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建构中国知识体系，是在新时代把握中国与自身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关系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支点。建构之根本，在于自主性的确立与激活，这种自主性是实现知识从分科向整体、从自在向自为、从依他向独立的转变的能力，因而，是一种哲学的自觉，是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来为中国知识体系奠基。在这个层面，中国的知识形态、文化的主体性、自立的文明体，便成为从哲学视角思考和审视中国知识体系之自主性的重要命题。

　　知识形态的反思与探索

　　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卷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之中，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在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上推动自身知识体系的改造乃至变革。西方哲学作为西方知识的核心要素得到推崇，既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也塑造了新生的中国哲学学科。

　　西方现代性的主导思维可称为“分”：生产分工、政治分权、阶层分化、知识分科。如同生产领域通过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对事物在各个有限方面的细化精确研究来建立起具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人文领域也据此细化为不同学科，以对应于社会分工下不同领域部门的需要，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哲学就是在这种分类学的逻辑下进一步细化的，正如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述：“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便是在此标准中引发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金岳霖先生提出“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哲学”是否要区分的疑问，冯友兰在相似意义上强调“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底哲学”的区分，前者指涉所属性和地域性，后者强调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独特性。这种区分的启示在于：“哲学在中国”潜含乃至预设了一种以西方哲学为底本、标准的普遍主义，该语境下的中国哲学是普遍哲学在中国的次级形态或不纯粹的形态，是有待用西方分类学来塑造、阐述的经验素材。

　　西方式的哲学思维对中国思想进行的切割，使得中国哲学失去了原本的整体思维优势，从而破坏了许多问题实际发生的生活条件、结构和线索。比如，中国古代哲学所研究的“知识”概念主要是对道德的反思，并不是关于器物的科学知识，因此，知识与道德属于同一个问题。如果将其切割为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和伦理学，就等于破坏了原本道德和知识的一体化意义，当取消道德作为一种反思性知识的意义，道德就沦为了教条。又比如，中国传统关于诗书画等艺术的思想，也不能简化为作为感性经验研究的美学，因为诗书画的艺术经验大于西方感性学（aesthetics）。诗书画不仅仅是知觉方式，同时还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方式的全息表达，正所谓“诗言志”。这表明在一个更自主、更广阔的知识架构内融合中西思想，是多么必要的事情。

　　当前，随着知识的不断专业化和细化，当遇到复杂性问题的时候，现代分科知识缺乏理解整体的能力的缺陷就愈发明显了。效仿福柯的说法，如果说，“知识型”（Episteme）是支配一切思想而又不在知识表层的深层观念，那么，知识体系的建设就是去探索、凝练中国思想的知识形态，克服西方知识型的局限性，形成符合自身文化转型需要的整体知识。

　　文化发展的主体性

　　探寻中国思想的知识形态之关键，是对中国本身的重新理解和诠释。“哲学在中国”的命题产生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种历史变革在起始处就蕴含民族复兴的努力，这种文化转型在开端处就蕴含“中国化”的自觉。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中国哲人逐步克服西方知识型的外在性，获得自我意识、追求自我主张。自艾思奇、毛泽东开启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而且，中国哲学研究者也着力“从哲学史的梳理转向对哲学问题及其学理的研究”，以中国之理诠释中国之路、中国之治；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强调，并不存在“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客居于中文里的西方哲学在翻译中就已经成为“中文化的西方哲学”。“让哲学说汉语”的主张、“汉语哲学”范式的兴起，更是体现了共同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向往。

　　中国化的努力从根本上说是对中国特色的自觉即文化自觉。费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中国化所体现的文化自觉，是一种提升适应新时代、新条件的自主性能力，这是一种将自身的历史、现实充分主体化的能力，是让知识、文化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飞跃的能力，是一种哲学自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体系需要一种内在视野，需要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源的方法。这便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本体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不仅摒弃了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普世主义，也规避了世界观上的形而上学。它内在地要求任何研究都必须以自身的对象为本体、寻找适应本体的方法，实现本体与方法的合一，也就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方法”。如果说，中国大地是“体”，那么道路和方法就是“用”，这种体用关系将有可能彻底改变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思想方法，将中国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也就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文明体。一方面，在古今之间，将现代看成是从传统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当代形态；另一方面，在中西之间，立足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将西方看作一种为我所用的可资借鉴的资源，在新时代条件下以哲学的普遍性方式论证和阐明中国历史、中国道理的客观必然性。

　　文明体的独立与开放

　　中国知识体系的主体化能力，根源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华文明的觉醒。随着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中华文明日益获得世界影响，中国知识体系也面临在解决世界性问题的过程中获具新的普遍意义。

　　从文化视角来看，相较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它向世界昭示了一种现代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不再是一种与传统断裂的、从文明土壤中拔根的新文明，而是从古老文明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古今一贯、新旧相续的新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向的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是向世界昭示古老文明的新生之路。这条由新道路所开辟的新文明，决定当代中国哲学的时代任务也是两重的：中国哲人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也需回应“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与世界的紧密互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命运与共，要求中国知识及其体系化建设秉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的精神。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陷入“拿来主义”“本本主义”，这缘于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下不得不采取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立足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成熟的标志，就在于中华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确立，这种立场使得中国哲人以自己的头脑去探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概念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摆脱学徒状态。独立自主的知识要求，意味着古今中外的全部资源皆须视作当下中国的传统，这个传统不仅包含本土的、内生的、纵向的中国古代资源，也包含外来的、他者的、横向的西方现代资源。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融贯中西的开放胸怀显得尤其必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然表明：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文明革新，不是一场“文化回归”的复旧运动，更不是与西方文明的分庭抗礼，而是一种理智的成熟和境界的提升。比如，与以往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所秉持的防御性、辩护性的立场不同，新语境下的当代中国哲学、汉语哲学的立场将是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它不是把西方哲学看作自己的对立面并与之对决的哲学，也不是标榜地方性特殊性的哲学，而是努力超越那种特殊的和有条件的私人视野，以自身的文化底蕴和文明积淀去丰富、发展一种普遍的视野，一种摆脱西方话语霸权、崇尚文明对等互鉴的更高的普遍性。

　　三大体系的支点

　　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是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上被主题化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而在其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之于“三大体系”的支点作用得到了新诠释。

　　学科体系的建制要基于系统完整、专业严谨的知识体系。学科设置的基础是分科知识，知识的分化源于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由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知识领域已然出现分科知识向整体知识的复归，这将决定性地推动学科设置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交流、多学科综合的转向，并进一步落实在教材体系建设中，为破解知识高度分工下的碎片化、零散化难题，回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可能。

　　学术体系的确立有待以中国实际为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的理论知识。“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也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是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问题充分主体化的能力。这便要求，“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既向内看，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又向外看，在世界历史与文明互鉴中探索新共识、构建新理论；既向前看，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前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以中华文明为本体，将有利于自身成长发展的古今中外资源纳入体系的内部，使中国有可能“化”出自己的现代。

　　话语体系特别是话语能力的提升亟须充足的知识供给、概念供给。当前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主要掣肘是“概念短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在党的执政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当需要理论概念上的诠释时，便会出现既定的西方知识型、概念体系与生动的中国经验、中国现实的兼容性问题。实际上，只有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具有中国风格的标识性概念、凝练符合中国思想特质的知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知识供给”的能力，从而推进知识创新、话语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