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有力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从经济社会发展视角看，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着眼长远，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二是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解除家庭消费的后顾之忧。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保障待遇和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三是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稳步有序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
陈强远：国内旅游消费理性化将成“新常态”
多个旅游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国内旅游产品、酒店、机票的订单量与价格均有所增长。与火爆的“五一”假期旅游情况结合来看，不少专家认为，国民出游消费需求不减反增，旅游业国内大循环呈现良好态势。
当下，疫情防控常态化是国内旅游活动长期的大背景。未来，国内旅游业发展长期向好的势头没有改变，国内旅游档期、项目和产品的“爆款”与“冷门”仍将同时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正倒逼消费者改变消费习惯、方式与模式，国民旅游消费更趋理性化。一大表现是本地游、城市周边游成热门旅游项目，在空间地域上分布更加均匀，有利于改变旅游资源与旅游需求的空间错位，减缓或避免旅游扎堆现象的出现。此外，消费者选择的旅游类型更多样化，游客利用数字化、预约制等智慧旅游技术自发调节出游计划。
陈秋霖：中国互联网医院建设如何走得更远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健康界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互联网医院数量累计超过1000家，大部分由公立医院自建和运营。尤其是在疫情的催化下，互联网医院发展加速趋势明显。
互联网医院是新生事物，没有成熟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唯有在实践中持续创新。具体来说，一是持续模式创新。互联网医院除将线下医疗服务线上化，还可以延伸医疗服务，让原来开展不足的诊前诊后服务更好实现，同时还可以增加医患沟通的渠道和延续性，推动医患长期互信建设。二是持续制度创新。我们既要勇于探索，推动关键性政策实现突破，如在“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等特定区域，对一些风险相对较低、国外已有探索实践的特定专科开展首诊试点。此外还要加强规范管理，推动政府监管创新，如更好利用大数据开展数字治理，更好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等。
田丰：“儿童主任”需要扮演的三种角色
儿童主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在很多地方的试点和实践中，都设立过儿童福利主任、儿童福利督导员等岗位。从一些地方的实践来看，儿童主任需要扮演的是3种不同的角色。
儿童主任的第一个角色是未成年人与家庭关爱之间的桥梁。现实生活中，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家长外出务工、终日忙碌，缺少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和保护未成年人。困境儿童由于父母缺少监护能力，多与祖辈共同生活，缺少足够的家庭教育和保护。社区儿童主任能够部分扮演家长角色，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困难，重拾家庭温情。
儿童主任的第二个角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守护者。儿童主任的守护者角色，不只是要承担未成年人保护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习得社会规范，遵守社会规则，成为能够融入社会生活的有用之人。
儿童主任的第三个角色是国家政策的传递者。社区儿童主任是国家优惠政策的传递者，能够整合辖区内的各种资源和政策，帮助有需求的未成年人和家庭真正享受到政策实惠，让未成年人成长和保护政策的执行和监管有了制度保证，让国家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爱心和关心落到实处。
高洁：向世界释放出持久吸引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大幅下降42%，但中国吸收外资逆势上涨，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跨国投资在全球“遇冷”的大背景下，为何中国引资能实现逆势上扬，成为跨国投资的“稳定器”和“避风港”？
中国经济率先强势复苏。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为稳外资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保障。同时，国家推出一系列积极有效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进一步开放部分行业，促进了新投资的增加，对全球经济复苏起到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
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这些使人民币得到全球更多国家认可，人民币资产成为有极大吸引力的优质资产。
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明显。中国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可以完成研发、设计、生产、商业化的全部流程，完整产业链优势较为明显。
中国正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向世界表明支持经济全球化、实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这些都增加了外商对华投资的确定性。
宋明：推进行政执法改革 建设一流法治政府
2021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该法总结了过往行政执法的经验，巩固了行政执法领域中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升行政执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一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二是行政执法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三是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立案依据、实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应当公示。
不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行政执法力量。一是在横向上，应厘清执法机关职责权限，整合执法主体，深入推进综合执法，努力实现执法机构的精简和统一。二是在纵向上，应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和事权，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减少行政执法层级，推进执法重心向市县政府下移，着力提高基层政府执法能力，特别是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充分发挥行政执法教育功能，贯彻执法为民理念。一是为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解决违法成本低等突出问题，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种类进行了整合和完善，引入行为罚、资格罚等方面的行政处罚种类。二是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突出行政执法的教育意义，提高社会对行政处罚的认可度。三是积极发挥行政执法对预防和减少违法行为的功能。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实现权责一致。一是罚款数额不得与考评挂钩。二是确立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
强化完善“行刑衔接”机制，理顺行政与司法关系。一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二是，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是，行政处罚实施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加强证据材料移交、接收衔接，完善案件处理信息通报机制，以解决有案难移、证据材料移交接收衔接不畅等问题。
陶一桃：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探索。所谓“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所采取的不同于一些国家激进式改革的改革路径，是在以建立经济特区为重要的实践载体，以“先行先试”为主要的实践逻辑与步骤的前提下，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潜能；以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为核心，以自下而上改革为路径；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以全方位改革为方向；以发展经济为着眼点，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非均衡发展为路径，以协调与共享发展为宗旨的渐进式改革。
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实践模式与路径，一方面，它在中央特殊政策所创造的率先改革的制度空间内，实践着国家改革的整体意图，同时又以不断“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创造出新的制度需求，从而使中央顶层设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特殊政策诱发的源于地方政府改革能动性的诱致性制度，作为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与需求的两个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相辅相成的有机进程。另一方面，经济特区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型框架下，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结果和推动力，不断以“先行先试”所派生出来的，充分体现地方政府改革勇气与胆识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促进、推动的方式，构成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不断向纵深迈进的内在演进逻辑。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实践模式与路径，在形成由特殊政策所致的，对生产要素和经济实体强大吸引力的“虹吸效应”的同时，又以其中央授权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地方政府的大胆改革)创造出被加强了的“虹吸效应”，从而更加提高了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制度绩效。
盘和林：政府应恪守市场契约精神
“为什么以前对投资商说可以，现在又说不可以？”日前，某地方官员指出，一些市县在营商环境方面新官不理旧账，之前招商的投资项目换了领导就不算数了，该问题引发社会热议。
该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解决的关键在于从招商引资到落地服务、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政策实施链条中，政府要全链条诚信守约。当然，关于政策切实落地，从市场契约的层面来看，应包括两个维度——写进合同的微观契约与作为大的营商环境的宏观契约，其中后者更为重要。政策切实落地是营商环境最基础的要求，也是恪守市场契约的具体表现。因此，答案也应该是政府恪守契约精神。
潘怀平：着力破解对“一把手”监督难题
有权不能任性，用权必受监督。近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开发布，释放了要以强大的监督力量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强烈信号。明晰监督职责、突出政治监督、明确监督重点、压实监督责任、细化监督措施、健全制度机制为有力举措，把党章党规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把实践中有效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性规范，旨在形成系统化的党内监督制度链条，着力破解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难题。
加强对“一把手”监督，要突出监督重点。强化党内监督，重在日常、贵在有恒。《意见》突出了对“一把手”常态化监督的重要性，明确党委（党组）、纪检机关、党的工作机关要将“一把手”作为开展日常监督、专项督查等的重点。要让“一把手”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表率，这就需要中央组织部重点强化对省级党委、中央单位“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巡视巡察工作的重点任务是紧盯“一把手”。巡视巡察组要重点强化对党组织“一把手”的监督。
加强对同级领导班子监督，要压实监督责任。同级监督一直是“老大难”。对领导班子中发现其他成员有违纪违法问题的，隐瞒不报、当“老好人”的，《意见》确立了连带追究责任制度，成为最大亮点。这既能有效防范“好人主义”“抹不开面子”“把自己当旁观者”的不良现象，又能实际克服“同级监督太软”的突出问题。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以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防止出现决策“一言堂”甚至“家长制”问题。《意见》强调，坚决防止以专题会议代替常委会会议作出决策，坚决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决不允许领导班子成员将分管工作、分管领域变成不受集体领导和监督的“私人领地”。这就是要严格遵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基本原则，以有效的监督促使“一把手”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张贵洪：联合国不该成大国对抗的“战场”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特点是“单打独斗”，那么拜登政府更多的是采取“拉帮结派”的联盟方式。美国对华开展全面竞争甚至对抗，已成为疫情后世界秩序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不仅如此，美国还在联合国开辟“新战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周三对国会表示，她正努力监督并控制中国对联合国的“恶意影响”。她声称中国在“积极而胁迫性地使用其在联合国的力量”，并用“专制手段实现多边主义”。
联合国是国际合作的舞台和全球治理的机制，当然不应成为大国对抗的“战场”。联合国现在的核心议程是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和平，工作重心是应对气候变化及新冠疫情等全球性问题与挑战，而不是任何一个会员国的所谓威胁。如果一个常任理事国把另一个常任理事国视为威胁和挑战，并且拉盟友进行对抗，那么联合国将重新陷入冷战时期的分裂。如果进一步升级为冲突，则将对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造成致命性打击。
中美在联合国有竞争的领域，也有对抗的可能，更有合作的空间。中国欢迎和接受与美国开展包括制度、价值和道路在内的多方面竞争，竞争谁能为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承担更多的责任，竞争谁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竞争谁的理念和方案更有利于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我们不惧对抗但应尽力避免对抗。中美对抗是两国人民、地区国家和大多数会员国不愿意看到的。在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上，在防扩散和裁军、建设和平保持和平、预防和解决冲突等重大安全问题上，中美各有优势和资源，理应开展合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我们要警惕美国的“大动作”，也要防范其“小动作”。联合国应被建设成为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成为大国对抗的“战场”。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