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建平（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

　　中国的文学理论，一方面有引进、吸收、改造、中国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有接续自身的传统，在新语境中转化和发展的问题。

　　一、两种原创性主张批判与“三大体系”辨析

　　在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中，存在着中西二元对立的现象。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出身的人，倾向于主张从古代文论中直接建构出当代文论来。研究西方文论出身的人，要不断追逐外国最新文论，与外国同步发展。这两种态度截然相反，并且相互之间争论不休，构成了当代文论的一道风景线。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

　　在当下，倡导要加快建立“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这三者含义不同，建立的顺序也不同。

　　在一些纯理论领域中，学术体系的建构优先。研究者致力于完成理论的建构，在理论的各个点建立逻辑联系，将一种理论的各个分支依据逻辑的关系结合成一个整体，并且致力于使这种理论延伸覆盖到各个学科。他们发现，要建立学术体系，就需要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并以此致力于对所关心的问题的全覆盖。

　　学科体系则不一样，受着学科设立的影响。学科的形成不是天然的，而是根据学术的发展，也为了实际的社会需要，人为地通过行政手段设立而成的。近代大学教学和研究院制度的形成，对学科体系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推动力。

　　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有一些交叉重叠现象：可以是学术体系的建立先行，后设立相应的学科，从而依照教学的需要编纂出这门学科的教科书；也可能是已经设立了学科，编纂出了教科书，后来在教科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系统的理论论著，这就是学科体系先行。

　　话语体系的建设，则主要是建立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有关的概念和范畴体系。文学理论来自文学批评，原本是从话语的运作开始。因此，先有话语的形成，对话语的体系化追求，才形成了学科，并进而形成适应学科发展需要的完整体系。

　　二、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路径

　　关于这个学科，有人称为“文学理论”，有人称为“文学原理”。这两者从词源上讲，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原理”从principle翻译而来，原义是“发端”“起源”。因此，“原理”一词指“行动规则”。做某件事，或者从事某个行业的工作，需要先懂得其基本的原理，再通过实践，熟练掌握其操作要领。

　　与此相反，“理论”从theory翻译而来，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theōria ，意思是“观看”“观照”“沉思”。从对具体的事物出发，通过注视，形成对它的认识，从而形成理论。

　　这两者在方向上是相反的。前者是制定出来，要求付诸实践和应用，而后者是从对象或实践中总结而来。前者自上而下，后者自下而上。将它称为“文学原理”，是想制定一套原理，指导文学的写作和评论；而将它称为“文学理论”，则是试图面对文学实践作出解释。

　　过去，学术界这两种用法混用，对两者的含义没有作辨析。曾经有过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的学习者，要先学习一些关于文学的“原理”，然后深入生活，就能成为作家。后来发现，这种做法行不通。还是要先大量接触文学作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文学的认识，总结上升为“理论”。

　　当然，文学理论并不能只是从关于文学的实践，即从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生长起来。理论都自有其传承性。这包括理论中的派别内观点的发展和延伸、文学理论本身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理论发展中新派别对旧派别的取代，如此等等。这些形成了文学理论的自身独立性，以及它们与文学实践的距离。

　　朱光潜在写作《西方美学史》时，曾说这部美学史写成了“纯思想线索”，是无奈之举。这是由于当时的特定情况，只能如此写出，以应急需。一部好的美学史应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写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美学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希望以后的人写作美学史时，能弥补这个缺陷。

　　类似的情况在文学理论的历史写作中也存在。只写理论的历史，将历史看成是一些观念的更替，这样的理论史是空洞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不应该与文学实践联系，联系了就没有意思了。要建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样才能让文学理论放飞自我，说一些与文学无关的话。

　　过去，由于文学理论的范围狭窄，只将文学理论说成对作家作品研究，或者是对作家生平研究，或者是文学文本的细读。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这一局限实现超越，用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然而，从多角度多方面来研究文学，不是说就“没有文学”。恰恰相反，这里面有文学，并且文学始终是中心。

　　由此回到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文学是文学理论的家园。“家”是可以常进常出的居住地。这是说，文学研究者可以离家出门游览，甚至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但仍然要回到出发的地方。家是心灵的依托处，理论要从此处生长开来，而这里才是根。如果不能走出去，接触其他的一些学科，那么，理论研究者就会像是“画地为牢”一样，不得越雷池一步。然而，这决不是做“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走出去以后，还要回来。如果出去后就不回来，那就是学术上的流浪汉。不能画地为牢，也不能当流浪汉。

　　三、关于创新三步走的策略

　　关于文学理论如何建构和如何创新，我想将三句现成的话结合在一起，将之看成是三步走的策略，这就是“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第一步是“拿来主义”。国外的东西，只要是对我们有用，就要放出眼光去拿。这既包括拿国外的技术，也包括拿国外的理论。“拿来”有主动去“拿”这一层意思。“拿”不是“送”。外国人送来鸦片，我们不能要。一些腐朽的思想，我们也要拒绝。要“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其实，对中国古代的理论，也要持“拿来”态度。古代的文化遗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列宁提出过“两种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指出要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摈弃其封建性的糟粕。第二步是“实践检验”。好不好，有用无用，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坚持理论引进和理论运用的主体性。第三步是“自主创新”。不管是外国的理论，还是古代的理论，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那些既有的理论话语，可能启发我们的思维，我们要通过“学语”来实现理论的进入，但这些话语也可能有不适合我们当下实践之处，从而带来误导。

　　这种“拿来”“实践”“创新”三步，是从操作层面来讲的。如果从逻辑层面上讲，则正好相反。“创新”应该成为逻辑起点。面对当代社会的需要，还是要从“创新”出发。人总是处于活动之中，在活动中与外在物相互作用并产生需要，由此而对外在的理论形成兴趣，并选择性地接受外在的理论。文化也是如此，变化着的文化，有着内生的动力，要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创新”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的就是这方面的意思。所有的理论诉求，都基于实践。更进一步说，“拿来”是在实践基础上，有了建立理论的诉求时才出现的学语和借语现象。理论的学习，理论话语的引入，永远是有着主体性的。选择学习某种理论，对这种理论进行阐释时作出意义的改变，甚至对一些理论进行误读，都具有主体性，是“拿来”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中国文论的三步骤，即“拿来”“实践”“创新”，也可以反过来说，即“创新”“实践”“拿来”。前者是就操作的顺序而言，而后者是从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