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期】于永军：依靠群众进行自我革命，必须把倾听群众呼声当作加强外部监督的利器
依靠群众进行自我革命，党员干部必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主动接受群众评判。以党务公开为契机，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不仅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还能拓宽党内监督的渠道，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不断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必须学会如何倾听群众的声音，使各项工作更加符合群众意愿、体现群众需求。要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工作服务制度，摸清人民群众的诉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要完善和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在设立“信访举报信箱”、“党风政风监督热线”、“群众来访接待室”，落实“领导干部接待日、群众来信来访承诺制度”等传统“阵地”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网络“新阵地”，建设更加便捷、高效的网络举报平台，借助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下好“先手棋”，积极回应和反馈群众关切。
要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民团体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实践表明，依靠群众帮助和支持进行自我革命也是一个双向互动。党员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越强，群众的监督意识就越足，腐败现象就会在阳光下无处藏身，真正迎来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原新：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主动直面新挑战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变化，需要在全要素联动中积极应对。
一是造成人口数量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持续下降且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要减轻人口负增长的冲击，促进实现适度生育率水平是基本前提。“三孩”生育政策以及未来可期的自由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不只是在于生育政策对家庭孩子数量的规定，更在于与之配套的一揽子生育支持举措的设计及有效落地。
二是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相伴，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现象而非问题，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适应和矛盾才是老龄社会问题的根源，跳出应对老龄问题的人口局限、老年人局限、部门局限和孤立战略局限，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融入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体系框架中，全面、及时、综合应对才是根本。
三是乡土社会转向城镇社会与人口负增长相随，常态化的人口流动迁徙在时空上发挥了人口资源削峰填谷的有效配置作用，有利于盘活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大国优势，提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四是人口综合素质大幅度改善与人口负增长相依，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人口机会均随着人口转变而转型，收获人口机会的手段和路径需要顺势而为，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转型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于晓宇、卢超：建构全面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框架应遵循的逻辑
第一，数据要安全。要从基础架构入手，既要拓宽、又要遴选数据源，既要扩大、又要激活数据池，以国产化、一体化为重点，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体系。
第二，技术要先进。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其中，实体经济以制造业为典型代表，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核心支柱，需要硬科技的强力支撑，形成专精特新优势。
第三，产业要高效。相比其他生产要素，数据在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中更加高效，且能够实现即时反馈、加速迭代创新，数据赋能的产业应该更加繁荣。
第四，道德可接受。数据取之于民，需取之有道；用之于民，应惠及大众。个人隐私保护、防止数据滥用、弥合数字鸿沟、避免数字霸权，是数字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第五，社会要满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数字经济作为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需要扛起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满足社会期望的重任。五个方面互融互促融合发展，共同组成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框架逻辑。
陈强远：数字化转型可以重构中小企业竞争优势
数据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供给、无限使用、无限增长的特点。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市场端、营销端、生产端、物流端等环节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收集、筛选、加工、处理，形成企业运营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例如，数据可以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纳入到企业的生产中，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种类范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获取数据要素是取得发展和竞争优势的关键。由于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使它比其他生产要素更易获取，这对于中小企业提高市场和客户粘性是非常重要的，将成为中小企业重构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钟飞腾：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
在国际上，由于发达国家曾长期主导全球经济和国际发展合作议程，更加强调的是诸如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展本身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界，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被认为是研究其他国家的经济事务，通常在经济学圈内属于边缘性话题，只有美国自身的经济问题才是经济学界最关心的。美国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且占全球的比重在20%以上，研究美国经济的运行也成了全球宏观经济学圈子最重要的议题。例如，美联储的利息变动，关乎全球主要金融机构的各类投资品的定价，因而，美联储每一次会议都会成为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
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起，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学家就围绕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展开了磋商和协调，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甚至为此提出了“相互依赖的经济学”这个分析框架。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汇率和贸易政策成为当时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议题。而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问题被放置在南北关系框架内，在这个框架内的主流话语是依附论，试图挑战美国在世界经济运行体制中的中心位置。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学领域经历过几次大的学术思潮的变迁，从早期的结构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现在基于中国经验形成的一套实践经验和理念，发展中世界越来越认识到，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在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发展以后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国际场合讨论的议题，多数均是发达国家最近几年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些内容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心任务相差甚远。当然，为了和发达国家同台共舞，借助于发达国家构筑的平台发出声音，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去讨论一些发达国家感兴趣的话题。但最近一些年发展中国家构筑的国际合作平台也很多了，例如G20、金砖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发起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发展中国家参加这些交流平台并不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首肯，因为中国推动的绝大多数国际合作平台都是开放式的，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和共享理念。
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不仅充分表明中国不会仅停留于“世界工厂”，生产物质性产品，也更意味着中国有能力为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发展的知识，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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