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尚书》中的德政思想

　　【第491期】杨飞：《尚书》中的德政思想

　　一是畏天恤民。统治者只有“敬德”“顺德”“行德”，才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面对夏殷失德无道的历史教训，明白天命的承受取决于民心，“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民心即天心，天既有自然属性，也有人格属性，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皋陶谟》讲：上天的视听善恶与民众一样，“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按照人民的需求来行事，“天命”被赋予了道德内涵和社会伦理属性，民心向背决定了天命所归。

　　二是政在养民。民心归向和人民支持往往是朝代兴亡的决定因素，不论是“视民利用迁”，还是“惟民之承保”，抑或是“用康保民”“保惠于庶民”，其核心还是和历代先王一样爱民保民，得天庇佑、永固基业。统治者要体味民众苦厄，“以庶邦惟正之供”，轻徭薄赋、节制奢欲，最终给百姓以安宁。把德与利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养民”的核心就是利民，只有顺乎民意而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

　　三是协和万邦。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与理想状态。《尚书》追求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皋陶谟》首句由皋陶提出“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的命题，《尧典》中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通过推行大德，由家族和睦实现社会和睦，由社会和睦再协调万邦诸侯，形成“差序格局”和谐一体的地缘关系和政治秩序，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包容性、开放性和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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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媛媛：着力解决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国家在制订并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加大投入、政策倾斜、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以文化供给多元化促进高效能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属性是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需要考虑如何以高效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来实现文化供给。社会力量的进入，能够有效延伸公共服务的触角，深入社区、乡村等社会细胞，开展“流动式”“菜单式”“订单式”等特色服务，因地制宜满足需求。

　　以数字化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内容建设、跨区域传播、资源共享等方面为公共文化服务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通过加强文化资源数据库和服务平台建设，有利于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形成需求导向机制，构建健康、高效、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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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丽华：理论宣讲如何做到“顶天立地”

　　理论宣讲是党理论武装的一部分，宣讲者的主导作用是确保理论宣讲“顶天”的关键，但宣讲要“立地”，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主导性要求宣讲者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宣讲者只有将党的理论创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理论转化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实现统一。加强宣讲者的主导性和责任意识，使其能够全面客观地研究宣讲内容和宣讲方式等，积极主动、灵活多样、富有创造力地开展宣讲工作。主体性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让人民群众从宣讲活动的客体变成主体，激发人民群众在宣讲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要我参加”转变为“我要参加”。宣讲者应由原来的专家领导拓展为乡贤、道德模范、产业致富带头人、文艺工作者等多层次、多领域人才，从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渠道入手，找准理论与人民生活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引导人民群众能够在一言一行中践行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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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亮：清代会馆与社会治理

　　有清一代，随着官方行政职能的萎缩，会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辅助力量，出现了地方社会“自治化”倾向。以江西会馆为例，除了设立服务于同乡的慈善设施外，还逐渐参与到客居地的公益活动中。除了主导地方公益活动外，江西会馆还在官方要求下成为仓储、筹饷等政务的执行者。从商事到政务，既是江西会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表现，又是其建构自身权势的政治策略。

　　清代江西会馆社会治理能力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不断完善的管理体系，还缘于其对乡例、会约和官法等社会文化资源的利用。所谓“乡例”，指的是乡人约定俗成的民间习惯和规则。如津市江西会馆规定，“各行号遇有争竞之端，经郡邑中戚友调释，尚各执一见而不相下者”，再挑选吉日，通知各馆绅首一齐在恭敬堂决断。如事涉祖孙、父子、夫妇血亲相争，及奴婢讦告、身充差役并闺房暧昧等，不准开馆投诉（《津市万寿宫志·排解》）。会馆首事和族人共同参与调解，既说明了乡例在江西会馆排解乡人纠纷时所发挥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会馆的乡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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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天运：域外汉籍的学术价值

　　流传域外的汉籍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传播路线对于勾画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状况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随着大量域外汉籍的整理出版，不少专家学者开始研究“汉籍之路”。“汉籍之路”是国内学者在多年海外访书、考察汉籍流布轨迹、编辑整理域外汉籍等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渐酝酿生成的概念。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中国向世界传播物质文化的途径，那么，“汉籍之路”则是中国向世界传播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

　　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域外汉籍研究在多个层面均可进一步开拓与延展。首先，从文化层面看，域外汉籍研究中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如汉籍的流布方式与路线、汉籍传播过程中文化点的形成与作用等。其次，从历史层面看，域外汉籍研究中有很多领域尚待探索，例如，在汉籍版本研究方面，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琉球本关注较少；对汉籍东传的探究较为成熟，对汉籍西传的探研则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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