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东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进程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
一、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相结合,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根本制度。二是始终坚持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当前,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仍然面临着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我们要敢于“亮剑”,增强阵地意识,尤其要牢牢把握新闻媒体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
二、坚持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统一,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一是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始终如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坚持意识形态话语形式与人民群众话语表达的有效互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要坚持通俗化道路,建构大众话语表达,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认可。
焦思盈:中文何以进一步成为国际公共产品
随着中国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文作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语言资源和外在表现,日益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载体。向国际社会供给中文公共产品,有助于世界各国了解并分享中国智慧,从而有效提升全球治理体系效能。
第一,充分利用“全球中文学习平台”等线上智能语言学习平台,实现个体学习效用最大化;第二,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汉语学习类APP、流媒体平台、门户网站等,构建全球中文学习以及中华文化传播矩阵,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语言学习环境;第三,充分利用语言数据库,例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CCL语料库”等中文语料检索数据库,实现对真实语言使用状况的把握。
此外,需要加大培养“中文+专业”人才,促进中文教育为其他产业赋能,助力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案例和项目,高质量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例如,在沿线国家建立“中文+职业”或“中文+职业技能培训”的培养模式,包括中文+航空、铁路、农业、商贸、旅游等,实实在在立足于当地需求,为实现互联互通提供便利。实践表明,此举不仅为当地中文学员扩大了就业渠道,也为增进各国语言文化交流发挥了独特作用。
何咏前:紧抓疫后全球价值链重塑机遇期
当前,全球正逐步进入后疫情时代,资源要素禀赋格局调整将推进产业链重新布局。2020年3月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约20%的制造业中间品贸易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的中间品出口下降2个百分点,将导致45个主要经济体出口下降约460亿美元。在后疫情时期,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方式和地位的变化,中国更应主动顺应重塑趋势,抓住整合提升的机遇和空间。
一要树立全球思维,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主动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二要优化国别产业布局,鼓励企业开拓创新走出去,逐步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全球配置资源能力。三要把握全球治理变革趋势,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多双边与区域合作;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四要建设全球共享的统一大市场,扩大内需,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五要统筹好开放与安全,健全产业安全机制,完善经济安全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六要提升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能力,积极参与新一轮规则制定,有效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张再生、李鑫涛:腐败宏观政治成本的生成逻辑与追付路径
腐败宏观政治成本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少数贪腐分子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淡漠,有法不依、有规不循,易造成社会失范,让制度性资源流失、制度优势难以体现,引发制度性政治成本。二是干部选任过程中“用人失察,带病提拔”“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现象造成结构性人才断层,贪腐分子、“卖官者”以及部分“买官者”可能受到处理,但相关人员的替代成本、机会成本以及由此对党和国家事业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难以补偿,引发组织性政治成本。三是腐败行为多发、群发的地区往往“码头文化”“圈子文化”盛行,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而政治生态一旦遭到破坏,修复难度大、修复时间长,必然给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持续性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引发意识形态性政治成本。四是一些地区部门行业内潜规则盛行,一些腐败分子表里不一,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引发群众基础性政治成本。
治理腐败,需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坚持精准施策,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和净化政治生态,追付腐败宏观政治成本,根治诱发腐败的“毒素”。首先,强化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和检查考核,压实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责任。其次,完善党领导下的监督制度和监督体系,降低腐败的制度性政治成本。再次,提升公职人员的治理能力、专业素养、防腐拒变能力,弱化腐败的组织性政治成本。最后,优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舆情治理机制,严格控制腐败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成本。同时,积极建立腐败治理官民互信机制,减少群众基础性政治成本。
王丛虎:完善的科学评价机制让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凸显
再好的科技成果和再优秀的科技人才,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就很难被识别出来,更难为社会发挥最大效用。为此,只有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机制并让该机制有效运转,才能确保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进而形成持续激励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如何构建“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标准、评价程序、评价结果应用”等系列问题和具体环节则显得至关重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对此有了专门安排。首先,《意见明确了谁主导评价的问题,还确定了评价主体的责任制。其次,《意见》提出多元主体评价模式。再次,《意见》提出市场化评价方式。最后,《意见》提出了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只有依据科学的评价标准才能评出科学的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为此,《意见》提出了“要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真正建立起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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