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

　　哲学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多元文化共存构成五彩缤纷的人类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必然打上所在地域的文化烙印，形成各自的特色。然而，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冠以“科学”，盖因其基本理论和方法必须是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不同国家应当都能够适用，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这里，“普遍意义”代表社会科学具有的“科学性”，国别或地域特色则反映学科内在的“人文性”。

　　可以看到，一般对于人文学科我们往往强调其“地域特色”一面。如文学课程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专业设置分为“中国史”“世界史”“欧洲史”等；哲学也区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宗教、艺术等学科更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相对而言，我们对社会科学各学科通常更关注其“普遍意义”一面。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极少被冠以国别或地域名称，而是突出其作为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适性。

　　“既具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缘何还需要“打造”？因为在现实的教学、研究实践中，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科学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非此即彼，顾此失彼。这里，社会学具有一定代表性。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发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指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一命题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有人将其概括为“费孝通问题”“费孝通悖论”，表明“科学性”与“人文性”似乎不可通约、难以兼容；近年来社会学界围绕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展开的方法论论争，以及“本土化是否伪问题”等议题的激烈讨论，也反映出部分学者对于“中国特色”能否具有世界“普遍意义”持怀疑态度与矛盾心态。

　　将“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相对立，反映深层的文化自卑

　　“科学性”与“人文性”，对应于“普遍意义”和“地域特色”。仍以社会学为例，考察学科发展史可以看到，社会学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研究重心都处于不断演进中，不同时期在欧洲、美国形成迥然相异的风格、学派，实际上展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我们不禁要问：西方社会学为什么不强调地域特色？——因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科群都诞生于西方，我们理所当然视其为“正宗”，西方的“特色”成为我们的“标准”，“中国特色”就显得另类“不入流”了。这里隐隐约约透露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我们知道，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的逐渐成熟，自然科学创立时期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对社会科学体系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最早提出社会学学科概念的法国人孔德就把社会学看作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早期甚至干脆就叫“社会物理学”。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近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什么没能发生在中国”的世纪之问，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而对于这一难题的回答，无一不将其归结为制度、文化和思维方式。近代科学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因而西方文化可称为“科学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未能产生自然科学，甚至阻碍了科学发展，属于“非科学文化”。“科学”意味着正确，代表着先进。“李约瑟难题”隐含的命题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华文化！

　　由此逻辑就容易理解，我们在潜意识中已经把西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等同，认同其“地域特色”必然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就不必单独予以强调。而羞于谈论“中国特色”，有意无意否定“双重性格”，一定程度表明，我们内心深处存在挥之不去的文化自卑。

　　打造“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兼具的学科体系，关键在于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广义的文化概念包含人类的一切创造物，科学当然也不例外。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科学的诞生只是晚近几百年发生的事。科学从人文土壤中萌发并飞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独立要素从文化系统中分离出来。“科学文化”一经形成，科学之外的其余文化就被称为“人文文化”。“科学”彰显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理性；“人文”始终追求生存发展的目的意义，代表着人类的价值理性。“科学”探究“是什么”，“人文”回答“为什么”。“科学”诞生于“人文”，“科学”服务于“人文”，二者相辅相成，构成哲学社会科学“普遍意义”与“地域（文化）特色”的完美统一。

　　科学文化的本质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可以用“求真务实”四个字来概括。考察历史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着务实精神，也同样执着于真善美的追求，并非是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对立面。必须承认，“实验+数学”形式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得益于西方文化中蕴含的严密严谨的形式逻辑和分析思维方式。而偏重于辩证逻辑和整体关联思维认知方式的中华传统文化，虽未能孕育出近代自然科学，但随着“古典科学”发展进入到“复杂性科学”时代，这种整体性关联思维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优势。我们需要摒弃狭隘的科学观，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打造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兼具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关键在于对自身文化有充分自信。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数千年，至今仍保持勃勃生机，就在于其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在保持文化传统精华基础上不断吸收融合优秀外来文化，凝练出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需要从中华文化中提炼科学成分，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总结规律性认识，使研究中国问题的“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为人类知识谱系作出中国贡献，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体系中刻上中国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