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果（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

　　随着对“新文科”讨论的扩展与深入，跨学科作为其基本特征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回应信息科技时代要求，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积极探索科技与人文融合的途径和方法，成为“新文科”跨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跨学科并非消解学科，恰恰相反，其真正意义在于突破现代分工过细所导致的学科专业壁垒，依托人类整个知识系统，重建文科与其他学科的血脉联系，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推动自身学科理念的更新。与传统文科时代的跨学科实践不同，“新文科”的跨学科不再只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参与到学科建构之中，具备了某种本体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科”之于传统文科，无异于一次跨学科的“系统重启”，对文学学科而言自然也不例外。

　　首先，跨学科的本体论建构推动文学研究走向新的学科自明。文学从人类知识总体中分离出来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而发展为一个圈层化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确立了各级学科疆域，在一定时期内有效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也容易切断文学与人类知识母体甚至学科内部“圈子”间的联系，使文学沦为一座文科“孤岛”。因此，突破圈层阈限的跨学科很早便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然而在很长时间里，跨学科只是作为一种拓宽视野的手段存在，研究者的学科理念并未因其而有太大改变。在“新文科”背景下，随着智能终端设备的广泛应用、互联网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科间的资源共享更加方便快捷，学科合作与交融成为常态。在这一语境下，跨学科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不只是方法论的襄助，更有以他者眼光重新审视自身、探求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联系和区别的深层反思。一方面，文学与其他学科均为人类知识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自觉探求学科汇通及建立交叉学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学科分化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因此，在寻求学科融合的同时，文学也应紧扣审美解读、鉴赏品评、情感体认等核心任务，避免文学研究衍变为其他学科的研究。

　　其次，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刷新了文学研究的问题域。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带来了全新命题。比如，“数智时代”的文学应何去何从？如何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海量文本？人工智能创作可否视为新的文类？数字人文方法能否有效应对文学研究的新任务？凡此种种，都已溢出原有的学科经验范围，亟须得到新的回答。如果说本世纪初研究者对上述问题仍不乏犹疑甚至拒斥的话，那么随着“新文科”对科技和人文交叉融合的积极探索与正面演示，越来越多研究者意识到文学与科技的汇通已经成为时代课题，并逐渐接纳了上述问题。由此，学科论域也得到了新的拓展。

　　再次，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有助于启发跨学科研究者，使其勇于回应数字时代文学新命题的挑战，甚至重新激活相关经典论题的探讨。以作者问题为例，在以往的文学创作论中，作者被视为文学素养高、表达能力或想象力突出，以灵感、游戏或劳动体验等为内驱力追求原创的主体。而数字时代文学作者的巨大变化，便是人工智能（AI）作者的出现。例如，“微软小冰”在2017—2020年间先后出版了三本诗集和一本网络趣语集，也曾在《华西都市报》文学副刊“浣花溪”开设诗歌专栏，其文学活动与人类作者几乎已经没有分别。但“小冰”这个作者，既不能与微软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框架直接画等号，也不能说是计算机算法，将其认定为负责研发的技术人员同样难以成立。它更像是上述各方的一个综合体，散发着与人类作者全然不同的技术气息。传统文学研究者不太容易认同这样的作者，“新文科”培养的跨学科人才却可以就其存在的合理性展开探究。一旦AI作者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就将反过来检视传统作者理论的准确性：如果技术可以造就作者，那么将文学作者局限于人类个体层面是否合理？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是否真的存在，一向神秘的作者“灵感”与“想象”是否与AI算法功能相通？如果将这些思考置入“陌生化”“互文性”等理论框架之中，则原本似乎已解决的作者问题又将重新进入论争之中。

　　总的来说，“新文科”与数字时代的文学研究高度契合。在学科发展惯性与时代崭新课题的双向作用下，文学研究急需一场学科刷新，以完成自身的重新定义与时代定位。虽然“新文科”的跨学科倡导、科技人文诉求与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无不向传统文学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却也为文学赋予了新的活力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