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共同富裕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

　　【第417期】张文显：共同富裕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

　　共同富裕丰富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法理内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折射到法治领域，也必然是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然深化法治现代化的价值根基，丰富法治现代化的法理内涵，彰显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人民性与现代性的统一。

　　对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种关系的调整，诸如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富者（先富）与贫者（后富）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区域之间的关系、群体之间的关系等，革新了法治的调整机制和方法，其中包含着对法律固有的权利和义务调整机制的创新，更多地融入了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致富与共富、私益与公益等价值平衡的辩证法，使法治调整机制体现出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的融通性，使法治现代化朝着良法善治的方向变革。

　　共同富裕的法律制度供给促进法治发展变革。对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程度是衡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尺。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我国法治目前是个“落伍者”，无论是法律制定还是法律实施，都还没有确立共同富裕的理念，与共同富裕的法治需求相距甚远。某些根深蒂固的法律原则、价值理念、运行方式极不适应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致使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备、共同富裕的法治环境远未形成。共同富裕为法治发展和法治现代化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法治应大踏步跟上共同富裕的时代步伐，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增强法律制度供给能力，深化法治供给侧改革，推进就业法、劳动法、个税法、房产税法、遗产税法、社会保障法等直接关乎共同富裕的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共同富裕制度体系。

　　原文链接：共同富裕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

　　自上而下的道德编码和自下而上的道德学习的机器设计思路。前者主张将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则以程序编码的方式嵌入算法中，使机器能够通过计算和推理进行道德决策。后者认为人类的道德行为是在具体道德情景、与他人的互动中习得的，因而无须预先编码，让机器通过道德案例观察、与其他道德体互动学习等成为道德行动者。

　　通过行业标准设定防范和规避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对策。近年来，欧洲机器人研究网络（EURON），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等从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进行指导。一些行业协会如英国标准协会（BSI）颁布了《机器人和机器系统的伦理设计和应用指南》，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提出“合乎伦理设计”（EAD）规范等，以应对因设计者认知偏好引发的算法歧视、社会不公等问题。

　　通过制度规范化解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做法。2021年4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人工智能法》立法提案，对人工智能的功能和用途等要素做了不可接受的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低风险等层级区分，并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对应分类治理和监管体系。

　　原文链接：西方学界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

　　蒙古定宗二年（1247），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领袖、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贡嘎坚赞（1182—1251），应驻守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的蒙古汗国皇子阔端（1206—1251，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次子、定宗贵由之弟）的邀请亲赴凉州，就西藏的归属问题与阔端举行会谈。阔端与萨班经过一系列商谈，达成重要共识，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

　　然而，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中，每每将“凉州会谈”说成“凉州会盟”。事实上，“会谈”与“会盟”，虽只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却大相径庭。“会盟”一词有特定含义，指古代诸侯国之间举行的聚会和结盟，其目的是谋求霸权或其他相关利益。出席“凉州会谈”的人员，双方是中央与地方的代表，会谈的目的是西藏以和平方式纳入祖国版图，寻求国家统一。会谈的结果使西藏归入了伟大祖国的版图，使藏族同胞被纳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如果把凉州会谈说成是“凉州会盟”，那就会大大曲解凉州会谈的目的，大大贬损和矮化凉州会谈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因此，“凉州会谈”绝不可以说成是“凉州会盟”。

　　原文链接：凉州会谈”不能说成“凉州会盟”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属残篇已是学界共识。因残存文字有限，“隐秀”的内涵“诠明极艰”（黄侃语），其中对“秀”的解读是历来争议的关键所在。

　　刘勰推崇“秀”，缘于其昭示的风格符合儒家诗教“雅”的取向。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解释，“秀”的本义为“禾黍”，除赞美植物外观秀茂外，还有重实重质之意，引申至形容文学审美也应是对外在辞藻和内在思想的双重肯定，正所谓“才情之嘉会也”。这与圣人文章“衔华而佩实”的特征具有一致性。

　　南朝宋齐之间，原本清新雅丽的五言古调在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形成一种新体，以江淹、鲍照为发端。这种诗歌新风颠倒词序，不避危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评价道：“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具体如鲍照之“君子彼想”，实应为“想彼君子”；江淹的“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则应为“孤臣坠涕，孽子危心”（孙德谦《六朝丽指》）。刘勰并不认可这种依靠造语惊奇博得读者关注的做法，所以便以喻示着文质合一、穷力追新但不失雅丽之“秀”作为纠正险俗诗风的新风格。

　　原文链接：刘勰“隐秀”之“秀”内涵重诂

　　宣传爱国思想。清末民初，改造国民性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一些思想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积极主动地把西方儿童文学译介到中国。他们认为，“从娃娃抓起”是改造国民性的关键所在。这一时期，外国寓言陆续被译介到中国，翻译这些作品的目的则是“欲借以药吾国人”“以激发国人冒险进取之志气”。

　　传播科学新知。翻译家在译介外国科幻小说作品时，大多能为青少年读者着想，采取编译、改译等翻译策略，力图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达到传播新知、启发民智、爱国救世的目的。随着外国科幻小说的陆续引进，作品中科学家的牺牲精神和主人公的探索精神引导、吸引并激励了当时渴求新知的一代中国少年，他们从这些译介作品中开拓了视界，初步接受了科学文化的启蒙。

　　培养人文精神。童话文学作品的译介为儿童打开了瑰丽多彩的奇幻世界的大门。翻译家根据时代精神的要求进行选择性译介，为儿童展示出童话构思精巧、文辞优美、想象丰富、情理交融的审美特点和艺术特征。显而易见，这些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人文精神。

　　原文链接：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翻译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