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主办的长江产经智库双月论坛（第六期）于线上举行，本期研讨会聚焦“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与影响”，邀请国内外智库专家联合分享各自观点。会议由陈柳研究员主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教授分析了印太经济框架对全球产业链与经贸规则的重塑。他表示，“印太经济框架”（IPEF）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从宏观和产业链两方面降低对中国的供给依赖。该框架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分为贸易、供应链、脱碳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败等四大部分，其前景在总体上虽然不可持续且作用有限，但不排除部分议题会在部分成员中达成一致，尤其是在改变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减少供应链依赖等方面。那么，IPEF、APEF、美欧TTC等是否会重塑全球产业链和全球经贸规则？崔凡认为，通过透视当前欧、美、亚三大区域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发现，亚洲产业链和欧洲产业链都在很大程度上被美洲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作为重要销售地，而全球贸易不平衡主要发生在美国与亚洲价值链之间。作为影响产业链重组微观机制的重要政策工具，国际经贸新规则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基于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二是抛弃非歧视原则的价值观贸易体系。对此，崔凡强调，未来应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和非歧视原则，推进自贸区提升战略，积极参与和推进数字经济、劳工、反腐败等领域的谈判，将规则的对接方式从由外到内变为双向对接，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健康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明从中国企业与越南的订单之争入手，描绘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全景图。白明指出，从行业看，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从类型看，包括外资企业转移和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两大类；从国家看，除了越南以外，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也日益受到全球制造业大国的青睐；从转移情况看，无论是国际产业分工，还是制造业的产能转移，基本都可分为订单转移和投资转移两种情况。白明认为，以越南制造崛起为代表的东南亚产业转移，从国际产业分工变化规律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要谨防“惧怕论”和“轻视论”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从越南制造业的两头来看，上游的供应还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依赖中国，是中国制造的外延，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既要保持“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优势地位，形成新旧产能紧密转接，还要从质量、服务、技术、品牌、标准等方面促进产业的跃迁升级，以在与东南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同时，白明还建议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国内分工效率。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丁可详实介绍了全球供应链转型的日本经验。首先通过对201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中国＋1”战略的追溯，分析了“友岸外包”分散供应链风险的前景。在该战略影响下，日本在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向东南亚倾斜，但是留在中国市场的日企，取得了远高于其他地区的投资回报率。作为日本最大进口国的地位始终未曾动摇的同时，中国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其次介绍了全球供应链中的日企对华合作两大模式，第一种是面向中国市场的“地产地消”（In China For China）型供应链，第二种也就是“友岸外包”型供应链。对于在华地产地销型日企，2021年最新数据表明，其多项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今年疫情对日企造成巨大冲击，但由于应转尽转后留下的日企投资较大程度上使用的是在中国市场积累的投资收益，而不是母公司的追加投资，因此预计不会大规模撤资。对于友岸外包模式下转移出去的日企，和中国的供应链联系却不断加强，体现出中国在供应链上强大的独到优势；相比于产品附加值上的依赖，发达国家在供应链环节数量上的对华依存更为突出，而供应链环节的迂回优势对于未来“友岸外包”大潮中，确保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枢纽地位至关重要。最后从日本角度看“友岸外包”的未来，产业链供应合作空间日趋收紧，但跨国公司因为中国的市场和供应链优势不大可能选边站，与此同时RCEP等高水平贸易协议将为巩固产业链供应国际合作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供稿人：严文沁、王自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