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城雄：财政资金如何更好投资科技领域
财政资金对科技领域的投资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科技研发活动进行投资，对象既可以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以是企业的研发活动；二是对科技企业进行投资。
我国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型期，如何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扩大对科技产业的有效投资，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如何运用财政资金，对一些地方传统发展模式下的政府直接投资思维提出挑战。笔者建议，除了极特殊的领域外，政府财政资金应当只投资科技研发活动，而不是直接投资企业生产过程。
首先，投资研发活动可以保障市场公平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行业企业往往是激烈的竞争关系，如果对其中某个或者某几个企业直接进行大量政府投资，就会增强它们的优势，带来竞争的不平等，这将破坏政府对市场公平的维护。而政府投资研发活动，主要是投入到高校和科研院所，或者一些企业的共性技术研发。这些研发投资取得的成果，一般来说比较容易被全行业共享，不会破坏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其次，投资研发活动可以避免投资乱象。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直接投资导致不少乱象，包括南阳水氢汽车事件、武汉弘芯事件等。这些事件中，政府需要投入的资金往往高达数十亿甚至数百亿元，但是最终项目出现烂尾，却少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也是财政资金的特点决定的，财政资金不追求市场回报，也难以要求个人承担投资损失。这就容易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在政绩驱使下出现盲目决策的冲动。如果政府资金仅仅投资研发活动，当投资对象是企业研发时，一来企业研发活动的风险主要由企业自己承担，二来研发在企业总投资的占比一般不会很高，政府资助单个企业的研发资金就会是有限的，很少可能出现一笔资助费上亿的项目。
第三，投资研发活动可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2019年研发投入统计，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2.2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投入2500多亿元，中央政府投入2300多亿元。可见，政府财政资金的研发投入总量并不大，如果大量财政资金直接投资科技企业生产环节，可能几个项目的资金就相当于政府的总研发投入。即使不考虑这些投资失败的风险，同样资金投入到研发与直接投入少数企业生产相比，显然前者对促进我国科技发展更有意义，财政资金的使用也更有效率。
第四，促进科技产业投资用间接引导方式更有效。由于科技产业投资决策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确定性，政府促进科技产业更多应当采用间接引导的方式，充分利用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推动社会资金进行投资。在财政资金方面，间接投入企业可以通过财政引导基金模式，与社会资本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结合，定向投入一些领域和方向，具体的投资项目决策依托社会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完成。当社会资本需要承担投资失败风险时，它们对投资的专业性和风险控制要求就会更高，投资效果也会更好。在税收方面，可以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社会资本进行高科技领域投资的风险，从而鼓励社会资本加大投资力度。一亿元税收减免可能带动的投资规模，往往远大于政府直接投资一亿元财政资金。在金融政策方面，目前也有多种手段可以使用，比较普遍的有贷款贴息政策、科技担保政策、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融资等。当然，我国科技企业还存在普遍的融资难问题，这表明我国在利用金融政策引导科技产业投资方面，还有着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总之，高科技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决策具有极大差异，各级政府不宜再用传统思维进行财政直接投资，笔者建议充分综合运用各类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提升我国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市场公平，最终满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许结玲：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非遗共同体
在国家实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战略背景下，对大湾区城市集群的非遗资源进行整合和协同创新，构建湾区非遗共同体，促进湾区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对“共建人文湾区”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创新”这一核心，可采用“非遗文化+”的多模态融合方式积极推动非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当下，大湾区的非遗文化融入了许多富有创意的设计元素，其衍生品同时兼备艺术及实用功能，真正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陶瓷艺术摆件及印有非遗图案的物件等，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价值挖掘不够深刻、创意设计理念不够新颖等不足，今后可在传统文化重塑、增强代入感和影响力方面下功夫。
总之，可在深挖非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非遗文化+”的创新性融合模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给予现代重建，推动可商业开发的非遗项目走上文化产业发展之路，从而实现非遗的可持续性发展。
王金南：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碳达峰、碳中和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总体上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正在由共识转化为行动。但也有一些地方和行业尚未充分做好碳减排准备，习惯依赖于高碳发展路径。按照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碳达峰至碳中和大致要历经60年，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面临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自然达峰和减排的模式，而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意味着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然是涉及价值观念、产业结构、能源体系、消费模式等诸多层面的系统性变革。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这需要抓牢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这个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用地结构等调整。抓住资源利用这个源头，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抓好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抓实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大力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绿色技术创新。此外，还需要不断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郭辉：井冈山时期红军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
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步云山召开，在由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中提到：“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严峻的斗争形势造就了井冈山时期“枪杆子”当“笔杆子”用的独特景象，以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四军为代表，红军宣传活动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方式在斗争中不断完善，成为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宣传工作开展的代表性工作机制，体现了鲜明的党性原则。
早在中共一大决议案中即提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强调党对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然而在较长时间里，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导多是提供纲领、确立方向，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主要依靠各支部、刊物自行发挥。宣传方面的各行其是给中央工作的部署带来不良影响，以至于专门发布《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要求肃清部分地方党组织宣传工作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国民党工作方法残留。
在井冈山根据地，红军宣传工作受前敌委员会和军队党委（政治部）领导，以确保组织性与纪律性。除了如前文所述，军队宣传队伍建设方面由分散到集中，统归于政治部领导，在宣传内容方面也逐步实行宣传审查制度，要求“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加以审查，新的从速起草”。围绕具体宣传内容，毛泽东还要求制定“红军政纲”等，进行统一。军队政治部在执行过程中，将统一拟定的标语内容编成宣传本（名为红军标语）发放给宣传员。在宣传任务执行过程中要求（军队）“达到一个城市，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区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各连写的标语有标记不怕冒功或混淆，写错了亦易查出予以处罚，因此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在具体执行层面，红四军政治部将134条标语分为三种写法，对县城（大市镇）、县城市镇（大村庄）和行军途中需要刷写的标语数量和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也对如何刷写提出了要求，例如：不要写草字、省笔字；慢一点，力求写得好看，不要性急乱涂；不要写错，不要遗漏字，一条标语写完须查看一遍才走；除各纵队政治部制定地方口号之外（红四军政治部规定，各纵队政治部于每到一地工作时，须制定几个适合当地需要的口号，即“地方口号”），宣传队不得自由创造新鲜标语；一律用毛笔写在墙壁上，不准偷懒改用纸贴等。在管理上，对宣传队的工作开展情况定期开会进行检阅，确保宣传指令贯彻执行。
军事化管理下的红军宣传工作，与以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活动相比具有更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系统化的组织和严密的宣传纪律提升了红军宣传活动的效果，使其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支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将普遍的宣传规律与根据地的实情相结合，逐步完善军队开展宣传工作的制度与方法。宣传党的主张、服从党的领导、宣传工作是全体党员（官兵）的任务职责等理念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制度建构的基本理念，共同构成了新闻宣传工作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袁娅：数字农业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发力点
新农村、新农业、新农人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农业是重要发力点。1997年，美国两院院士正式提出了数字农业概念，25年来，数字农业的内涵不断延伸与扩展。数字农业就是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技术、通讯和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与地理学、农学、生态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等基础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7×24小时对农作物生长环境、生长过程的实时监测，形成有效、连续、完整的动态空间信息，利用各节点基站对数据进行洗选后上传到农业大脑对数据进行分析，结合AI等技术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拟合模型测算，最终形成稳定性高、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数据模型。大力发展数字农业产业、推动我国数据产业发展，要以工业发展思维方式为基础，鼓励适用于我国农业复杂生产环境的科技创新技术，搭建有助于全产业链技术熟化的综合性云上农业试验场，着力在耕、种、管、收各环节为涉农企业与农户提供各类科学种植指导方案、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产量与质量。通过种、收、加工与销售环节的全程可追溯与虚拟可视化，提升数字农业产业链上各利益相关方信息透明度，极大降低生产的不确定性与减少人为因素，确保农产品健康安全，并且增加农民收入，化解“靠天吃饭”和散、乱、小的无序低效状态。
不断减少的务农人员数量迫切要求传统农业种植方法与管理方式的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与人类健康始终是我们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科学有效的精细管理手段是确保粮食安全、农作物安全的焦点。拟合作物种植过程中的生长模型实现远程指导生产是数字农业的重要特点。农业种植模型的标准化与可推广性，是我国小农经济、作坊式农业发展转型的关键突破点，而传统农业打造新型农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是如何（HOW）且何时（WHEN）实现可量化、可复制、稳定性高的农业数据模型。以数据模型指导现代涉农工作者进行种植养殖，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作物产品质量、弥补务农人员不足的短板，从而防范农业种植风险、改善生态环境。数字农业不仅是技术升级迭代的过程，更是我国战略性、资源性产业在技术、资源、产品等环节安全可控的重大课题。
支振锋：个人信息保护法淬炼大市场价值
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是国之大事。除了性别、年龄传统人口学特征意义上涉及的个人信息外，购物习惯、消费偏好等社会性个人信息，甚至人脸、步态、声纹、虹膜、基因、血型、疾病等敏感生物特征，也都可以被收集、加工、分析和利用。这严重威胁到个人自主和隐私，妨碍公民人格尊严和权利，也使得利用个人信息的犯罪日益增多，进而影响到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得益于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海量的个人信息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国在互联网应用上有引领全球之势。但另一方面，“大市场优势”与“大市场劣势”成为奇怪的悖论。不仅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水平难以提升，大市场也沦为互联网巨头躺着赚钱、“龙困浅滩”的池塘。改变这个状态，就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要使命。
郑伟平：当代知识论信念度教条之批判
人们对于不同的命题有着不同的信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当代知识论的信念度概念，即信念是有程度的。信念度的论证是隐晦的，它的常识论证和语言论证都混淆了信念与信心。信念度优先观念认为信念是某个临界值之上的信念度，彩票悖论和序言悖论反证了这种临界值理论。基于“本体”与“特性”的区分，信念本体是没有程度的，作为信念特性的信心是有程度的，它表征了主体信念的坚定性程度。信念与信心的关系是信念优先的，因为信心度是一种模态命题信念。
梁亚滨：美国种族主义的持续性与系统性
两百多年来，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长期存在，因种族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冲突是美国社会的常态，也使所谓“美式民主”成为世间最大的讽刺。究其根本，美国的种族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法律根源。美国的种族主义制度深植于历史、政治、法律中，甚至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使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无法实现。这是美国的耻辱，也是美国带给全人类的耻辱。
徐玉德：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独立完整、融入全球的现代工业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表现出了强大韧性。但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层次不高、核心技术不强、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不安全的隐忧也显现出来。因此，要重点聚焦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调动生产要素活力和红利。以新发展格局为依托，强化我国产业链的集群优势。依靠核心技术突破，补齐产业链创新短板。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推进产业链信息化数字化转型。
杜洪燕、陈俊红：农业生产托管促进服务型规模经营的启示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经营模式，成为规模化农业服务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基于农业生产托管这一服务型规模经营的最新实践，得到以下3点启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支撑农业生产托管规模化作业。延伸托管主体的服务链条，引导各类服务商盘活资源要素。加强生产托管市场监管与风险管控，提高行业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