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喜平（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晓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发展格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发展格局理论的突破与超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发展格局思想在新时代的最新理论创造。在科学把握新发展格局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未来发展的导向性，可以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几个领域出发，以改革、创新和开放为根本动力，以更加开放、自觉、主动的态度来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二者互促，指导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发展阶段就如何认识国内外发展形势、如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1〕。新发展格局是科学把握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所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 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发展格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虽然没有关于发展格局的直接理论阐述，但他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内在关系的思想非常丰富和深刻。考察马克思经济文献，可以看出，马克思分别从经济发展过程的整体结构、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等角度，对发展格局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理论说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理论著作中，马克思详尽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循环如何实现、社会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如何运行等问题，从马克思对社会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全面分析，尤其是他对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中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所进行的数量、比例以及发展顺序的详尽论证，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平衡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中各发展主体及主体内部的比例关系，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问题。

　　首先，从经济发展过程的整体结构来看，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四个环节能否实现内部自洽、有序发展，直接关涉到经济循环能否顺畅进行。在四环节中，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决定因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2〕；当然，消费、分配、交换等对生产也会有反作用，“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3〕，“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4〕。具体到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研究时，马克思着重论述了生产才是资本得以增殖、资本主义制度得以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生产才能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增殖，分配、交换和消费则只能影响价值实现或参与价值转移。因而，生产才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

　　其次，从促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来看，马克思认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就劳动力而言，“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5〕，若想要劳动力“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6〕，以发展人的劳动能力；就资本而言，资本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一切范畴的“普照之光”，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投入规模直接决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规模；就技术而言，马克思主要论述了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并强调“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7〕，“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等。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劳动力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即劳动力在生产活动中可以创造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因而劳动力是资本得以增殖、资本家得以盈利、资本主义制度得以运行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

　　最后，从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来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9〕。在此基础上，他一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得到极大满足，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和交往成为必然，人类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另一方面，他也揭露了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格局，本身就暗含资本自我增殖与自我毁灭的矛盾对抗〔10〕，而这种矛盾对抗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由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1〕。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已经明确了政府宏观调控对于经济长久持续发展必要性的基本思想，并在之后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设计中，得以延续及实现新发展。

　　如果我们把新发展格局与马克思关于发展格局的理论说明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继承了马克思的发展格局思想，如有关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体结构及关联性分析，尤其是对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的适配性探究；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也实现了对马克思发展格局思想在新时代的新创造和新发展，如强调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创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国内大循环与国外大循环的双向互动及其对经济的极大推动力等。新发展格局在继承马克思发展格局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新发展，这些理论创新，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第一，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整体结构分析，尤其是他对生产环节决定性作用的强调及对消费等环节对生产领域的反作用论证，为我们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提供了基本思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应重视生产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对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促使生产、供给体系能更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不断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全面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切实提升发展水平；而且也应根据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实际”，重视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对生产的反作用，尤其是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以增强居民消费需求、刺激生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2〕，我们在强调生产端、供给侧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根据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加强对需求侧的管理，使二者能够互融互通、共同发展，逐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13〕。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促使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能满足人民对更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真切需要。正是新发展格局这一关于供给与需求动静结合、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实现了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经济发展格局偏重生产领域研究的新发展。

　　第二，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动力要素的分析，为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及增长动力的转换与升级带来重要启发。马克思所论证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这些动力要素，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着大量劳动力和外部资本等比较优势，加快了对外出口步伐，乘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融入到了国际大循环中去，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促动增长的要素和条件与之前大不相同，想要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主动权，就要由之前劳动力、资源等驱动的外延型增长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不断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实现我国在科技创新等领域的独立自主，从而“助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与供应链现代化水平”〔14〕，以打造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新发展格局思想中对“创新”这一要素的着重强调，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时代价值，也实现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动力要素分析的时代新突破。

　　第三，马克思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分析，为我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独立自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带来更大理论底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承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建立且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践探索中明确了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关系，即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在把握政府“有意识的社会调节”这一原则下，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角度出发，明确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新发展格局虽然强调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但并不是说要回到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不再重视国际大循环，而是要一方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升级，以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满足国内居民更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在增强我国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推动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开放来刺激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使得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也更加依赖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最终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双向互促〔15〕。简言之，新发展格局正是在坚持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两个市场”“两大循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实现了对马克思发展格局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研究视域的创新。

　　二、 新发展格局是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格局认识的突破和超越

　　在经济学说史上，较早以发展格局为研究主题进行理论探讨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家们从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变等视角对发展格局进行了详尽分析，其中有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时加以参考借鉴。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等著作中指出，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发展模式、发展状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转变的基本趋势。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投资、政府收入、教育、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等十个经济社会指标的结构变动及其作用机理，且强调了“投资和储蓄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就发展而言，重要的是需进行全面的结构转变”〔16〕，就此引申出“研究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结构调整”的基本观点。除此之外，钱纳里等人还从市场化角度论证了发展格局的不同路径选择，详尽论述了“市场机制和相对价格在决定资源配置和结构转变方面的作用”〔17〕，概括出了外向型（出口扩张型）、中间型（平衡型）和内向型（进口替代型）等三种工业化形式。此外，其他发展经济学家也做了相关研究，比如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劳动力、资本投入和储蓄等经济发展动力要素的分析，以及对出现市场失灵时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强调；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对于经济发展具体过程的阶段递进式描述，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具体政策建议的侧重分析〔18〕，如在追求生活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应制定促使技术创新的政策；缪尔达尔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非经济因素分析，从制度和结构上论证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不利因素，并明确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和制度创新，等等。

　　钱纳里等人关于发展格局的理论探讨，不仅对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其中某些理论内核对于现阶段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也具有借鉴意义。他们关于非均衡条件下结构转变的思路研究，不仅为中国分层次、差异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启示，而且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深化改革以调整经济结构的方法启迪；他们关于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多种因素分析，特别是关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论述，也为新形势下中国根据国内经济基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复杂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来选择适宜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参考；他们关于大国与小国发展格局的差异分析，尤其是对大国发展格局的规模效应研究，论证了国内市场对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中国新发展格局应“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一内在要求，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尽管西方发展经济学从不同侧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实现问题，看到了发展格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但由于利益及阶级的局限，他们对于经济发展格局的认识不可能深入到本质。首先，他们关于结构变化的论述，仅仅是“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某些领域的系统变化，虽然是系统变化，但它是局限在某些领域的，而不是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变化或成熟框架”〔19〕。这种仅针对于国内某些领域、某些要素的理论论证，缺乏了关涉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协同性研究。其次，他们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认知过于片面化。早期的结构主义否定市场作用、主张通过政府计划手段来指导经济发展，后来的新古典主义则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利用市场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双方就资源配置方式这一问题上，大都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其实践应用后的结果也都不尽人意。实践证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自我调节并不冲突，只要根据各自发展的具体实际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关系，就能促动经济较长时期的发展。最后，他们在进行发展格局理论探究时，只是将人们的收入水平、分配状况当作影响经济增长或工业化实现的一个参数或变量，就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而言，后者只是前者的附属，物仍是大于人的存在。在这一问题的认知上，发展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致的，并未真正实现理论突破。

　　新发展格局思想是面对新发展阶段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是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格局理论的超越。首先，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发展格局研究领域的超越。以钱纳里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格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工业化进程中结构转变的基本趋势，因而他们关于发展格局的研究重点就放在了如何破解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实现工业化及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农业和工业也就成为了他们研究发展格局结构问题的主要领域。新发展格局虽然也重视结构的调整，但它突破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格局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而是强调各区域、各领域、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整体结构调整与升级，体现的是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关联性和协同性。同样，具体到新发展格局自身内容的研究中，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也只是新发展格局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内容或是等同关系。除了二者之外，它还包括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和具体构成等各种内容，所以我们在考察和探究新发展格局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把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同其他各种重大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理解，避免简单化、片面化”〔20〕。其次，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发展格局理论中关于资源配置方式认识的超越。关于政府计划和市场自发这两种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式，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认知大多是非此即彼、互不兼容。结构主义反对市场调节，认为通过政府计划手段才能更好指导工业化建设；新古典主义则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只有通过市场自发作用，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在不同领域和环节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二者不存在优劣之分，也不是用来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是发达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的标准尺度。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强调在发挥市场作用以调动内部各主体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应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以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环境，最终使政府和市场形成发展的合力，助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后，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发展格局理论“重物不重人”的价值超越。“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总的价值标准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合理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所以，从理论本质来说，“西方发展经济学无非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学’”〔21〕，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格局也不过是自由市场主导下的发展格局，它发展的一切目的都是尽可能多地获取物质财富、实现价值增殖，人只是实现增殖目的的工具；再从有关发展格局的研究内容与过程来看，钱纳里等发展经济学家也只是将人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等看作影响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实现的一个因子，所以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是主导，而人们生活改善只是附庸。新发展格局思想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格局思想中“以人的发展性为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价值遵循，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格局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秉承。它始终遵循人的发展逻辑，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引领，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着力于解决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发展思想在新时代的最新理论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22〕具体到分析新发展格局在新时代所实现的理论新创造时，我们也应该秉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基本逻辑，在回应实践需求与引领时代方向中不断塑造、建构和丰富发展格局的理论新内涵。

　　首先，新发展格局在强调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国际大循环的作用，以求实现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二者的双向互促。新发展格局的这一认知，实现了对以往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的理论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故而只能选择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由政府主导来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尽快完成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新发展格局则实现了对这一发展模式的超越，具体表现为：其一，虽然二者都特别强调国内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它们也存在着极大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加之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等现实障碍，无论是从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来看，都只能一心一意、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善好生活需要，就要依循大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发强大内需潜力。所以新发展格局中对于国内市场的着重强调，不仅是基于外在环境变化的压力，也是内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必然要求，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主动选择。其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发展格局更为重视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农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只是围绕工业而为之服务；新发展格局所指涉的已不仅仅局限于工业化的实现问题，它强调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同步发展，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全面性和整体性，实现了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格局研究范畴的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调结构、促改革的基础上，明确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一思想，开启了外向型经济探索之路。通过“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23〕等方式，我国逐渐融入世界分工与交换体系中。21世纪伊始，中国成功加入WTO，意味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的全面形成。与这一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相比，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对它的理论超越，具体表现为：其一，虽然二者都论述了国际大循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新发展格局更为重视国内大循环对经济发展的极大促动力，它在强调增强中国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也倡导推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以高质量的开放来实现高质量的国际大循环，并以这种高质量的国际大循环来激发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潜能，以实现二者的互促互进。其二，虽然二者也都特别强调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思路，但不同的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是在由点及面的试验中不断摸索推进的，而新发展格局则立足于已有的改革与开放等实践经验，实现了对之前发展经验的历史超越。比如，针对新发展形势所提出的“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等新的发展要求。其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挥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以及引进外资、技术等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奇迹。但由于这种发展模式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所以不可能实现长久的发展。而在新发展格局中，特别强调了“创新”这一要素的内在激励作用。与之前的劳动力、资源、外资等增长要素相比，创新明显需要更强的自主性，也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性。只有实现了核心领域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才能摆脱长期以来的对外技术依赖，创造出除了人口红利以外更大的发展潜能，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而，我们应“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4〕。

　　其次， 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新发展阶段、禀赋条件、内外部发展环境等各方面变化所作出的主动理论选择，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创造。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重大转变，但仍面临着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不强、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得到释放〔25〕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以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已不再适用，要想实现新发展，就要对之前的发展格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只有通过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来加快供应链和产业链优化升级等具体举措，才能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挖掘内需潜力，探寻出人民对更高质量产品及服务的真切需要。在这一调整与改革过程中，不仅人民的需要能够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而且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能够得以提升，经济结构也能够实现转型升级，最终助力我国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道路。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开始低迷，一些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加之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发展趋势，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发达国家基于自身供应链安全角度所进行的产业调整，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去全球化的趋势，跨国间的贸易合作大幅萎缩〔26〕。这些新变化的出现，都说明了海外市场遇阻，我国亟需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进行调整。从大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任何经济大国的成长都需经历由弱到强、由‘以外促内’转向‘以内促外’的必然调整，大国经济崛起最为关键的标志就是构建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以内为主、控制世界经济关键环节的经济体系”〔27〕。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无论是从供给角度还是从需求角度来看，都已具备了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条件。因而，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利用好已有的规模优势、激发强大的内需潜力，以释放更大的发展动能，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成为接下来发展格局调整的关键所在。因而，无论是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所出现的新变化，或是中国已具备的经济发展条件来看，新发展格局都应该是中国积极作为的主动选择。

　　最后， 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一种新的理论选择，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一历史性成就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28〕。进入新时代，人们的需要已经由“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从过去追求基本温饱的满足上升至对更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主体需求的转变也对经济发展尤其是供给、生产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许多发展的短板，如经济创新能力不足所导致的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各产业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的现代化是“坚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规划式发展、改革式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发展方式”的现代化，不仅遵循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实践，实现了对“西方霸权式、掠夺式、分化式、盲目式的发展方式”〔29〕的超越和创新，我们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为根本指导，立基于中国以往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根据新形势下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矛盾，解决好发展中诸多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战略措施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让更多人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此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最快、面临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等多重考验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既具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可能都会面临的共性问题，也具有许多其他国家没有的个性问题。建构好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格局理论，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具有极强的指导价值，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道路也有启示意义。

　　总之，只有畅通国内大循环，才能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高我国在世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以争取到更多主动权和话语权。只有在正确认识并发挥好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以新发展格局思想来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宣部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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