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鄢一龙著，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中国崛起是人类前所未见的奇迹，打破了三大发展迷思

　　现代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前所未见的奇迹，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发展奇迹。1949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很快就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目前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是大于1.2536万美元。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3岁，“十四五”期间将提高到78.3岁，而美国原来是78.8岁，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下降了1.5岁，变为77.3岁。这意味着虽然以汇率法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还只占美国六分之一左右，但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与美国大体相当。

　　更为重要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崛起打破了三大发展迷思。

　　一是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发展中国家长期被纳入一个西方中心/非西方边缘的全球发展体系中，能够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不被允许突破发展的“玻璃天花板”。发展中国家只能是依附型或者半依附型的发展，而不能真正独立自主发展；只能在霸权国家所容许的分工体系之内发展，而不能触动霸权国家奶酪，许多国家都因此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不但实现内生自主的发展，而且不断攀上发展的新阶梯，跨越了“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也会跨越日本等国陷入的“高收入陷阱”，迈向发展的最高阶梯。

　　二是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更快发展的迷思。以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人均GDP最高的时候估计也只有七八千美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得多的发展，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是打破了西方列强“国强必霸”悖论。世界历史舞台上主角不断在变，霸权争夺战主题却从未改变。与西方历史上的霸权不同，中国不是靠到世界各地殖民、四处掠夺发家致富，而是靠十几亿人民的辛勤劳动、创新革命而富起来的；中国奉行的不是霸道，而是王道，不是“国强必霸”，而是“国强好仁”；中国不是输出战争动乱、输出苦难，而是为世界创造巨大发展机遇，让世界各国搭中国发展快车；中国不是要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唯我独尊，而是要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21世纪的人类而言，中国的崛起不但是新现实，更具有新意义，不但是中国力量，更是“中国主义”“中国道理”。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么亦步亦趋接轨西方模式，要么迟早走向崩溃，是不可能崛起的。而中国出乎意料的崛起，将使得伪装成“普遍理论”的西方政治理论面临整体性挑战，人们将从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知识体系中真正祛魅，认识到所谓的“普适性”不过是西方性，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所谓的“历史终结”不过是历史一瞬。

　　中国道理将重新解释整个世界，重新书写人类知识体系，将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崛起只能用中国话语来述说，中国道路只能用中国道理来解释。历史吊诡之处在于，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融入西方体系是主要推动力，但终究无法被彻底西方化。因为中国块头太大、西方帐篷太小，中国骨头太硬、西方消化能力太弱，中国承担着既吸纳西方体系又撑破西方体系，为人类开创新体系的历史性使命。

　　如同中国经验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一样，中国道理也将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理将重新解释整个世界，重新书写人类知识体系，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而是意味着在西方中心知识体系中被压抑与被边缘化的知识体系的一次解放，意味着被西方思想禁锢住的人类思想进步的一次救赎。

　　中国的伟大复兴呼唤中国学派。要言之，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基于中国自身文明基因，并借鉴西方理论，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为人类社会普遍性问题提出新解释与新表述，用中国道理解释人类发展，用中国话语讲述世界故事。这将是一场跨多个学科、持续几代人、无数学者共同参与的知识革命，中国学派并非西方知识体系之补缺拾遗，而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的根本性思想变革。

　　知识建构范式革命需要超越中西“体用之争”，从西方理论中心范式转向中国实践中心范式，推进“一体三用”的中国话语建构，以实践为体，以马中西三种理论资源为用，推进理论话语创新。实践为体就是要从“西天取经”转向实践取经，摆脱西方理论教条束缚，打破一味追求形式科学性的迷思，在方法论上倡导实践主义，而非演绎主义、证伪主义、实证主义，将理论的科学性分界真正建立在来源于实践、符合实践、经得起实践检验上，而不只是建立在形而上的“科学方法论”上，更不是建立在特定理论的逻辑推演上，在持续进行的“实践—理论—实践”循环中获得理论的此岸性、真理性与创新性。

　　百年新路责人开生面。中国道理无法用西方道理来“我注六经”，而不得不用“六经注我”。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道路对于西方是整体性、根本性之超越，而非局部枝节之差异，举凡经济、政治、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都形成了创新性的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