受欢迎，因为列国之君不愿意接受他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四处碰壁，原因在于古代君王没有民本自觉。与中国古代政治和西方政治具有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拥有“民本”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实事”“以人民为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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