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倬彦：实施三孩政策 完善配套措施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要战略部署。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需要关注新时期女性发展，从促进女性发展的角度构建配套支持政策措施。在政策设计上，应加强以下三个着力点：
一是重在建立尊重生育的价值理念。生育是人类自我繁衍的手段，母亲孕育了生命，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要将生育融入到社会机制、政策和环境的设计中，营造尊重生育的良好氛围，增强母亲的自豪感。二是重在推动家庭内部性别平等，推动男性积极分担养育责任。三是重在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从供给侧发力，最大程度分担家庭生育成本。
在具体措施上，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营造尊重生育的社会环境。倡导夫妻共担生育责任的家庭文化，肯定无偿家庭劳动的价值。二是着力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探索将产假转为带薪育儿假，鼓励育儿假在夫妻间分配，引导夫妻双方共休育儿假。生育保险逐步扩大覆盖所有育龄女性，保障生育假期的福利待遇。鼓励并倡导用人单位为有家庭责任的男女职工提供弹性工作制，适当放宽女性晋升时年龄限制。通过税收优惠、资质评定和品牌宣传等方式，鼓励用人单位创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建立合理生育成本分担机制，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就业，优先减免职业母亲的个人所得税。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大力发展多元化、多样性普惠性托育服务，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三是提供高质量的生育体验服务。围绕女性备孕、怀孕、生产和产后恢复，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女性生育过程的舒适满意度。
穆光宗：以人为本与以数为衡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口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中国与其说需要树立人口总量意识，不如说是树立人口结构意识、生态意识和力量意识。人口问题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而且是人口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人们常用“冰山一角”来诠释问题的浅表和深层、显性和隐性、局部与整体的关联。我们要关注“海平面”下深度深层深刻的人口问题，即人口的结构、关系和功能问题。人口结构包括了性别年龄结构、人口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和职业结构，还有人口的民族结构或者族裔构成。人口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赡养关系、亲子关系、代际关系、代内关系等人口的社会生态关系，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的功能是指人口的社会价值、正面影响力和积极的作用，包括了人口的创造力、生产力、竞争力、战斗力、威慑力、服务力和支撑力等的强弱和转化。人口红利并非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人口负担比相对较轻的所谓黄金人口年龄结构（实际上是“人口机会窗口”），而是相得益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所以，人口红利可能会衰退，但只要有人口的更替和成长，就会有人口红利的产生。
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人口学的伦理志向。见数又见人，要见人的什么？质言之，人权、人道、人情与人心，以及人的健康技能素养、文化知识素养和伦理道德素养，尤其是骨子里的民族精神。在人口科学本土化发展中，需要倡导厚德自强的中国精神，挖掘奋发向上的中国力量，创造文化领航的中国气象。以人为本、以数为衡是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方法论，要以人的全面发展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全方位增进人民的福祉，这是人文人口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追求“幸福GDP”的增长，推动社会“共建共融共享”应该成为少子老龄化时代的共识和强音。
王东京：理解发展阶段转变的理论逻辑
理解发展阶段转变的理论逻辑，应从“中心人物”需求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两个维度入手。罗斯托关于发展阶段转变动力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二是需求升级要求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分析框架告诉我们，理解发展阶段转变的理论逻辑，应从“中心人物”需求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两个维度入手。
我国经济之所以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由有二：第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心人物”是人民群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的需求将会不断升级，由此决定，国内主导产业部门当然也需要随之转型升级。
任国友：安全生产法修改后有哪些亮点
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首次提出通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通报制度。同时，还增加了关注从业人员健康状况、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规定。
第一，首次提出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通报制度。第二，首次提出关注职工心理健康和行为制度。第三，首次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第四，首次强制实施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当前，我国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期，新的风险不断涌现，此次修法将进一步压实各方主体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汤维建：行政公益诉讼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与一般的行政诉讼“民告官”的性质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是“官告官”的诉讼。从世界范围来看，检察机关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动主体较为少见，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遵循了“先行政后司法”的公权力运作逻辑和职能定位，理顺了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公益保护中的关系。数据表明，检察机关发动的行政公益诉讼，不仅优化了检察机关自身的职能体系，使公益诉讼检察与刑事检察、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构成“四大检察”相携并行，检察机关作为我国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得到进一步彰显，同时还有力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动了法治政府建设步伐，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游士兵、马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的“火车头”作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优化城市产业体系。产业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源，是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不论是解决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还是着眼长远发展，都需要推动城市产业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城市的区域带动力和国际竞争力。激发城市消费需求。适应城市需求结构趋势性变化，围绕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着力改善消费供给，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供给，满足不同群体多层次消费需求，为消费升级提供更多选择。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城市治理是城市发展和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重要保障。
景安磊：稳定民办教育发展预期
近日，历经多次修订、社会各界翘首以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终于颁布。改革争在朝夕，落实难在方寸，能否积极回应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和师生群体的多方权益诉求，是影响民办教育新法新政有效落地的重要因素。《实施条例》找到了凝聚多方共识的突破口和着力点，积极回应合法权益诉求，稳定了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的预期。
《实施条例》在引导举办者作出合理选择的同时，积极回应其合法权益诉求。一是依法保障举办者的分类选择权。《实施条例》规定，允许举办者可以依法募集资金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并细化了相关政策要求，为引导更多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提供了合法路径。二是依法保障举办者的决策权、管理权。《实施条例》规定，举办者可以依法制定学校章程，同时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三是依法保障举办者的财产权。《实施条例》从法规制度设计上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创新，允许现有民办学校举办者可以根据其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与继任举办者协议约定变更收益，但协议不得损害学校权益和师生权益。四是允许举办者与民办学校进行合法关联交易。《实施条例》规定，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其他民办学校可以与利益关联方进行交易，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合理定价，并进行利益关联方交易的信息披露。五是依法保障举办者奖励权。《实施条例》规定，对于举办民办学校表现突出或者为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和表彰，同时还要求各省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与奖励措施。
刘永青：要把握好新发展格局的结构性特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结构的最优化至关重要。一是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处理好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要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二是处理好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市场规模大、国内大循环的优势，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同时，要在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合作，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党颉、钱允凤：精准通用课程定位提高职教适应性
笔者所在的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建立以职业类型为目标的新型教育教学团队，打造专业“课程包”，构建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并以通识教育为抓手，将培养学生洞察、选择、剖析、整合能力为目标，按照“精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融合模式，全力培养适应职业能力发展需求的杰出技术技能人才，稳步发展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专业群，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学校重组通用基础课程团队，根据专业和专业群的建设以及职业和产业链职业群对人才知识和能力的需求配备相应的师资。教师以专业和专业群为主轴形成团体，适应职业岗位的需求。在团队建设上，以二级学院为一个专业群，针对相应的产业链、人才链市场需求，建立综合的较大规模的教育教学团队，在二级学院以专业为基础针对相应的职业建立职业教育教学团队。在团队建设上按照职业在“德、智、体、美、劳”上全面发展的具体需求，配置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语文、英语、数学、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打破了过去专业教学与通用能力素质教育之间“两张皮”的现象，实现通用素质教育精准对接专业需要，克服了通用基础教育针对性乏力、适应性滞后的不良局面。精准通用能力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大大提升了专业课教学的生机和活力。
滕道明：坚定职业教育自信
截至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已为各行各业累计培养输送2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即使在高精尖领域，职业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也不可替代大有作为。火箭发动机高级焊接技师高凤林，1980年技校毕业，有36年工作经历，因解决世界性难题——火箭发动机螺旋管束式大喷管焊接技术而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的认可和推荐，为世界16个国家参与的反物质探测器项目开发的制造工艺方案，获得了美国宇航局认可。职业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而且为社会正常运行提供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职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在“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中，职业教育一马当先成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职业教育一方面直接为脱贫攻坚提供人才、项目、技术、信息和资金支持，通过输血使贫困家庭迅速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发挥职业院校的培训功能对相应人群既扶智又扶志，通过造血使贫困家庭得到持续发展。当前，我国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达成了“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目标。职业教育使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领，过上了尊严而体面的生活，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对国家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提高了职业教育自身的适应性。未来应坚定职业教育自信。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