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国民营养与健康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第424期】赵文华：国民营养与健康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一是主食在不断减少的同时出现了精细化问题，城乡居民在粮谷类食物摄入量持续减少、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比例不断下降的同时，出现了主食精细化的问题。

　　二是动物性食物摄入量不断提高，在保证了优质蛋白质供应的情况下，出现了猪牛羊肉摄入量偏高、奶类和水产品城乡间及人群间摄入不平衡的问题。

　　三是烹调用油摄入量持续攀升，平均每标准人日达到43.2克，大大超过推荐的25克，已成为导致膳食脂肪供能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是由来已久的高盐饮食习惯仍未改变，烹调盐摄入量为9.3克，与每日5克的推荐量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五是在食物供应丰富的前提下，有18.9%的6—17岁儿童少年经常喝含糖饮料，在外就餐和点外卖亦成为经常性进餐方式。

　　超重肥胖成为营养不良的主要表现形式。近30年来，居民职业劳动强度普遍降低、家务明显减少、出行日益方便，然而主动进行锻炼健身人数比例依然较低，身体活动不足普遍存在，加之静态行为时间的增加，导致个体能量摄入与支出不平衡，人群体重普遍增加，超重肥胖问题凸显。目前，我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高达50.7%，6—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超重肥胖成为影响全人群健康的最主要营养不良问题。

　　膳食相关的慢性病负担加大。不健康膳食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7.5%、糖尿病患病率为11.9%、高胆固醇血症患病率为8.2%，居民癌症发病率仍在上升，膳食相关慢性病已成为主要疾病负担。

　　老年人膳食与营养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老年人群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群的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缺乏特别关注。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是营养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划时代的纲领性文件。运用管理科学原理探索解决国民营养与健康的问题与挑战也应提上日程。未来，亟待加强营养、卫生、经济、管理等学科交叉融合，从营养管理的高度，探究如何将人群营养、食物营养及粮食安全进行专业融合，以食物为主线开展全产业链条管理研究，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实施，促进经济发展，创造营养节约型与环境可持续社会，保证国民营养与健康的长足发展。

　　原文链接：国民营养与健康长期变化趋势及未来改善

　　农业文化遗产虽然诞生在过去，但它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是“活着”的。当下，要结合不同的特色，因地制宜地寻求个性化的路径，让农业文化遗产在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综合效益显现出来，成为推进农村农民物质、精神两方面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比如，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创造了“一亩田、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青田稻鱼米已销售到全国440多个城市，价格跃升10元/斤以上，带动农民增收5000多万元。有理由坚信，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活态传承，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也必将走出一条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但同时也需要明白，盘活农业文化遗产，并不是单纯地回归传统农业系统，而是继承传统农业里的优良元素。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码”，也是为可持续农业发展“加速”。一些濒临失传的传统农耕文化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吸引眼球，展现的也是一种文化自信。我们渴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田园生活，其实农业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背后，就是寻找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思索传统与现代的共通点。

　　另外，在保护传承的同时，也需厘清几个问题：农业不是单纯的种植业，而是农林牧副渔的综合体；“文化”也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包含民俗文化、生态思想、传统知识、传统技术、乡村治理理念的综合体；“遗产”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遗存、遗物或遗址”，而是活态的，具有生产功能和自然与文化遗产多重属性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

　　原文链接：充分释放农业文化遗产“活”力，赋能乡村振兴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变化，需要在全要素联动中积极应对。

　　一是造成人口数量负增长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持续下降且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要减轻人口负增长的冲击，促进实现适度生育率水平是基本前提。“三孩”生育政策以及未来可期的自由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不只是在于生育政策对家庭孩子数量的规定，更在于与之配套的一揽子生育支持举措的设计及有效落地。

　　二是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相伴，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现象而非问题，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适应和矛盾才是老龄社会问题的根源，跳出应对老龄问题的人口局限、老年人局限、部门局限和孤立战略局限，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融入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体系框架中，全面、及时、综合应对才是根本。

　　三是乡土社会转向城镇社会与人口负增长相随，常态化的人口流动迁徙在时空上发挥了人口资源削峰填谷的有效配置作用，有利于盘活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大国优势，提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四是人口综合素质大幅度改善与人口负增长相依，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人口机会均随着人口转变而转型，收获人口机会的手段和路径需要顺势而为，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转型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原文链接：我国人口增长的最新趋势与应对方向

　　一是文博符号运用的1.0阶段。主要是对文物、藏品的符号复制和应用，做一些生活用品。

　　二是情感传播的2.0阶段。通过文物故事赋予产品特定的情感，使一般产品变成文化产品。

　　三是IP运营的3.0阶段。IP开发要“讲好故事”，IP所包含的智力劳动的“智力”，就是讲故事的能力。把藏品资源故事化，把故事文学化，文学视频化，积累粉丝是视频化生存时代的最佳选择。

　　文创IP不能仅仅停留在1.0的符号运用阶段，或者做一个宣传片的2.0阶段，而要以艺术的方式最大化传播，再通过IP授权，延伸IP价值。这是对博物馆资源进行深度开发。

　　原文链接：博物馆文创，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

　　第一，要充分发挥中国“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组织”的治理优势，推动各治理主体和利益相关方之间有效协商。特别需要考虑建立相关机制，鼓励矿工、电力企业职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协商过程中的利益表达，避免电力转型对弱势群体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协商过程中还应发挥中央或上级主管机构的主导性作用，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聚焦在“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等事关电力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这既可集思广益，减少决策失误，也可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出现“民主过载”，还可凝聚共识，助力电力系统转型的顺利实施。

　　第二，电力结构转型是一个复杂且不确定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因此，需要在治理模式上进行制度创新，从“定目标，下放执行”的传统线性治理模式，逐渐转向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修正的动态螺旋升级式治理模式。这需要建立有效机制，鼓励各治理主体及时总结，互通有无，分享成熟经验和做法，提高在各自领域推动转型的能力和水平。

　　原文链接：电力结构转型中的治理协同机制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