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中国文化国际亲和度排名

　　【第420期】卢雪梅：中国文化国际亲和度排名

　　亲和力即使人亲近、愿意接触、促成合作的力量。我们通过各类社交网站与社会交往等方式采访了300多名外籍人士，了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与趋向。采访结果显示，中国文化国际亲和度排序依次为中国菜、中国武术、中医与中国典籍等。

　　中国美食是中国人生活智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近年来，中华美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逐渐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国菜享誉世界已久，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更是家喻户晓，许多菜式与异域元素相融合并扎根海外，因此，中国菜已日益成为外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当下出口的中国食品便可以学习模仿海外中国餐馆菜肴英译的语言风格。早期在海外开餐馆的华人已为中国菜的英文译名奠定了带有方言音译的风格习惯，比如豆腐（tofu），此类译法可以产生异域感，激发好奇心。现在海外走俏的中国食品“老干妈”系列，在推特上就不乏喜爱者，脸书上也有“老干妈爱好者”的主页，其英译名“Lao Gan Ma Chili Crisp Sauce”，亦含有音译成分。

　　亲和力排名第二的是中国武术。除武术类影片外，中国网络武侠小说在国外同样很受欢迎。海外读者的主动翻译行为加速了网络作品的传播。随着类似翻译行为的增多，学界相关研究呈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译文要适合译入语的文化，主张同化；一种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播，主张异化策略。在实践中，那些经由外国读者译成自己母语的版本更容易流传开来。虽然一些中国文化的术语翻译得不一定到位，但这种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文化。笔者认为，同化的做法在现阶段是可行的。至于异化的观点，看似在强调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却可能适得其反。就像喜欢中国功夫电影的部分外国观众不看字幕，不听对话，只看武打画面。武侠小说的部分读者既不喜欢书中文化性特别明显的地方，也不喜欢武术的哲学。要保持武侠小说的亲和力，就要关注市场的引导性，如果书籍没有了读者，传播便成为空谈。

　　亲和力排名第三的是中医。中医在国外不少地方都经历了从不了解到逐渐接受的过程，并逐渐成为替代医学。关于中医翻译，国内外学者大都主张突出文化性与中医特性，国内学者强调文化性，国外学者则更强调可接受度。

　　亲和力排名第四的是中国典籍。当下，海外普通人群对儒经译本的接触虽然不多，但翻译家与学者颇为活跃，比如当代翻译《周易》的美国汉学家夏含夷与研究儒家经典翻译的美国汉学家费乐仁，成果都很显著。现在国际学界不同学科的学术圈都有对中国典籍的研究，蕴藏着古老民族文化精髓与价值的中国典籍始终散发着持续的魅力。

　　同样受到外国人喜爱的中国日常生活文化元素还有茶叶、陶瓷、服饰等，此处不再详述。要想持续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亲和力，首先要选对发展目标，抓住海外已经有热度的中国元素，溯源历史，弄清其成为热点的来龙去脉，在传播时做到有的放矢。

　　原文链接：中国文化国际亲和力及提升策略

　　治理目标分为两个层次：最低目标是消除污名话语和假新闻，最高目标是解决全球话语权力分配不公正、不均衡，打破话语霸权主义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话语新秩序，营造健康、有序、文明、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

　　治理对象是指西方国家生产、操弄和传播污名话语、虚假信息和反华舆论的政府部门、民调机构、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

　　治理内容是指污名话语、歧视性言论、假新闻以及话语霸权等议题。治理主体是指对全球舆情恶化和话语失序进行防控和整治的主导方和监控者。

　　原文链接：话语治理助力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

　　真正做好国际传播需要一个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支撑，依靠别人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甚至一味追求与之接轨，是无法实现有效传播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德国历史上曾长期被西方主流文明视为野蛮地区，但德国知识界和文化人选择了建构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以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通过唯心主义哲学强调精神的力量，批判英国的实证主义，论证国家是理性的最高实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的东西，将文明界定为物质层面的东西，指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明丧失了真正的文化创造力。歌德和席勒等的文学作品聚焦人的内心和精神追求，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强调物质性欲望形成对比。德国知识界将德国文化自诩为更高的精神性成就。德国的这种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建构，虽有自己的缺陷，但深深地影响了德国人的集体心理，使德国主流知识精英迄今保持着一种对英美文化的“心胜”。

　　美国到二战前还被很多欧洲人视为一个无教养的国家，但随着美国的崛起，它也开展了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建构。美国知识界利用欧洲思想传统和人才资源，将自由主义、程序民主、消费文化等结合在一起，构造起一套自诩为普世价值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并极力向外推广。

　　相比之下，基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仍然是我们的短板。没有这样的体系，我们的对外传播从业人员往往缺少思想和话语的力量，因而也缺少发自内心的自信，这应该是中国国际传播依然力度不足的主因之一。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奋发有为，以中国“心胜”的精神，努力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

　　原文链接：加快推动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播能力建设

　　当代新型智库承担着时代赋予的服务党和政府的政治责任与提供研究咨询的学术责任。因此，新型智库建设具有政治性与学术性双重属性，这也是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的第一种关系。

　　新型智库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政治性的坚守。在智库建设过程中，政治性集中体现为对国家和宪法的忠诚与承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公正、平等、民主等价值观亦是智库政治性的应有之义。另外，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政治规则为核心，在稳定的政治秩序框架之中寻求现实政策问题的化解之道。

　　新型智库的生产力以学术性作为根本保障。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此意义上，智库的学术性是指智库专家在应对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政策问题中形成的具有深刻洞察力、开创性与专业性的卓越思想。这一特质体现在智库专家的知识结构、价值遵循与思想生产中。其中，在思想生产过程中，学术性不仅在于政策上求真，还在于政策上求善。这在现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架构中就指向了达成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因此，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需在政治性的规约之下，通过卓有洞见的政策研究获得自我生存空间，从而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效融合与高度统一。

　　原文链接：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几种关系辨析

　　新型智库系统群是由不同学科背景、性质和等级规模的智库组成的智囊团体，智库只有成“群”，且稳定产出高品质的智力产品，才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丰富多样的智力支撑作用。推动新型智库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力促进智库系统群的形成。

　　一方面，目前看来，我国的智库大多属于单一型智库，将研究重点局限于某一领域，研究课题分散化、碎片化，导致不同类型的智库数量不一。例如，经济领域的智库阵容相当庞大，而其他领域的智库数量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我国的智库分布呈现出一种“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特征，智库学者大多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或直属于决策部门的研究机构，不利于智力资源的整合。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群，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

　　首先，应当立足行业和产业的视角来构建智库系统群，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单位模式，单独建设个别智库单位，而是通过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实现不同类型、层次智库的集体作业和分工合作。其次，智库系统群这种高度系统化的新形态，超越了传统地域的限制，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以论坛、座谈会、辩论等形式实现智库之间的联动和功能融合。最后，新型智库系统群呈现出专业类组合特征。不同类型、层次的智库具有不同的研究专长和特色，可将其集中起来，凝练各类型智库分工互补的特色，逐渐形成一体化的引领性智库集群。

　　原文链接：以系统化思维推动新型智库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