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冰子: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
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对于促进三孩生育政策更好落地有重要意义。当前,产假和生育保险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建议在如下几个方面积极探索对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
第一,将延长期产假的生育津贴纳入生育保险待遇。第二,延长带薪父亲陪产假。目前不少地区的父亲陪产假仅为7天,对于父亲参与育儿的鼓励作用有限,参保男职工的获得感不足。建议将其延长到至少1个月,同时父亲陪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也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第三,由生育保险基金对用人单位进行补贴。生育休假还会给用人单位带来除工资外的其他成本,如支付其他员工的加班工资等,应考虑适度补贴用人单位的相关成本,补贴的水平应与根据享受生育津贴员工的数量挂钩。第四,逐步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考虑到我国青年人口中灵活就业比重上升,其收入的不稳定性也较高,将其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十分必要。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实施也提供了有利契机,应完善保险制度设计,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第五,应尽快落实父母育儿假制度。父母育儿假应主要定位于满足年幼儿童的临时性照料需求,建议对于有6岁以下的儿童的家庭,父母双方每年根据孩子数量可分别享受一定的带薪假期,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周红莉:新世纪散文的时代意涵与审美风貌
与之前各个时期有别,新世纪散文不仅传递着写作主体对散文的审美理想和认识,更与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理想读者等外部因素交互共生。一方面,新的时代经验生成了散文书写新气象,另一方面,作家在现实与历史多向观照、时代表达与个人自叙的立体展现中拓展了散文的新空间;一方面,具有生活质感和个体生命气息的作品多有可观之处,另一方面,文坛也孳生了一些泡沫化散文。这些摇曳多姿的散文现象,同时促生了散文研究的丰富繁盛。
作为时代“刻录器”的散文文体,既叙述着新的时代经验,也参与着国家文化建设的新进程。这主要涉及三个维度:一是在文化路向上重回红色传统,创造了新世纪“红色散文”,如继承“长征精神”“沂蒙精神”传统写作、开拓“一带一路”新图景写作、彰显“中国精神”与提倡“正能量”叙述,这些散文在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呼应时代召唤,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故乡叙述拓展新模式,返乡、乡土仪式、民间信仰、新农村发展等题材大量涌现,“民间散文”用“非虚构+逆城市化”的写作方式打破了20世纪乡村拟想或田园自足体系的乡村散文模式,既有精神原乡演绎,也有对泛文化时代芜杂心灵的清洗,冯骥才的乡土精神系列等属于此类。三是自然生态观念更加强化,“自然散文”既是复归“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自发性诉求,也是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学性表达,多维度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超越了此前“自然+人”的简单写作模式,出现了梁衡的人文森林学系列、刘学刚的草木记系列等新生态文明写作。
夏正林:全民终身法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调整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就逐步被重视了,推行全面的法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全民终身法治教育是指导包括政府、社会、单位以及个人共同参与的,贯穿于每一个公民终身的法治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着重两点:
一是法治教育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规范的宣传,更应该注重法律意识的培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应当侧重于不同的内容。法治意识是整个法治建设基础,只有法治意识到位了,法律制度的建设才具备坚实的基础。法治意识的缺失不仅影响着法治社会的建设,更影响着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的建设。但法治教育应当循序渐进,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法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应当是不同的。
二是推进法治教育不仅仅是政府的工作,而是包括政府、社会、单位以及个人在内的系统工程。在实践中,如果我们仅仅把法治教育看成是政府的工作与责任,效果肯定不会明显,而且还会出现形式主义。政府应当在个人成长的不同阶段提供规划,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将其纳入教育体系。而随着个人的成长,个人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对法治的需求使其自学的欲望也在不断地提高。此时,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应当在提高法治教育便利性上下功夫,比如提供便于人们查阅学习相关法治资料的设施等。
刘超:绿色资产从何而来
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资产的价值支撑,绿色资产为绿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绿色资产主要由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绿色产业集聚发展所形成。绿色资产具有保护自然环境、促进节能减排的良好属性,有效管理和配置绿色资产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唤醒沉睡的绿色资产需从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创新、政策协同等方面建立健全绿色资产形成发展的体制机制,打通绿色资产规模提升的渠道。建立健全绿色金融相关制度。加强绿色科技创新,规范产学研合作发展机制。
杜志雄: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
从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的整体来看,特别是就其中的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看,乡村产业发展已整体进入由“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主导,向既重视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又重视农业农村多功能性产业化和乡村价值深度开发”转化的新阶段。乡村产业发展形成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通过流通半径的扩大与更广泛的消费者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产品和服务市场空间扩张和价值增殖。把很远距离的产品销售到城市,实现远在深山的产品与城市居民需求的结合是一种长链化的追求。对小众、特色农产品,也可以将消费者引导到当地来消费,即通过建立短链食品消费体系,扩大产品的消费者,从而实现产品价值增殖。
孙明增:从党的百年历程中坚定道路自信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性课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引入过各种“主义”,成立过多种政党,提出过各式救国方案,然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出路在哪里?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百年来,从开天辟地的建国大业到改天换地的兴国大业,从翻天覆地的富国大业到惊天动地的强国大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韩美群:找准乡村文化脱贫与文化振兴的衔接点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谋划和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大文章,必须找准乡村文化脱贫与文化振兴的衔接点。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延绵不绝的根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中的精华,守好乡村文化之根,是乡村文化扶贫工作的重要一环。文化“输血”是通过文化、知识、资金、人才等下乡,将健康有益的文化输送到农村。在贫困农村地区,文化“输血”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精神、文化贫困状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张海:如何缓解当下严重的教育焦虑
某种程度上,今天已经进入一个全球教育焦虑的时代。应对教育焦虑的具体对策可以包括:首先,构建全面的现代教育质量治理结构,推进数据驱动的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其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推进家庭教育。第三,促进孩子智力和人格发展,倡导注重过程的智慧的教育。
李小云:疫情后国际发展合作走向扁平化
新冠疫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联合国发展筹资体系以及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改革进程。过去十年,这两个体系一直推动建立一个基于伙伴关系的更有效的全球发展合作体系,这一进程将会受到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阻碍。当然,我们同时需要看到,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也会带来新的机遇。首先,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再次表明,离开国际合作,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效应对全球性公共危机。其次,疫情虽然对过去已经形成的发展合作议程,比如经济发展、减贫等产生影响,但新议程仍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线上。再者,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界限将进一步变得模糊,在人类危机面前,任何国家都有可能需要援助,任何国家都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援助,疫情后的国际发展合作将会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
袁红英: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个关键
脱贫攻坚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得到较大改善,但脱贫人口生计脆弱、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的情况仍然存在,脱贫地区总体发展基础仍然比较薄弱。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平稳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握五个关键方面。分类优化调整,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明确责任分工,体制机制的延续与创新并存;做强优势产业,扩大产业联接的利益群体;坚持党建引领,激发乡村发展的人才活力;注重两个差异,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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