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体验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第435期】杜创：体验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体验经济”在中国有快速发展的趋势，靠用户体验需求建构起来的消费热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由于“体验经济”是新提法，还没有进入国民经济统计，很难全面准确衡量其发展现状及体量，不过我们从几个侧面可见一斑。

　　第一，大中型城市的商业尤其是购物中心、线下书店等正在向“体验式业态”转型。过去，城市里的大型购物中心以珠宝、服装等业态为主，其内部空间设计要旨在于引导快速购物。如今，购物中心里餐饮、儿童游乐场等明显多了起来，顾客在商场里的停留时间大幅增加。线下书店变得不仅仅是卖书的地方，还创造空间让潜在消费者可以在店内阅读、喝咖啡，甚至请作者来做新书相关的讲座。“购物体验”已成为商家竞争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二，电影、艺术演出、主题公园等文娱产业兴起。文娱产业本就是体验经济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在我国增长尤为迅速。以电影为例，2010年全国电影银幕6256块，2019年69787块，增长了10倍；电影票房收入2010年突破100亿元，2019年则增长到642.66亿元。

　　第三，与生活服务业新体验、新消费相关的新业态快速生长。据美团研究院统计，2020年仅在美团平台上的新体验类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就多达47个，包括主题餐厅、VR餐厅、电影酒店、密室、剧本杀、汉服体验馆、沉浸式展览/博物馆、DIY手工坊、电子竞技馆、轰趴馆、植发、室内萌宠互动、共享自习室、产后修复、整理收纳、在线问诊、智慧养老，等等。

　　体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浮现出来。一是“体验业态”的狭义化和雷同化，有将体验业态狭义理解为休闲娱乐、餐饮业态的倾向，甚至狭义化、简单化为追求新奇、刺激的体验；“体验”雷同化，一哄而上的现象时有发生，真正高质量的体验仍然稀缺。二是一些传统业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中，“营造体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大城市多年来提倡公交优先但成效不彰，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交车、地铁人满为患，乘坐体验很差。

　　由于体验的不可验证性，消费者在以高价购买到低质量产品之后难以诉诸法律索偿；因此政府干预不应是体验品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高质量体验品的供给有赖于市场声誉机制。综合起来看，发展体验经济的基本思路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体验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来说，笔者有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促进线上线下跨界竞争。经济学和管理学分析都表明，“营造体验”的根本驱动力来自于市场竞争。当前扩大市场准入促进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互联网+”在各行各业的渗透，促进线上线下跨界竞争。可考虑结合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在一些重点服务业领域推动扩大市场准入，如放开互联网首诊、网售处方药，等等。

　　第二，减少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放松价格管制尤其是服务业价格管制。如前文所论，体验品声誉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程度的声誉溢价，即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大部分产品价格已经放开。但在部分行业、部分情况下价格管制仍然较重。一是部分服务业仍存在价格管制。二是一些地方物价部门在以“控制物价”等名义干预市场价格时存在过严过重的情况。适当放松价格管制，更大幅度让市场决定价格，是体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政府举办的服务行业应将注重营造客户体验纳入绩效管理。例如倡导在公立医院绩效管理中，引入“营造体验”的理念，更加注重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在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配置、运营中，不能仅仅满足于最低标准式的够用就行，也要适当关注公众的使用体验。

　　原文链接：体验经济的运行机制、发展逻辑与宏观效应——基于体验品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李晓嘉：适度提高医疗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

　　医疗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凝结的重要因素，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有着关键作用。

　　在医疗服务供给方面，应将财政医疗资金优先投入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农村及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实施针对性的政策，使医疗卫生资源优先向其倾斜。此外，应稳步推进城乡医保整合，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高质量医疗保障体系。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有助于降低参保人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率，保障农村健康状况较差、收入水平较低群体的基本福利，进而实现城乡医疗服务的均等化。

　　在教育服务供给方面，首先，应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和区域间教育水平差距。应将财政教育资金优先投入到农村及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重点关注不发达地区资金投入方向，保障偏远山区和农村地区基本教育资源的获得，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其次，应不断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平衡把控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经费分配，缩小财政支出在三者间的差距。最后，财政投入支持建立高端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人力资本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中的重要作用。

　　原文链接：实现共同富裕的财税对策及展望

　　宋亚平：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应顺势而为

　　世界性的实践充分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分析判断“三农”工作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研究制订有关宏观政策，都应充分地承认和尊重这一重要的客观依据。如果我们对形势认识不清，方向把握不准，思想观念墨守成规，不能与时俱进地创新，就算我们通过“举国体制”实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投入，传统的农业农村也未必能够重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良辰美景。如果我们抓不住矛盾的要害，再多文件也无法落地操作，再多的投入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根源并不主要在农业农村本身，而在城乡分治的社会二元结构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农业农村领域生产要素向城市日趋大规模的单向流动，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与发展程度的不充分，也说明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在制度上仍然处在相互分割和相互对立之中。要想彻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我们应该顺势而为，即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制度体系为突破口，及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以实现农民市民化为具体目标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上来。重新评估农村的社会定位与功能作用，不断释放生态张力和文化价值，促进农业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为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与拓展开辟道路。

　　笔者认为，国家推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精髓，不是以历史上某个阶段的农业农村发展状况为参照物，形成一种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进步为主要内涵的具体指标体系，而是面对不断衰败的传统农业和日趋落后的传统农村，通过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科学调整和各个微观领域的克难奋进，努力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滚滚潮流。因此，乡村振兴的核心追求和终极目标，就是要尽快脱离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农业农村的故道，走上一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新路，谱写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当然，这个宏伟目标需要我们通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

　　原文链接：从历史发展趋势审视当前农业农村问题

　　刘志彪：创新的角色适合于让中小企业来承担

　　要界定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中的角色、地位和功能，发挥其互补性作用。国有企业比较适合在产业链中当链主，它们大多处于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部门，有足够的规模和研发资金，在国家的要求下，也有足够的外来压力和晋升驱动的动力。根据国有企业的这些特性，它比较适合于做那种具有连续性的、累积性特点的产业创新活动，也就是需要长期投入、有一定积累基础的连续创新，如航空发动机、大型汽轮机、大型精密机床等领域的创新活动。而对于那些面广量大、涉及方方面面的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活动，或叫做毁灭性的创造性活动，创新的角色适合于让中小企业来承担，它们是产业链上云集的无数的中小供应商，也是“隐形冠军”。这样的功能配合，符合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必须互补的要求，也符合政府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内在要求。

　　原文链接：产业政策转型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环境优化

　　赵锡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虽然我国直接融资的规模在不断增长，但在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存量上看，2020年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代表直接融资的企业债、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三项余额相加为81.93万亿元，占比约为28.8%。如果只计算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两项余额，占比仅为12.6%。从增量上看，我国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企业债占比约为12.8%，政府债占比约为23.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约为2.6%。由此可见，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上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中各类贷款占比仍是大头，直接融资占比偏小。而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占比大，股权融资占比很低。

　　2019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资产集中在房地产上，与成熟市场相比，金融资产占比偏低。再从金融资产本身的配置来看，居民家庭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比率明显高于持有风险资产的比率。然而随着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本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居民家庭快速扩张的财富管理需求，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管理需求。

　　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金融体系功能的优化，促成金融结构的升级，推动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从金融功能发挥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可以推演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但当前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存在投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他衍生功能不足等问题，与我国目前经济转型发展需求、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不适配。特别是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较快，风险不断沉淀和积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亟待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形成合理有效的定价，加速对无效资产的出清及低效率机构的淘汰，实现金融资产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最终达到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充分发挥财富管理的基本功能，不断提升金融反映风险、分散和管理风险的作用，并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完成金融功能的升级。

　　从国际发展比较来看，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也表现得更为平稳顺畅。在满足同样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资本市场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比较各国金融体系可以发现，以银行为导向的金融体系通常具有更加强烈的政府干预倾向，而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中，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前者通常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全球领先国家的根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人口红利和经济赶超时期，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封闭金融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资源配置机制有了更高的要求。从企业角度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互联网行业等在经济中的占比提升，企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项目风险高、投入周期长，对于资本市场的要求和需求正在改变；从居民角度看，我国居民对于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提升，倒逼金融市场提供更多不同风险类型的金融投资工具；从政府角度看，政府转型提效，不再扮演单一的国有企业背书人的角色，而是要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基于对多元金融市场的需求，中国需要建设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以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放”，即是同时开放对内对外的金融业准入限制，逐步开放对资本金融账户的管制，引入境外资金，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市场导向”，即是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存在更多收益与风险更为匹配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各类投资者需求。

　　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需要在发展好债券融资的同时扩大股权融资规模。虽然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目前产业升级势头强劲，宏观政策环境、营商环境不断向好，同时还拥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投资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资本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资本市场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也要看到，由于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存在很强的发展惯性，资本市场仍然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尤其在行业主体的总体实力、专业能力、层次分布、资本文化等还存在短板时。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需要向改革要动力，要不断“过市场关”。

　　原文链接：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建设目标和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