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丰富经验和伟大实践，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于9月25日举办“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线上学术研讨会，聚焦学科建设和“抗战时期的中共对外关系”等专题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研讨。来自北京、上海、济南、沈阳、重庆、西安、延安和大连等地的20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洪晓楠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研究，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塑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重要学术支撑，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共产党叙事体系，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能力。近年来，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党史党建设立为一级学科为发展契机，围绕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多次组织研讨会和名家论坛，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融合发展，正在着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道路”学科研究平台，不断拓展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学科高质量发展空间。

　　在主旨演讲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规律。他指出，百年中共对外关系有四个基本规律：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并与党和国家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二是必须坚持政党外交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及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三是必须坚持党的对外关系主要原则，正确把握和处理党际关系；四是必须坚持发挥政党外交的特色优势，不断提升中共外交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效能和水平。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学部教授李东朗围绕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国际宣传的重要问题指出，1940年，周恩来与英美大使的接触以及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接触标志着中共与美国官方外交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确保了中共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国际宣传活动。李东朗还指出，开展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必须要基于充分的史实挖掘和整理，要把研究成果加以理论化，并彰显其理论价值。

　　围绕学科建设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指出了中共对外关系史在中共党史中日益彰显的重要性以及学科建设应该关注的相关问题。牛军认为，中共对外关系史研究必须要把学科价值、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特别要界定清楚两个关系：一是中共对外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中共对外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关系。牛军还以建国前的中共对外关系为例，系统阐释了研究中共对外关系要从观念（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三个层面展开的重要性，认为只描述中共外交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中共对外关系史的重要人物有系统和清楚的理解。

　　在专题演讲环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政治与政党外交研究院执行院长石晓虎就新时期把握党的对外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一要从战略高度把握党的对外交往的特点；二要系统把握党的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三要重视研究党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始终坚持的互学互鉴；四要抓好中共对外关系的特色性研究并能总结出规律性。

　　在“延安时期中共对外关系”专题，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恒军提出，要加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融通中外”的国际抗日宣传话语体系四方面研究：以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价值追求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战时理论最新成果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研究；以国际合作的全球视野加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研究；以主动媒介话语力提升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研究。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红认为，延安时期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有六个特点：从民间交往上升为半官方、半独立的外交；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与务实外交相结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战略性与策略性密切结合；坚持首脑外交与公共外交、媒体外交相结合；充分利用各方矛盾发展自己，但不屈从任何大国压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惊奇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际传播意识显著增强，推动了中共媒体外交实践的开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外国记者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共声音，逐渐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媒体沟通的方式主动设置国际议程，努力获得舆论斗争主动权，进一步推动了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

　　安徽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政治系讲师梁立昌则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在华韩人联合抗日历史的回顾和考察指出，在华韩人的抗日斗争是留给中韩两国人民的丰厚历史遗产，重新挖掘和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和韩国关系的历史渊源是推动和发展新时代中韩关系的一项重要任务。中韩共同的抗日历史记忆对强化中韩战略合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新中国以来的中共对外关系”专题，南开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琳就“中共与意共党际关系的开启及其对中意关系的影响”发言指出，1949年，中共中央邀请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特派记者斯巴诺访华开启了中意政党关系的发展。斯巴诺作为新中国诞生历程的亲历者写出了大量有关新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论述，不仅对建国初期意大利以及西方塑造客观、正面的中国形象起到积极的作用，还促进了中共与意共的关系，为中意两国关系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许悦雷就“周恩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对日外交实践的重要启示”指出，发展对日关系必须坚持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共对外交往工作理念；必须坚持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良以“中共1974年邀请英国保守党党魁希思访华”为案例，分析了中共高层破格接待和高度重视此次访问的三重考量：一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决定组成抗苏反霸的统一战线，二是鉴于希思政府主张联华抗苏，在其执政期间实现了中英政治关系的突破，三是尝试为解决香港问题建立沟通渠道。自此，中共高层不仅与希思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私人关系，与英国保守党维持友好往来并促进了80年代两国关系的全面升温，还推动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展，成为中共对外关系史上的光辉篇章。

　　在“十八大以来中共对外关系”专题，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主任马风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关系主要有四个特点：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着眼于各自国家利益和两国关系大局；制度化建设取得进展；各层次、各领域的交流日趋活跃。

　　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明围绕中国共产党与巴西政党关系发展的特点指出，中共与巴西社会主义和左翼政党的外交占据主导位置；相对淡化政党身份，更重视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和团结；中巴党际外交合作机制不断拓展和优化；青年交流为党际外交注入新活力，成为中巴党际外交新方向。

　　辽东学院朝鲜半岛研究院教授满海峰指出，中朝建交73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两党关系发展行稳致远根植于“三大基础”：一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二是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三是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系的牢固纽带。新时期中朝两党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更需要夯实“三大基础”，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倪建平在主持研讨中指出，面向中共二十大后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研究，不仅要强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自觉意识，还要进一步创新中共对外关系史研究内涵，为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共二十大精神做好扎实的历史和理论阐释。东北亚中心要以推动“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二级学科建设为发展动力，以合作申报国家社科课题项目为牵引，积极构建党史党建学科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打造跨地区跨院校跨学科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研究团队。

　　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庆寺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研究的守正就是要坚持大的历史观，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坚持党史党建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创新则要从视角、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本次研讨会充分兼顾理论和历史，宏观和微观等多个视角，正确处理了政党、民族和国家的三维互动，具有政治的高度、历史的深度和逻辑的力度，对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理论渊源、历史进程、经验启示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供稿：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育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