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第428期】孟辉、李娜：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当前，我国可生产的工业品类高达500多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1年排名全球第一，但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高技术制造业面临“卡脖子”困境。

　　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引领下，数字经济从创新组织形态、模糊产业边界、重构产业链关系等方面赋能两业融合，有助于缓解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强约束、比重下降和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

　　其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创新绿色生产方式，丰富绿色产品供给，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形成绿色制造体系，是实现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

　　其二，数字经济可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有效互动，创新两业融合发展模式，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扩大现有产品市场，维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其三，依托数据要素，促进创新资源整合和动力变革，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产业链条融合，有效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因此，数字经济赋能两业深度融合，是帮助制造业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原文链接：发展数字经济，助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经济全球化，既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互通有无，但也提高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国家的粮食供给对外依赖性过高，则其国家安全程度就降低。自给自足以确保粮食安全，在当代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原则。

　　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研究，导致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加剧的首要直接驱动因素是“国际或国内战争冲突”“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经济减速和衰退”，其次间接驱动因素是深度的全球发展环境因素，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政治、科教文卫等多方面长期严重的不平等。而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贸易战等因素交织，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在粮食供应链等多领域不断推高全球食物成本，导致健康膳食的经济不可负担性加剧。所以联合国粮农组织特别提议：加强人道主义援助，增强国际合作；加强各国粮食体系的气候韧性，并在食物供应链中采取干预措施，降低营养食物的价格；实施社会民生保护措施，加强弱势群体应对经济衰退的韧性；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和结构性不平等（例如性别、种族）现象；改善粮食生产环境，改变消费者行为，等等。

　　在严峻的国际粮食安全困境之下，中国的努力与表现非常值得称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高度重视“三农”的发展问题，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实现跨越式增长。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够始终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并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就是对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与消除贫困领域作出的最重大贡献！

　　原文链接：保证粮食安全，从量的增产到质的优化

　　一是财政部门要提高保费补贴比例和增加保险品种，深推农业灾害保险和农产品收益保险，保障重点农产品的抗灾抗市场风险能力，对于脱贫户参加种养业生产灾害险的，考虑在承担既定保费份额基础上按一定比例予以补助。

　　二是加快将数字技术向农业保险渗透，将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等技术引入到种植业及养殖业精准承保理赔模式中，构建气象、农业专家和社会服务资源联动的农业服务数据生态。

　　三是发挥农业保险在综合金融中的基础作用，开展“保险+银行”联动模式，发挥农业保险保单质押作用，把农户理赔诚信数据纳入个人征信系统，解决农户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

　　原文链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较快增收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当前的美国的确出现了比较普遍的政治失能、社会紊乱、经济通胀、文化失魂等整体性危机的综合“乱象”。这恰是美国对待外来移民及本国不同族裔那种引以为傲“化众为一”的“美国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的写照。多元文化带来的美国核心价值认同渐趋弱化、与盎格鲁萨克逊白人基督徒文化至上观念导致的族裔对立加剧相互共振的作用结果是：美国人对自身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困惑。美国内部这种“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暴露出凝聚美国人心的“价值之锚”的松动和飘移。这种精神“失魂”现象如此沉重，以至于美国如同在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与“大萧条”那般接近遭遇又一个内部“大危机”时期。这种价值错乱直接导致当前美国政坛“魑魅魍魉”频出的现象，族裔间、政治派别间和解的良性声音已日渐稀薄，种族主义泛滥与政治尖锐对立反而成为常态，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悲剧难解的重大表征。

　　原文链接：李海东：警惕“美国之乱”向世界外溢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汉字发展通史”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研究成果12卷本《汉字发展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作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通史》力图全景式描绘汉字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全面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汉字形体、结构和实际使用的情况，深入揭示汉字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从而展现汉字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画卷。根据汉字体系发展的总体进程，《通史》将汉字文明的演进划分为汉字的形成、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三大历史阶段。

　　新石器晚期到夏代，是从早期刻画符号到汉字体系形成的阶段。新石器晚期各文化区系中刻画符号的创制是汉字形成的源头。经过文字发生机制的建构、文字符号创制方法的摸索和路径的选择，到夏代已从原始文字发展到成体系的早期汉字阶段。

　　从殷商到秦代是古文字阶段。殷商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成熟文字符号体系，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基本构形方式都已发展齐备，符号书写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规则，文字使用中同音假借现象十分突出，甲骨文已完全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西周时期，汉字形体的增繁、省简、替换和讹变是主要演变现象，西周早期字形形象性特征明显，中晚期以后书写渐趋线条化，字形变得匀称规整。形声构形方式成为主要造字方法，约80%的新增字是形声结构，其他构形方式的构字功能趋于萎缩。西周文字书写的规范化和构形模式的形声化趋向，是这一时期汉字体系发展的主要表现。春秋文字处于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字体的演变承续了西周金文以来的线条化趋势，形体更加匀称整齐，进一步削弱了字形的象形性，加快了形体符号化进程。形声构形成为春秋时期最主要的构形方式，新增字90%以上是形声字，反映了汉字构形系统的进一步优化。春秋文字在字体风格和用字习惯方面开始呈现一些区域性特点。战国时期，形声构形几乎成为唯一的构形方式，新出现的字基本上都是形声结构，构形的形声化表明汉字构形系统已发展完善。战国文字的字词关系和用字习惯异常复杂，不同区系文字地域特征更为鲜明。秦系文字上承西周文字，历经春秋战国的发展，到秦代形成古文字的终结形态——小篆。在秦系文字系统内出现了字体创新要素，解散篆法的隶变普遍发生，早期隶书逐步形成。

　　汉字系统经过秦汉之际的进一步隶变，最终实现了形体的古今转换，跨入近代这一历史发展新阶段。两汉时期主要是形体的变更、调整和规范，文字的功能分工趋向明晰。汉初到武帝前期，汉字系统完成了隶书字体的定型化。武帝后期至东汉末，隶书进入调整和发展期，新隶体、草书等代表汉字发展方向的新兴书体逐渐成为书写主流。经历这一阶段的发展，汉字系统进入形体符号化、构造形声化、书写笔画化的历史新时期。从魏晋到隋唐楷书的定型，汉字构形方式和形体风格进入稳定状态，字际关系、字词关系更加明确，而俗字和异体的发生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自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产生了新的印刷体——宋体，此后汉字体系的基本格局趋于稳定。宋元明清时期，楷体正字字形结构稳定，官刻与坊刻、民间文书用字有明显差异，方俗口语词因本字难明而多有异写，俗讹杂字是坊刻和民间文书用字的突出现象。

　　域外汉字资料极为丰富，《通史》首次将汉字在域外的传播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纳入研究范畴。通过整理和研究日本、朝-韩、越南等域外汉字，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了对汉字发展传播一般规律的认识，展现出汉字文明的广泛影响。

　　原文链接：汉字文明演进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