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联合举办了“非传统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邹治波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编审黄永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河、《中国发展观察》总编辑杨良敏分别主持三节议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作总结发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四川大学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讨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邹治波副所长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满足了人类发展的要求，符合了历史发展的逻辑。这一理念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外交的口号，更是许多现实的问题的可靠解决方法和切实处理依据。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研究层出不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二者有机结合，有利于问题的创新性解决。

　　一、非传统安全与“一带一路”建设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分析了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威胁，研究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出现的困境，提出了建设中国化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路径。他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疫情交织，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挑战，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其复合性、超长性和跨国性的特点，经常导致全球的非常态危机，“公域悲剧”“全球化错向”“异质性冲突”“区域性保护”“治理性失败”屡见不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出现了全球化新困境、时代观困境、国际合作的“多边主义困境”三大困境。构建以中国特色的“和合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本体安全”才是真正的破局之法。

　　浙江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李佳阐释了经济贸易安全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归纳了国际经贸机制的类型，分析了不同类型经贸机制下的差异化风险并提出了风险规避的方法。她认为，经贸领域的国际机制由于其巨大的结构性动能，对于维护国家经贸安全至关重要。国际经贸机制可以分为包含型、竞争性、平行型、互补型四大类，每一类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缺位风险、对抗风险、竞争风险和游离风险。因此，为规避风险，需要国家主动参与构建全球经济贸易机制，积极探索与相对保持中立国家的互惠关系，巩固现已形成互补的国际经贸机制。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社长助理王晓丽从语言安全与文化传播的角度，阐释了“一带一路”的建设与挑战问题。她从汉语及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具体路径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汉语与中国文化传播现状，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汉语与中国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如孔子学院发展受阻等，提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汉语与中国文化传播提升的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博从北欧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外交入手，分析了北欧国家非传统安全外交对“中国-北欧”关系的影响。他阐述了北欧国家外交的三个历史阶段——追随外交为主导阶段、独立外交逐渐显露阶段、自主外交不断加强阶段，剖析了北欧国家非传统安全外交的重点领域与议题，点明了北欧国家非传统安全外交的政策走向与趋势，指出中国与北欧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既面临着北极问题、混合威胁问题等挑战，也拥有社会保障层面、国家战略层面、全球治理层面的机遇。

　　在评论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欧阳向英重点从哲学性、逻辑性、启发性和典型性，分别对上述发言嘉宾的研究和观点作了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那朝英结合自身在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的培训中的实际经历，进一步深化了与会学者对汉语与中国文化传播的认识。

　　二、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周边区域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洁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抗疫合作进程，阐述了中国与东南亚展开抗疫合作的三个新特点——“双轨路径”、机制化建设、多元行为体参与，说明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区域合作模式。她指出，东南亚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稳定、合作最富成效的地区。东南亚区域合作对于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的治理都有引领作用。张洁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高敏感度的行为，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同体建设必不可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部主任赵海从“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和“民主峰会”两次会议切入，分析了非传统安全在美国外交中的角色。他回顾了美国历来对安全的认识，剖析了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将宗教自由作为重要的安全议题、拜登政府将民主作为自己的主要侧重点，阐明了在战略背景转变的情况下，美国“国家安全”概念不断泛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的边界不断模糊。他认为，一方面，中美在非传统安全层面竞争态势逐渐加强，中美冲突领域不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非传统安全议题本身具有的非零和性质，中美关系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卓和其博士生杨天对中缅边境跨国劳工包工制进行了细致的案例研究。他们以龙安村为案例，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人文等层面切入，梳理了跨国包工制的现状、影响与问题，认为中国边境尤其需要建立安全与发展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逄锐之分析了海盗、贩毒这两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现状和未来走向。他指出，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渊源、地理因素、政治不足、经济失衡等原因，东南亚地区的贩毒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在疫情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贩毒出现又一高潮。中国-东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合作，如建立协调指挥中心、进行情报共享安全合作、鼓励农作物替代种植等等，取得了一定成效。海盗问题上，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较少，有广阔进步空间。

　　在评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调研》编辑部研究员邵峰认为，仍需注意中国-东盟合作存在的牢固性差的问题、命运共同体的具象化问题、非传统安全概念本身非学术性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雷为各位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三、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研究员白如纯围绕东盟“10+3”机制，分析了东亚合作的必要性与挑战性。当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态势向好发展，崛起的中国日益体现大国责任与担当，以10+3合作为平台，以RCEP签署为代表，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作用不断加强，中日韩合作迎来新契机。他认为，在此基础上，应该发挥10+3合作的作用。中国恰恰正在向这一方向努力，并已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因此，中国需加强与东盟以及日韩的经贸关系，不断增强科技和经济实力，继续推动东亚合作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研究员倪月菊提供了跨学科视角下的澜湄合作机制的分析。澜湄合作机制将非传统安全合作置于优先地位。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严峻，恐怖主义、毒品犯罪、人口买卖、武器流失等现象猖獗。针对这一现状，澜湄地区成立了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心执法手段素质高、执法能力建设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合作停留于表面、经济差距大导致合作目标不多、大国博弈持续影响。中国在今后应该发挥大国作用，多承担一些公共成本，努力消除误解，增进互信，促进澜湄合作机制进一步向前发展。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立足中美博弈，分析“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中东南亚的两难困境。通过辨析“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他认为，“印太战略”是美国“离岸平衡”的“西进战略”，是西方战略焦虑的制衡产物，将对地区现有架构形成巨大冲击，是从传统安全角度思考问题。而“一带一路”是中国贡献公共产品的发展战略，是全球治理创新的试验田，符合各国对发展、合作和全球化的根本需求，是运用非传统安全思维思考问题。“印太战略”存在内在困境，一个“印太”的不同表述体现出美国盟友与伙伴的目标和思维存在冲突。在此之中，东南亚国家的困境尤为突出。面对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状况，中国应该一方面转变认识，扩展外交工具箱，建构“多重秩序”；另一方面，重视东南亚的重要作用，在地区/微观层面加强合作沟通，对冲印太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卢国学指出，中国和东盟经贸总额不断攀升，人员往来愈发密切，关系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东盟互为邻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民众息息相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非传统安全合作应该成为中国和东盟合作的重中之重。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呈现出“一多二差三高四弱”的特点。一多，非传统安全问题非常多；二差，防范体制机制差、基础设施建设差；三高，高频发性、高扩散性、高危害性；四弱，防范意识弱、制造业水平弱、救灾能力弱、重建能力弱。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优势体现在地缘优势、物资储备和技术管理优势、资金优势和人力优势。为了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向前发展，应该做到符合国际潮流、构建共同认知，东盟需要解决两大团结问题（东盟内部的对华态度问题和缅甸问题）、中国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两方守望相助，找到契合点、考虑外部因素、构建示范效应。

　　在评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秀军指出，当今社会，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中之重。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的联动性不断提高。中国应该寻找本国的战略支撑点，明晰本国的战略定位，构建本国的全球大战略。与此同时，中国应该重视与东盟的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陈倩文认为，与其在安全领域一味“做加法”，构建大量合作机制，不如采取“做减法”的思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人文交流活动，以期更好地减小风险、减少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在总结发言中重点谈了两点体会。第一，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已经成为政府、学界都常用的概念。第二，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终极目标，其实现过程需要操作化手段，本身有四个层次：全球、双边、小多边、特定领域。而按照领域划分，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领域。在他看来，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应通过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两个方面来实现。伙伴外交主要聚焦政治与安全，“一带一路”主要聚焦经济与文化，而生态领域是则为二者所共同关注。

　　（供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李文博，薛力研究员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