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无论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还是从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伦理秩序，抑或从推进中国伦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伦理学已然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当代中国伦理学”是一个基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新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与范式，它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当代催生，更不是所谓西方伦理学的中国化。要实现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目标，除了进一步提振伦理学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以外，充分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际遇和机遇也显得更加重要。

　　一、社会全面转型的复合型伦理呈现

　　当代中国正处在大改革、大发展、大提升的历史关键期，此所谓“关键”的背后是社会的整体大转型，这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学所面临的特殊境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到“四个全面”的整体战略推进，再到“四个自信”的全面展开，标志着社会全面转型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这就迫使中国伦理学人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等诸多领域全面创新理念和方法，形成适应社会全面整体转型的复合型伦理大思路，以此来适应由单一经济社会转型向社会全面转型所发生的深刻而往往鲜为人知的变化。这种复合型伦理大思路的特点就在于超越个体、超越单一性，进而在复杂中求明晰，在不确定中求选择，在选择中求再生，在再生中求蜕变，建立基于“人类”思维的共同体伦理，从而避免伦理道德的区隔化、碎片化。这是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首先必需正视的客观前提。

　　不可否认，我国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转型是一种以经济转型带动社会转型的单一性方式。在单一性经济社会转型模式中，伦理道德话语也总是围绕着经济要素而构建，我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总是向市场经济倾斜，不但肯定个人价值、经济利益，而且把经济价值的实现作为道德评价的主要尺度。正因为如此，一种被极大简化的功利主义道德开始出现并蔓延。从单一社会转型的现实来看，偏重某一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是无法有效统领全面的社会建设的，只会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狭隘与偏差，甚至带来道德价值的内在冲突。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要素的协调发展期。在社会全面转型的伦理秩序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政治等诸多领域的价值目标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和认同，没有任何价值目标处于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排斥其他价值。当然，我们承认社会各领域的价值诉求的同等重要并不是要否认价值共识，相反，对于社会生活而言，价值共识是不可或缺的，唯如此，我们才能期待超越个人差别形成一致的伦理行动。问题在于，促成社会合作的价值目标要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要能够兼容社会各个领域的价值标准，这就需要复杂性伦理思维和统合性伦理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复合型的价值目标体系，并由此构建适应社会全面转型的伦理秩序。如果说单一经济社会转型以经济理性为基础，那么社会全面转型则需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公共理性本身具有“共同意识”的意义，在它的牵引下，人们才能本着对于社会“公共善”的追求、通过重叠共识达成基本的、一致性的伦理认同，借以消除因个人差异或群体差异所形成的道德张力，使公共伦理生活成为可能。

　　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三重伦理参照

　　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后，就伦理道德的文化观念而言，实际存在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者共存且交织复杂的状况，这是由中国伦理学发展从外部境遇向内部机理的过渡。这同时也就预示着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学术生态优化必须兼顾传统、现代以及后现代三种坐标参照，实现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

　　社会转型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现实，也是最真切的学术生态。而社会的性状是正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后现代作为“未完成的谋划”，其观念已经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日常与内在思维。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性文化冲突给我们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情况——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并存，传统、现代以及后现代三者并非按照循序渐进的模式进行转变，而是出现三者的反复交错。中国当代伦理学的传统资源借鉴要求我们要充分吸收优秀的伦理资源的精髓，以社会发展历程为基础进行历时态的透视，充分表达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理念，体现出中国特色。虽然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无法与当下中国现实完全契合，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仍然对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墨家的兼爱思想、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生态思想等。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现代性则要求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生活带来的变化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表征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等伦理观念。这些观念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建立起来，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模型是具有片面性的，契约伦理等理论都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原则基础之上并且服务于等价交换活动，其具有极强的操作层面的意义却由于过度工具化而缺乏生活层面、信仰层面的意义。

　　我们的伦理生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立体的存在，生产、生活以及交往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现代性伦理体系过于注重操作层面的伦理模型，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诸多伦理理念被工具化、功利化，忽视了生活层面和信仰层面而最终陷入了片面化的泥淖。后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信仰活动世俗化、生活内容片面化、需要结构平面化、精神需要边缘化、伦理尺度隐匿化”（麦金泰尔语）。中国当代伦理学还要充分考虑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保证伦理体系与社会发展、时代要求相适应，使之具有前瞻性。从历史优秀伦理资源中吸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以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为基础，对未来中国社会伦理状况做出科学的预判，从而实现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需要我们牢牢把握这种历史统一，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伦理思想和伦理文化，结合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充分考虑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三、“中西马”的伦理思想资源有机整合

　　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同样面临如何打通“中西马”的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内部生态优化问题。应该承认，目前的主导性伦理学知识体系多少有些滞后于国际伦理学理论前沿和飞速变化的现实伦理生活，其主要原因是以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与中国传统伦理话语之间存在“间隙”，同时也与西方伦理学保持着“距离”，没有完全形成自主创新的内在机理。在“中西马”伦理思想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中国伦理学理论迫在眉睫。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形成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出场风格”，这就是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伦理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方面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为中国伦理学“奠基”；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和世界发展趋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从方法、内容、发展要求等方面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与实践提供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总结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辩证分析、实践检验，等等，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与运用的具体方法。从内容而言，党的建设、中国道路、民主制度，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形成的丰富的伦理思想，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最大增量。从发展要求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更重要的是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也体现了新时代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要求，中国当代伦理学必然要展现这些特色和要求。

　　更为具体的任务是如何整合中西伦理文化资源的问题，实现“主辅兼修”。一是要以传承中国优秀伦理文化资源为“主”，充分挖掘和阐释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丰厚的伦理文化资源，推进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消弭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充分体现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继承性和民族性。二是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世界多元伦理文化，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注入时代生机和新鲜营养。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积极吸纳西方伦理文化资源的先进之处、社会伦理建设的先进经验和伦理学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且作为一种思维参照要全面了解、跟踪西方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前沿，进行分析比较，取长补短。当然，要真正实现“中西马”伦理思想资源的有机整合并实现思想超越，关键取决于中国伦理学人是否具有超越创新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能力。

　　四、伦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整体推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是伦理学基于知识规律而形成的自身发展逻辑和机理问题，属于学术的内部生态。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体系都需要反映“学术规律”的学术体系、展示“叙述体系”的学科体系以及作为“表达体系”的话语体系的支撑，伦理学也不例外。目前伦理学的三大体系建设有所启动，但仍需要发展改进。

　　就学科体系建设而言，其实包含了组织化的学科点、学位点、专业点建设，也包含了学科自身的研究体系和研究范式。对于前者，人们是热衷势力的，伦理学也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层级上缺少应用型伦理学专业学位。但作为后者的学科体系相对于前者显得有些不足。展示“叙述体系”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就是在伦理学研究、教学、传播中用以表现、阐释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观点和方法系统，它在展现思想体系生命力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发展和突破。目前伦理学学科体系类型单一、适应力不强、开放度不够，加上伦理学本身的知识依赖而无法突破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界域。

　　学术体系规定学术研究对象、限定学术研究领域、反映学科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规律。如何创新理论、建设学术体系，这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需要认真检视的问题。从学术体系的形式而言，当前伦理学的学术体系建设必须优化学术研究范式，不能仅仅停留于伦理学类型之争，充分张扬伦理学的协调功能，实现伦理学从规范向协调的转换，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性的、更多开放的利益协调型伦理学。从学术体系的内容而言，当前伦理学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立足当代中国实践、聚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伦理学学术创新，增强学术理论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所以，“以问题为导向”的伦理学研究是建设中国伦理学学术体系的关键，否则伦理学会因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而弱化、甚至随着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而被淘汰。

　　加强当代中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塑造伦理话语权的问题，即用中国的伦理话语展现中国道路的价值，提升中国伦理话语的国际认同和影响力。所谓伦理话语权指的是人们在伦理领域中的话语主张、话语资格及其话语影响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话语体系建设、以中国伦理话语言说伦理生活正成为伦理学理论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这种判断源于当前中国伦理价值话语体系在国际影响的现状，其突出的问题就是全球话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为此，我们要打破对西方现代性伦理话语的盲目崇拜，努力实现对中国传统伦理话语的传承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表述的时代化创造。

　　五、中国实践的伦理协同与担当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关照现实、关注社会、关心人民是中国伦理学应有的情怀与担当，也是伦理学本身具有的实践逻辑，更是优化学术生态的内在动力。对这场伟大实践，伦理学不能就是简单的、“看客”似的回应与解读，而是要参与其中，用伦理的理性与力量，协同并进，形成合力，方可显示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应有作为，也是伦理学形成中国特色、保持学术动力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中国实践的伦理慎思，实现行为选择的价值优化，找到伦理研究的真问题，这无疑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神圣使命。不仅如此，当代中国伦理学还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施以价值性影响，通过价值审理和价值引导，对其中的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给出答案。目前，中国伦理学急需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现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于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如何正确认识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的伦理根基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意义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可否普遍化为世界伦理秩序的要素或模式？等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具体伦理行动则在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生态伦理确保不再以牺牲自然资源为沉痛代价的现代化；如何正确处理发展与生存的关系，尤其是当高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从生命伦理确保生命价值的优先性？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确保社会分配的基本正义；如何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确保人本身的现代化，避免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等等。

　　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宏大课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参与。于伦理学而言，首先必须确证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目前是“实然”性存在还是“应然”性追求？如果是实然状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该怎样用伦理话语去描述？具备哪些新的伦理特征？其核心的伦理价值标示是什么？是否具有可普遍化的伦理精神？如果还仅仅是“应然”的价值追求，那么，伦理学就必须努力探索人类文明形态的标准是什么？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内含的伦理精神是什么？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与文明新形态产生有何种必然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应该处于什么地位？伦理学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过程中起何种作用？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回答与探索实践，在有助于解决实践问题的同时，也预示着当代中国伦理学强劲发展与范式变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