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澄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美国拜登政府于12月9日至10日举办首届“民主峰会”，并“精心”邀请110个国家和地区参会，其中甚至包括中国台湾。按照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信息，该会议聚焦于三大主题：“对抗威权主义、打击贪腐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

　　拜登上台以来，在延续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同时，更热衷于把中美关系叙事成民主与威权的对垒。这次所谓的峰会，无疑就是这一叙事的体现。

　　我们常常批评美国政客固守冷战思维，其实冷战思维在美国不一定是贬义词。在美国的对外叙事中，经常把与其认定的威胁之间的斗争阐释为正义与邪恶的对垒，这恐怕是许多美国人思维的常态。这种思维在冷战时期体现为里根对苏联“邪恶帝国”的称呼，在反恐战争时期体现在小布什“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恐怖分子”的简单化割裂，在如今许多美国人认为的中美战略竞争时期也还是这样。美国此次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折射出来的正是其国内政客和精英的冷战记忆。

　　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有对某一部分历史特别钟爱的记忆。这一部分的历史常常是过去某个战争或斗争胜利，特别是如果这个胜利对于奠定其领土或国际地位至关重要，或者如果该战争或斗争中的对手与现在认定的对手具有一些共性，而该记忆能起到动员本国国民或盟友的效果，那么该部分历史就很容易被政治精英所记忆、述说、诠释，进而形成理论与政策。

　　与沈志华等中国学者选择研究冷战起源和如何避免冷战不同，在今天的华盛顿，特别是在智库学者和政客中间，冷战胜利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从冷战胜利中总结经验俨然已成为一门“显学”。对美国人而言，冷战胜利是美国经过与苏联四十多年对抗而取得的结果，它洗刷了越南战争造成的一代人的心理阴影，带来了美国精英念兹在兹的“单极时刻”。而在许多人看来，今天的中国，跟冷战时期对手苏联又有相似之处。于是，尽管拜登总统在2021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称，“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或分裂为不同集团的世界”，尽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表示过“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美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激烈战略竞争不一会注定会演变为一场新冷战”，但这些并不妨碍许多美国精英认定，冷战自然蕴含着美国民众自信的源泉，隐藏着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胜利法宝。这种对冷战的执着十分具有危害性，因为它的隐含意涵是：如果今天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一场“新冷战”，那么美国应当采取在美国人看来已经在冷战中被证明有效的对抗战略。

　　在美国精英看来，冷战结果已经证明，民主必定战胜威权，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在他们看来，正如过去民主在与威权的对抗中最终胜出，今天民主也会在遭到威权挑战时也将最终胜出。这种举办“民主峰会”的做法无疑旨在动员盟友，团结国内民众，抢占道德制高点，试图鼓舞军心，从而暂时掩盖美国国内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日益两极分化的顽疾。然而，这种把世界作非黑即白割裂的简单化割裂的做法，无疑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视。它无视中国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与美国紧密合作应对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也无视美国在冷战中为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常常在世界各地干着侵犯人权、破坏民主的事。例如，1973年，美国运用政治、经济、宣传等多种手段促成智利的“9·11政变”，推翻民选的左翼总统阿连德。冷战中，为了与苏联争地盘，美国介入他国内政、扶植各国威权政权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所谓的“民主vs威权”的解读，只是被建构的话语而已。

　　更重要的是，美国精英们的冷战记忆的片面性还体现在错误归因上。冷战结束后，美国精英们长期以来沉浸在民主战胜威权的迷思中。一方面，一些学者欢呼“历史的终结”和鼓吹民主和平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长期试图干预别国内政，向别国输出其政治模式。小布什政府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其背后动因是新保守主义者对民主的迷信。奥巴马政府制造“阿拉伯之春”，策动“颜色革命”，也是出于对民主的迷信。不管美国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仿佛高喊民主的口号就成了正义的化身，而其一厢情愿的民主狂热带给其他国家的却往往是生命凋零和社会动荡。

　　然而，如前所述，胜利的战争或斗争更容易被记忆、被庆祝、被研讨，而付出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代价、给别国人民带来破坏与动荡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将很快就成为“被遗忘的战争”。

　　今天，当西方式的民主正面临着西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与意识形态分化的巨大冲击，民粹主义暗流汹涌之时，如果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能稍微审视这些因素对民主的挑战，反思其政治制度里的民粹主义、金权政治腐败和种族主义对人权的钳制，反思其干预别国内政、推行“颜色革命”的自大与狂热，那么这样的峰会或许还有些许可取之处。如果这次“民主峰会”是一次对“假想敌”的叫阵与抹黑，重复西方精英们“历史的终结”的傲慢与偏见，那么他们的胜利记忆恐怕会被历史所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