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理章、李鸿旭（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当今已经步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当前世界仍处于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阶段，发达国家左右着全球治理体系。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运用雄厚的财富力量和人力资源先行在数字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这给数字技术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挑战。如何在数字时代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助力国家建设，已经成为关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针对全球性治理难题提出的中国方案。

　　一、制定国际规则，创设协商平台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宏观的顶层设计。鉴于不公正的全球治理现状，需要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制定符合数字时代要求的国际规范，建设共享、平等协商平台。

　　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规章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共建和平、开放、共享的国际治理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发声的机会，为改变旧有不合理规则和开创新的秩序的方式提供更多便利，在最大程度上消解发达国家独断的治理方式，更遵循多方利益的关切。二是创设多边交流的平台，以“和平、开放、安全、合作”的理念接纳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有效的交流平台需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使决策更为开放、公正，力求达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世界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必须创造一种多边、透明、民主的协商机制，让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拥有共同参与、平等解决世界问题的权利。世界的未来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协商、合作共进。任何一种妄图垄断全球治理权力的想法既是对当下全球发展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人类未来的不负责任。“木桶效应”揭示短板之于整体木桶的重要意义，而发展中国家占据世界的大部分，其治理缺陷和发展滞后势必也必然会影响发达国家以及全球的治理体系。必须补足发展中国家这一“短板”，把世界视作联系密切的网络体系，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心声，世界体系才能更为良好地运行。

　　二、促成文化交流，增进互信意识

　　不同文化的差异与文化冲突是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挑战。因此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增进各国的文化互信是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重中之重。

　　当今世界文化形式纷繁多样。在全球化作用下，世界联系日益紧密，文化沟通日趋密切。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世界也正因为文化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没有一种文化显著优于他者，因而文化之间应秉持相互尊重的观念。

　　然而在现实中，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与矛盾不在少数。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终结，文明的类同的国家会趋向和平，而文明的差异可能加剧战争危险。这种观点错误在于将文化同战争冲突相关联，将战争视作文化使然，其问题的症结在于将文化差异放大。到了数字时代，数字的扩散性和渗透性有着将这种文化差异扩大化和扩散化风险，必然会加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安情绪。必须警惕数字时代这种将文化差异放大而导致争端的危险，拒斥种族优越论，反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

　　百余年前，马汉和麦金德分别提出了“海权论”和“陆权论”。马汉告诫世人制海权的重要性，极力强调海洋权对国家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重要性；麦金德认为“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要求人们关注地缘政治的功效。前者抑或后者，似乎都企图从民族国家的主权利益出发，在形式上宣示本国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而实质上却蕴含着依托海洋和陆地对外扩张的野心，全然不顾总体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发展。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结果，需要拒斥这种将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霸权主义视作理所当然的观点。

　　世界并非“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是可以通过和平交往、交流互鉴来实现共建和共治。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中国提倡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用数字技术联系世界不同文化，增进了解，建立互信，将数字技术作为联系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枢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安定。中国告诉世界，文化差异不可能趋同，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不可避免，关键在于如何化解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误会和冲突。人类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和生活，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不可克服，文化之间的差异需要弥合。如今正值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在世界上肆虐横行，必须要深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人文交流，让世界人民意识到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用人文交流化解矛盾争端。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开放包容的数字空间，构建包容、普惠、平等的数字命运共同体，让不同文化在数字命运共同体中共进退、同发展。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来搭建沟通的桥梁，用数字技术联系世界、造福世界。

　　三、提升数字技术，维护国家安全

　　每一次时代的更迭都潜藏着历史性巨变。从前现代到现代，空间不再依附于时间，并逐渐从时间中逾越而出，独立而生。而到了数字时代，空间仍在不断强化自身的虚化特征，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广泛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当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端，处于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为标志的时代。数字化发展引领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便利了人类的生活，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广泛可能。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数字技术一方面引领现实生活的跃迁，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数字鸿沟和数字霸权的奥秘。在资本主义不可变易的资本逻辑的驾驭下，数字技术同样也满足了发达国家对外扩张和压迫世界的野蛮主张。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治理的主角，是国家行为的主体。由于发达国家对数字技术的垄断，这对数字技术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性也加深了南北差异的裂缝，数字鸿沟不断扩张。这让发展中国家陷入政治与经济威胁的双重困境中。

　　首先，发展中国家需要具有忧患意识，意识到发达国家强大的数字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风险与隐患，增强辩证看待数字技术的眼光，提升数字治理方略，积极应对数字风险。其次，要看到数字技术的积极效用。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就蕴含着机遇与挑战，不能因为数字技术的风险隐患而抵制反抗，切不可因噎废食。必须积极参与数字技术的变革革新，积极融入数字技术的时代潮流，把握数字技术的时代要求并乘势而上，发展国家数字技术，捍卫国家数字安全，助力推进国家网络安全建设，积极改善互联网治理方式，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合理运用数字技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最后，应当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技术的应用基础在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开发应用数字技术，投资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实现数字技术上的独立自主；促成国家网络安全，加大投入国家的互联网治理，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数字交流；加强数字技术应用研发推广、数字人才培育养成。只有从多方面推进数字技术发展，才能有效发展独立自主的数字技术，才能应对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四、强化协同治理，深化民主认同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要求世界各方强化协同治理，深化民主认同。数字命运共同体必须最终落足于实践，将数字命运共同体上升到实践的层面，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治理策略。这是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

　　在治理方式上主要存在两种范式，即多边治理模式和多方治理模式，前者以政府为主导，主要表现为宏观层面上国际上作为治理主角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协作；后者则容纳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在治理方式上致力于平等协作，积极吸纳社会各层面群体意见的治理方式。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全球治理上结合二者，坚持以主权国家为主导，运用国家强大的行政力量，充分发挥在国际舞台上治理的主体应有的作用，同时也要在广泛吸纳各群体的以意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二者结合的兼顾多边和多方的协同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彰显主权国家的主体作用和强大效能，又能反映国家内部人民的心声，强化了作为国家主体的公民的意识，增强公民民主认同，实现宏观与微观的共同作用，多方面真正意义上实现共治共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不搞单边主义，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一起说了算。在数字时代运用多边和多方共同治理的协同治理模式，既能反映国家内部的人民愿望，促进决策民主，捍卫民众的自由创造力，又能充分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合作提升的机会，帮助发展中国国家迅速成长。协同治理的模式真正关切了全球治理上国家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双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