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康之（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得以实现的路径则主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时代课题，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需要回应时代中推展出来的问题，具有时代特征。“现代化”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在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存在固定的现代化模式。虽然西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一种所谓现代化模式，但那并不是可以复制、可以模仿的道路。所以，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属于一种“向前看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推荐的所谓现代化模式在实质上属于一种“回头看的现代化”。“向前看的现代化”是一种精神追求和理念向往，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既是国家内部事务治理的目的，也适用于全球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1〕。其中，最为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党从不满足于国家治理的某种既定状态，而是谋求改革，不断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题，实际上就是确立了激励改革的指导思想，即不断地通过感知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我们党在新时代认识到了时代的“需要”，并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课题的形式回应时代的需要，把时代所需要的变革转化为自觉的和主动的改革。

　　显然，对于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始终是根源于时代的，正是每一个时代中所存在的问题，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当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反映在对具体事务的处理上，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宏观的社会目标，虽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一个时间表，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在2049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我们应当将其理解成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会停留在2035年或2049年所达成的目标上，而是会以此为起点而追求更高的目标。这仍然是现代化持续的过程。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社会的“协调、有序、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国家的标志，但在每一个时代甚至每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都会出现新的问题，都会对“协调、有序”构成挑战，更不用说“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着的意象，意味着概念内涵的变化。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内涵，永远都在路上，在通向未来的方向上始终有着新的境界。

　　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从属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的，同时，它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构成部分。当我们今天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候，是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所面对的是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不同于以往的要求。所有这些方面，都决定了我们必须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本价值看待。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还存在着那些维护旧世界的力量所制造的麻烦，对国家治理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带着勇气迎接挑战，更需要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感知时代所提出的现实要求，用行动开创未来。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使国家治理感受到了某种压力，从而要求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课题的破题来适应风险社会以及应对频发的危机事件的要求。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进入21世纪后，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就是最大的现实，基于这一现实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题，显然是抓住了根本。

　　当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从属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的，而风险社会则会对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造成极大影响，甚至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如果我们不能构建起适应风险社会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无法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愿望变成现实。所以，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都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这也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创新中前进，即抛弃旧的观念、打破旧的模式，并在新的理念引领下朝着新的目标前进。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地调整之中的，或者说，我们不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可以达到的某种状态，也不期求在某个时间点上终止脚步，而是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个持续地通向未来的进程。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特别是基于18世纪启蒙的设计方案，所建构起来的国家是与社会分立而在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由国家对社会加以治理。所以，学者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所构成的框架中去寻求治理体系改革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的方案。可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发展因为长期的量变而呈现出了质变的状况，特别是社会多元化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国家及其政府对社会、对市场的治理受到了结构性的冲击，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了治理过程之中，或者独立地开展治理活动，或者与政府、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治理活动。这是国家治理所面对的新情况，应当被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起点看待。

　　在国家与社会分立的视野以及解释框架中，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是国家干预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也是被等同于国家机构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比如，米格代尔认为，国家能力就是“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的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3〕；福山则认为，“国家构建就是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4〕。所以，国家能力也就是“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5〕。这些认识及其观点显然与今天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20世纪后期的社会多元化，进入21世纪后的风险社会，都冲淡了国家与社会间的边界线，国家与社会分立的状况已经移出了我们的视野，以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也就不可能在国家机构的意义上去做文章。这是因为，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基于公私分化而确定的私人部门及其事务，正在不断地演化成了公共事务，或者具有了公共属性，以至于必须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特别是市场，早已不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是在国家计划与规划的框架下运行，这也迫使国家治理的内涵必须扩容。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追求中，我们必然会告别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的线性结构。在新时代，国家治理并不是单纯依靠政府开展的治理，虽然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但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的力量是多元的和多样的。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发展看，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到了社会治理过程中来了，使原先国家与社会分立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治理体系不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二分，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治理者与被治理者都处在变动和角色互换中，还有可能既是治理者又同时是被治理者。这种原先被归入社会范畴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既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国家治理的构成要素。特别是使得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既实现对他者的治理，也开展对自我的自治。

　　因而，国家治理表现为一种网络的状况，无论是主体与客体、自治与他治，都在这一网络中展开，也同时构成了这个网络，使这个网络有着无限个拓扑面。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拓扑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处在互动过程中的。如果说国家治理是在人、活动者、行动者而不是物的意义上展开的话，那么多元共治既是国家内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而且这种多元共治使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变得模糊了，或者说，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都是因场境而定的，某个场境或者处理某个具体事项上的主体，在另一场境或者处理另一事项时，又会成为客体。在此意义上，多元是行动中的多元，而不是静止状态上的多元。就治理的性质而言，无论在何种场境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都是合作的关系，因而不能在统治或管理的映象中去把握主体与客体。同时，治理的形式也是多元的，有可以明确区分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互动的治理，也有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无法明确区分的共治，而更多的治理则属于自治。总之，在治理关系上具有交互性，而在行动上则是互动或联动的。

　　在历史的维度上看，国家治理因国家建设的目标的转变而发生转变。在新中国发展史上，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国家发展目标。在新时代，我们的国家发展目标被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虽然这是一种“在传承中超越”的表现，但也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构与之相适应。在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同时包含了全球治理的内容，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获得参与乃至主导全球治理的资格；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通过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治理，才能获得更多可以支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因素和资源。这些因素和资源不仅有物质上的，而且有经验、知识以及智慧等。所以，在新时代，国家治理需要拥有全球视野，治理者需要拥有面向全球的心胸。

　　马克思在思考无产阶级的使命时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马克思这一论断中的精神在新时代就应当表述成：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在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中，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独立的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显然是要将无产阶级的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区分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方向和道路的定义。在今天，当我们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目标确立为现代化时，也必须在“独立的”意义上来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的新课题，意味着将以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去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因而必须从新时代的现实出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7〕所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课题的提出，也可以看作是现实问题的倒逼，即反映了现实要求。

　　二、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涉及到一个“现代化”概念，在学术语境中，现代化似乎有着固定的含义，一般是指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说的现代化，美国学者罗斯托是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定型者。但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说的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现代化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8〕。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针对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那种“西方式”的现代化而言的，所要反映的是中国实际，所指出的是一条适应于中国的发展道路。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观点，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基于这一原则，今天的情况又与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不同，今天中国的实际是已经融入了全球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需要把全球社会的发展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条件，而且融入全球也正是在经济上“做强、做大”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

　　我们党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问题的，并概括出“四个现代化”，用以引领国家治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现代化观念及其追求扩展到了各个领域，特别是对国家治理本身也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现代化”是一个反映静态社会现实的概念，代表了一种静态的历史观，认为可以通过一系列标准来判断社会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指向未来的持续进步的过程，包含着自我否定和不停留在任何一种状态的内涵，因而也不从属于任何标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代表的是在改革中凝练出的自我变革的理念，反映了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变革自身的要求，即构建起与时代的脉动相一致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就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讲的现代化来看，一般而言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但就人类历史有着从古代到现代的持续演化过程而言，现代化又是永无穷期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说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按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拟的现代化方案已经完成，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思考的现代化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范畴，是一个不断地根据现实要求而调整国家治理体系和持续提升治理能力的开放性的过程。如果基于西方现代化理论而去思考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就会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因为，西方现代化理论所确认的现代化正是西方国家已经建构起来的那种模式，是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

　　西方现代化理论试图把所谓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描述为具有普遍性的发展模式，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走在这条道路上。之所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会把世界各国分类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非是要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复制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对此，即使西方学者，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事实上，西方国家中也一直存在着关于社会发展“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议。比如，享廷顿就认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9〕然而，在中国却存在着受到西方现代化理论影响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我们接受了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10〕其实，如果我们不是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凝固的概念，不是用某些标准去衡量现代化，就不应受到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蛊惑，而是应当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始终面对现实和面向未来的过程。相应地，也就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只是自工业化、城市化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而我们今天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进程中，我们所讲的现代化是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的起点上的，所指的是由这场全新的社会运动开辟的现代化新行程。

　　就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雇佣劳动为自由工人戴上了镣铐，整个社会陷入了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的陷阱，对自然界和对海外两个方面进行疯狂征服和残酷掠夺，制造出了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冲突，虽然也曾造就了经济繁荣，但人们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也实现了社会发展，但不是人的共同发展；虽然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共同体，但那却是由契约等外在于人的纽带捆绑在一起的共同体，人们根本不会把他人视作与我共在的命运共同体成员。显然，这决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比较充分的。在国际环境上，只有少数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还处在农业社会的阶段。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可以通过武力征服和殖民的手段掠夺财富和开拓市场，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可以无碍地、肆无忌惮地排放。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在中国提出现代化的课题时，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殖民已经丧失了发生的前提，而且凭借军事手段开拓海外市场的做法也基本丧失了合理性。即使美国依然在这样做，但也需要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单就环境与生态问题而言，亦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11〕。也就是说，西方少数国家已经把它们的所谓“现代化”道路走绝了，其他国家再也无法通行。

　　现代化的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成了全球性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无法成为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跟进和模仿，而是需要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是建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的，而不是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前提的。所以，现代化理论所推荐的所谓现代化道路是不能成立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走过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三个阶段，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不管是按照自由主义还是干预主义的路线去加以建构，也都是在这三个阶段中服务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走这样一条道路，也已经无法走这样一条道路，因为发展中国家既不可能反过来侵略、压迫、剥削发达国家，也不应当去侵略、压迫、剥削与之同类的发展中国家。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道路，都不可能。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开辟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道路就是必然选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作为一个目标而言，是没有标准的，并不是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就可以判定为现代化。所以，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自身就是没有既定目标的。这就意味着“现代化”一词所标示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所代表的是一种人类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向往。如果说这种精神追求和理念规划必然要通过实践过程去加以诠释的话，那么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地调整、变革和适应时代要求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是精神通过实践去开辟道路而永远前进在路上的过程，精神走在路上，而这条道路则是由实践开辟出来的。当然，就人类历史总是从既往走向现代的过程来看，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对既往的扬弃和否定，代表了社会的嬗变和更迭，是新的代替了旧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现代化区分为“回头看的现代化”和“向前看的现代化”。“回头看的现代化”是要求新的现实按照旧的现实去加以构造，而“向前看的现代化”则是用精神追求和理念向往去代替现实，始终适应新的现实和创造出新的现实。

　　西方现代化理论所代表的是一种“回头看的现代化”。尽管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说的现代化是被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遵循的发展模式而得到推荐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普世性的模式，要求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按照这一模式去规划现代化的道路，但它却是通过对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历史的描述而提出的一种现代化模式。其实，从上述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化理论有意忽略了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向度，即有意识地将通过军事行动进行殖民、掠夺的历史忽略掉。如果把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向度纳入进来，就可以发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可复制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所要坚持的是共同富裕、共建共享、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理念。在全球治理的意义上，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12〕。这显然是对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是在新时代对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思想。所以，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属于“向前看的现代化”。

　　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

　　一个人在没有参照物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立足于什么地方的；同样，一个国家也需要在与其他国家的对照中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一旦立足于国家之林中，就会有着把人类作为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冲突的还是命运相关的共同体的问题。在近代以来发展出的资本主义社会构造出了把人类看成天然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冲突的物种，在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国家及其治理无论是在制度还是行动的意义上，都是发达国家所展现给我们的那种状况，而且发达国家是将那些东西作为“普世性”的存在而推荐给我们的，甚至强迫我们接受之。与之不同，如果我们把人类看作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则会形成另一种国家建构逻辑，并依据这个逻辑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全球化、后工业化以及风险社会所构成的挑战，也提出了把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要求，从而把国家建构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推上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建构不同的道路上。

　　显然，在21世纪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课题是不同于在18世纪所提出的同样课题的。如果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语境中去思考习近平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课题，就肯定会存在着方向性错误的问题。所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课题的破题中，现代化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阐释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引领作用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也许人们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所代表的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实际上，如果完整地理解习近平的思想，就可以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首先是作为国家内部事务处理的原则提出来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的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建立在对当前全球形势的这一基本判断之上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3〕事实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正是对这些客观要求的反映，但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同样需要建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的现实表明，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但在经济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民主法治与廉洁政府建设等方面依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而且，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下一步的改革中，或者说在持续的改革进程中，特别是在治理的问题上，虽然我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课题，而且会以持续的改革去解题，但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这肯定是要做出回答的。事实上，这个答案正是习近平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的提出，实际上解决了以什么为引领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在更高的层面，即在全球视野中去认识国家治理，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可以认为，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展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并需要付诸实践；也正是因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使国家治理的内涵得以充实。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不再仅仅是国家内部事务的治理，而是包含了全球治理的内容。这样一来，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题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发挥的就是引领作用。从实践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广泛响应的条件下，特别是经历了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后，我国的国家治理已经开始转向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的轨道上来了。这既反映了风险社会中的治理要求，也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承担大国责任的需要，还反映了治理文明进步的要求，更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求和平与发展的责任和担当，必然造就出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共商共建共赢的新格局。不过，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我们更应从风险社会的角度去加以认识，因为它反映了风险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文明传承的新形态，意味着对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虚幻共同体”的扬弃和超越，有着历史必然性。正是有了这种认识，才会要求国家治理反映现实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根本目的。具体而言，首先，需要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要求出发，通过国家治理造就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命运共同体，把国内的所有因素、所有力量都纳入共同体建构之中，实现全体国民的同呼吸、共命运。其次，与国际社会中的一切积极力量开展广泛的合作，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主张，克服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消极因素，朝着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方向前进。当然，首要的任务还是要将我们自己的国家建构成命运共同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冲突，但国家治理并不能止步于控制这些矛盾和冲突上，也不应仅仅满足于一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而是要将这种稳定和繁荣建立在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从而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具有可持续性。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的反贫困斗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4〕。这是国家治理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中心任务，而“一带一路”正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通道，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柱。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5〕风险社会的全球性意味着整个人类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或者说，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客观性的压力，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封闭自我而独立地在这种风险社会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能够有效地应对风险社会中的诸多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危机事件。

　　在国际社会中，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宣称为“普世价值”的，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灌输到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行那些价值观，不惜采用颠覆发展中国家政权等手段。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西方国家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推荐的所谓“普世价值”逊色了。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不是西方国家所推荐的那些东西，反而恰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表明：在当今“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中国并不想取代西方霸权国家而夺取世界治理的主导权，而是要求建立起不同于世界治理模式的全球治理，希望与所有国家一道平等地开展全球治理。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也应当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是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对于我国来说，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前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而言，也是大国责任和担当的体现，是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国家治理也只有拥有了这一根本目的，并围绕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重心展开，才能获得话语权，即打破西方话语近代以来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当然，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因为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可以称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底气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依据霸权的、单边主义的世界治理已经成了国际秩序的破坏因素，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受到传统的竞争文化的支配，出于维护那种已经过时了的霸权的需要，时时处处在全球各地制造动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置障碍。也许它们希望像以往一样通过这种行为去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所生产出的风险必然会反噬自身，而且已经有许多例证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对中国的“贸易战”，不仅遭受了失败，而且使自身陷入某种困境。一切话语都包含着价值，话语冲突实际上就是不同价值的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时代价值，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价值，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确立起来的价值相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种冲突，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享，就是获得话语权的可行路径。事实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致的，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与全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国家治理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国内事务的治理，而是需要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所型构的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内部事务的治理，而且包含着全球治理的内涵。当前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网络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主张的传播去发挥引领作用，从而在国际社会谋求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这种统一战线是开放性的，一切愿意顺应历史潮流而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的力量，都应成为统一战线中的构成因素；一切愿意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都将成为合作行动的伙伴。最为主要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可以终结了，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和谐共生观念宣布了资本主义的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为了利益追求而开展竞争、斗争的所有文化意识形态都不再有社会价值。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既是中国为人类所贡献的基本价值理念，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成，还喻示了人类社会建构的一个全新的逻辑起点的确立。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3〕 〔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M〕.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5.

　　〔4〕 〔5〕〔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序,7.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4.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9.

　　〔9〕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70-71.

　　〔10〕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11〕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19.

　　〔12〕 〔13〕〔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0,58,58.

　　〔14〕 形成“大循环”构建“双循环”〔N〕.经济日报,2020-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