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珩（浙江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浙师大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柳喆勐（浙江省新型智库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科研助理）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记者会上指出，去年是中非合作的大年，双方成功举行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习近平主席宣布对非合作“九项工程”，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中非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今年是落实论坛部长会成果的开局之年，要大力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同非洲国家一道，促进中非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实现“九项工程”早期收获。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提出“坚持团结抗疫，深化务实合作，推进绿色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四点主张，实施“卫生健康、减贫惠民、贸易促进、投资驱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九项工程。会议通过了《达喀尔宣言》《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年）》和《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同时前所未有地发布了《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由此可见，推动非洲绿色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热点。中非合作正向着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方向转型升级，大踏步向绿色发展方向迈进。

　　坚持绿色发展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理念

　　“推进绿色发展”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之一，指出“要倡导绿色低碳理念，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有效实施，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九项工程之一的“绿色发展工程”列入中非双方共同制订的《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首个三年规划。文件指出，“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绿色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在非洲建设低碳示范区和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中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明确，双方决心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中非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双方一致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将努力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等等。绿色发展在中非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自2012年以来，中非共同举办了“中非绿色合作引导未来经济”研讨会和“中非环境合作部长级对话会”，推动加强环境治理政策沟通协调。2020年启动中非环境合作中心，搭建了中非双方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企业等多方参与的重要平台。截至2021年9月，安哥拉、肯尼亚等7个非洲国家相关机构已加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为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中方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已和14个非洲国家签署15份合作文件，通过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共同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为非洲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通过开展环保法律、法规情报交流、执法能力建设等合作，中非双方共同打击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私犯罪，共同促进全球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中非共同面临严峻气候变化危机挑战

　　非洲大陆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0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非洲大陆变暖速度比全球平均值要快，海平面上升速率、冰川退缩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高温热浪、强降水、干旱）增多，给农作物种植、产业发展、生态环保带来不同程度影响。气候变化导致水文、植被等发生变化，虫媒疾病传播，加剧“气候难民”问题，给迁入城市带来粮食、水、医疗卫生多方面压力，对于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形势造成不利影响。

　　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地缘政治争端的加强，中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受到国际国内多重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2030年前的适应成本极有可能达到每年1400-3000亿美元。但在2019年，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用于规划和实施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资金约为796亿美元，预计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成本是当前公共气候适应资金流的5至10倍，而且差距仍在扩大。鉴于新冠疫情背景下偿债成本上升，政府收入减少，发达国家在履行适应气候变化出资义务不力等原因，非洲国家政府未来面临更大的财政困难。同时，西方国家掌握话语权，对中非气候合作进行偏见报道，或将非洲气候变化问题归咎于中国，引导国际舆论将矛头指向中国，也将对中非合作造成严峻舆情挑战。

　　打造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非示范样板

　　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气候外交、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成果，中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责任共担，携手合作，开展政策对话、项目合作、人员交流、联合研究等，推动可持续发展。

　　一要完善顶层设计。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对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国际公约、协定，举办中非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论坛、中非生物多样性合作专项论坛，设立合作委员会，协调沟通政策，制定合作战略。

　　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与非洲各国的务实合作，总结中国绿色发展经验，充分考虑对应国相关需求，出台绿色发展援助政策及实施方案，制订总体合作规划和谈判进程，指导合作资金和技术流向，提高气候治理能力，并进行周期性审查评估，确保政策执行。

　　利用中非智库论坛、中非青年圆桌对话等平台，以及中国和非盟或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合作框架，形成双边与多边相结合、官方与民间相辅相成的合作格局，为中非气候变化合作提供机制支持。

　　二要强化政策执行。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和生物安全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与交流，重点深化能源领域、林业和废物管理方面的合作。

　　首先，借助中非可再生能源合作创新联盟加强在能源领域的政策对话和技术交流，对接能源发展战略，搭建中非能源产业对接渠道，帮助非洲国家能源资源产业链往绿色方向发展，扩大清洁能源比重，推动双方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

　　其次，帮助非洲构建木材回收再利用体系，维持森林可再生能力，提高森林质量，增加碳汇，促进林业绿色发展。建立气候投融资标准等政策体系，帮助非洲缓解适应气候变化资金难题。非洲各国政府可优先推进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及提高气候韧性的干预措施，建立灵活的融资框架。

　　同时，在自然资源领域加强遥感卫星合作，强化中非防灾减灾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技术合作，建立气候智能型农业，加强知识分享，逐步形成物资、技术、人力资源三方面的立体援助体系，增强防御能力，提升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和能力，建立储备粮体系，减轻粮食安全脆弱性。

　　三要拓展合作方式。鼓励中非双方金融机构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加强同非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在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合作。鼓励和支持双方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在项目合作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高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交换水平，开展绿色低碳供应链管理，扩大公共气候适应融资规模，推进中非气候投融资合作。

　　将科技规划与试点示范相结合、合作研发和交流考察相结合。定期开展技术交流、学术互访，为相关课题提供经费支持，联合启动非洲生态脆弱区研究和保护行动，发布研究报告。

　　助力非洲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服务在非落地。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区域与领域协同能力，帮助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总结分享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平行经验，完善早期预警和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深化中非在风险防范、监测预警、处置救援、恢复重建环节的全方位合作。

　　四要推进协同创新。坚持绿色发展，继续实施“中非绿色使者计划”“中非绿色创新计划”等项目，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系列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在非洲建设低碳示范区与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促进中非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成果惠及区域民生福祉。创新传播手段，开展气候变化相关宣传推广与交流讨论，确保中非应对气候变化理念相同和国际气候谈判中立场一致。积极探索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诸多重要的国际场合统一声音，保障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参与过程中的核心利益。

　　发挥青年主力军作用，鼓励科学家、企业、智库、NGO和人民大众积极参与气候治理，通过媒体宣传、开展研讨会等公共外交形式提升群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积极向外传递中非共同治理气候变化的决心与信心，为中非合作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舆论氛围，助力构建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2021年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位一体”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路径探索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ZDA1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