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江南文化精神的三次内在转变

　　【第473期】朱光磊：江南文化精神的三次内在转变

　　江南文化的塑形与成形是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质则是以长江为界的南北文化的互动过程。正是这种互动，导致江南文化精神的三次内在转变。

　　由先秦之质朴而至六朝之绮靡，可谓一变。江南文化最初登上华夏历史舞台时，呈现出一幅蛮荒粗野的图景。无论是干将莫邪的历史传说，还是伍子胥吴戈灭楚的复仇故事，无不体现出彪悍强干的质朴气息。而在这种原始生命的质朴中，也蕴含着对宇宙人生无穷的思考，这种思考超脱而空灵，形成《楚辞》以及颇具楚地文化特色的道家思想。当中原的儒家文化南渡长江以后，与江南本土文化融合，原本彪悍强干的质朴气息被逐渐驯化。降至六朝时期，原来“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的热血气概一扫而空，江南文化的生命气息由质朴无华变为文饰点缀，产生了绮靡浓艳的文风。同时，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融合，孕育出了魏晋玄学。这股玄风倡导用超然的态度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讨论了如何身在伦常名教的规训中而心却获得无尽的逍遥自在。

　　由隋唐之玄虚而至宋明之刚健，可谓二变。在玄学兴起后不久，又适值佛教东传。原本出世的宗教增添了江南文化的形上之思，而江南文化也对佛教文化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开创了南宗禅风。如果说佛、道的兴盛，多半承继了远古江南地区的空灵之思而对现实人生缺乏积极建设，那么当这种学风与切近实用的南下儒学相结合时，则产生了对于宇宙人生持有积极态度的宋明理学。宋代理学由洛学、关学发展为闽学，学术中心从北方转向南方。而明代理学更是以南方的心学为精要，陈白沙、王阳明、刘蕺山等儒学大师，无一不是出自南方。

　　由晚明之空谈而至清初之实干，可谓三变。清军南下，江南士子拼死抵抗。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反思空谈心性之流弊，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南方大儒，他们猛烈批评了仅仅止于分析道德概念与证悟个人境界的空谈之风，积极主张经世致用的践行之学。至此，南方学风由空谈转向实干，由片面追求形上之思转变为形上形下一体而健全的开展。

　　原文链接：长江文化视域下江南实学精神的历史演进

　　中国的“乡土设计”实践是在打破城乡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意识形态导引下，主要由政府引导和扶持，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一种多元一体的行动模式。为破解长期以来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促进城乡协同发展、有序互动，国家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发展亟待转型，乡村改造迫切需要设计的介入。助力乡村振兴的“乡土设计”行动依托国家发展战略，结合科技、经济、消费、文化创意产业等社会发展趋势，集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等各方资源，是一场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大规模运动，具有更加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维的价值理念。而传承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实现共同富裕，共建人类和谐社会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则是其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

　　原文链接：建构中国本土化“乡土设计”模式

　　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坚定理想信念是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四大考验”日益严峻复杂、“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凸显的内外形势，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保“总开关”不出问题。

　　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强化理论武装是固本之道。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从中汲取丰厚的滋养、体验真理的味道，进而启迪政治智慧、启发实践思考。

　　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开展集中教育是有效方式。党史学习教育是长期任务，认真总结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

　　原文链接：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凸显，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动因：一方面是全球化放大了个体对于本体安全的基本需求，各种族裔、文化或者地区认同争相复兴，从而侵蚀了国家认同意识；另一方面，全球大变局导致国际竞争、对抗的因素趋于明显，突显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紧张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国际秩序环境的影响与约束，中国也必将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互联共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应了全球化时代个体对于本体安全与理性发展的诉求。无论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还是各种地方性民族主义的兴起，都没有改变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基础性政治单元的事实，国家治理仍然要以实现人民性与维护（国家）民族性作为核心目标，稳固实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强调国家民族的情感价值、精神意义与认同归属，为各民族的生息、繁衍和发展提供共有精神家园。

　　原文链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治理意蕴

　　一是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尽量把疫情对消费的影响降到最低。从实际情况看，今年总体更为宽松的返乡政策，促进了春节假期人口流动恢复和消费复苏。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疫情精准防控，减少对以聚集性和接触式为特点的服务型消费的冲击，也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规模。

　　二是培育和鼓励冰雪消费等新型消费发展。当前，我国消费的“人、货、场”都处于快速升级中，蕴藏着巨大的新消费潜力，既包括新型消费的形成，也包括传统消费的升级。比如，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冰雪运动及相关消费，已经对餐饮、旅游、住宿等行业带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借类似的东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冰雪消费等新型消费常态化、大众化，推动消费结构快速修复并持续升级。

　　三是加大新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着眼于中长期消费热点的培育与壮大，以适应服务型消费的基础设施为重点，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如加快推进农村充电桩体系建设，解决农村新能源汽车充电不便的问题，助力新能源汽车下乡。由此，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又能形成消费释放的重要基础。

　　原文链接：以积极举措激活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