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芷晗（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彦武（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教授）

　　摘 要：从历次文代会作代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本出发，综合文本分析和语义分析，可以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四个方面去把握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建构在现实的文艺实践基础之上的，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发展的百年，是党的文艺话语体系不断探索、发展、创新的百年。为此，理论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或从文学史角度总结党领导文艺发展的成功经验1，或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史角度探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2，或尝试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篇文艺讲话为研究对象阐释党的文艺思想的话语脉络3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4，等等。这些研究在研究视野和研究对象上都颇有价值，但因主要关注一般性问题，也留下了具体探微不足的遗憾。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党的领导是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由于党的领导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工作实行不同的领导方式，比如对文艺实行“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等，但政治领导仍然是其中最为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领导方式。1949年以来，我国共召开了十一次文代会、十次作代会。作为党对文艺领导的政治表达，历次文代会作代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作报告或致辞，特别是从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开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亲临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从仪式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是促进“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的重要手段”5。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性文艺场域的讲话同样具有此功能。这一方面是作为执政党对文艺领导的政治宣示，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整合、社会动员与力量凝聚的载体和平台，旨在借助讲话倡导文艺新风、凝聚思想共识、动员文艺工作者、引导全社会，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

　　本文拟从历次文代会作代会的重要讲话文本出发，通过话语分析工具，辅之以当时的中央文件，如1962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1989年的《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2015年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等，分析新中国文艺发展中的关键环节，从中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文本中体悟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建设的思想渊源、演进历程和内在逻辑，为党的百年文艺发展史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实现技术层面的定量研究和理论层面的定性研究相结合。

　　二、从讲话文本把握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建设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既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的积极实践者，也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的实际领导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党又通过左联、文协等组织，加强对广大作家艺术家的领导和引导。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奠定了党领导文艺的话语体系基石。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次文代会作代会重要讲话的不断扩展、完善，逐渐搭建起了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大厦（见表1略）。

　　为方便叙述，可以把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建设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以此来全方位历时性地考察党对文艺的性质、特征、规律、方式的认识过程以及领导文艺战线的经验和教训。

　　（一）话语建构期（1921-1949)

　　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标志，党领导文艺的话语方式初步成体系地建构了起来。毛泽东在讲话中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重点阐述了五个根本方向性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是努力于提高，还是努力于普及；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文艺界思想作风问题。6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第一次科学、系统地阐明了党对文艺的性质、文艺斗争方式、文艺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文艺工作者立场和态度、文艺工作者学习和改造等方面的主张和思想，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成型。讲话发表后，我们党始终大力培育、继承和弘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提出适应时代变化的科学的文艺理论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谱写了我国文艺发展史上一页页的辉煌篇章。7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不仅在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而且因其人民性、实践性的品格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一讲话犹如精神灯塔，指引革命文艺健康发展，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8。

　　（二）话语发展期（1949-1978)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领导文艺事业进入发展期。一是文艺队伍的汇合与发展，二是很多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得以颁布实施，三是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一时期，党召开了三次文代会，1949年、1953年的会上周恩来分别作了政治报告，1960年的会上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了祝词，他们都继承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构的话语体系，同时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以及党领导文艺工作、文艺方针等方面作出了新的拓展。

　　周恩来在两次文代会上的政治报告，共阐述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在文艺为谁服务、文艺作品普及与群众文艺水平提高、文艺工作方式、文艺家政治学习与旧文艺改造、文艺标准、文艺界统一战线等方面，直接继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构的话语。同时，在为谁服务问题上周恩来作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拓展，“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9，这为后来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的概念调整奠定了基础；在文艺界全局观念、党对文艺领导责任等领域，周恩来也提出了新的话语表达，比如，文艺界来自各方，应加强团结，必须有全局工作的观念9；共产党是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应加大责任，政府和人民团体应关心文艺，帮助文艺界解决困难9，等等。

　　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是在国内外处于复杂局势的背景下召开的10。这一时代背景深刻影响着第三次文代会祝词的话语表达方式。陆定一的祝词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文艺工作取得的成就，号召文艺工作者拿起文艺的武器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服务。11一方面，祝词把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科学和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进行了文艺领域的话语建构，把文艺家深入实际生活的工作方式扩展为“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祝词过于放大文艺的政治属性，夸大了国际国内的文艺斗争，具有浓重的政治化、社会化色彩。

　　总之，这一时期，党领导文艺的话语建构处于在探索中发展、在调整中进步的阶段，文艺的“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文艺政策逐渐深入人心。尽管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出现了曲折，但是，紧接着1962年中央出台了“文艺八条”对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的团结等作出了积极的政策调整。

　　（三）话语改革完善期（1978-2012)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领导文艺事业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开启了党领导文艺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新局面。这一时期举行了六次文代会作代会，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文艺领导方式、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从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化方针等方面对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邓小平在祝词中阐明了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及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同时，在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衙门作风必须抛弃。“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保证文艺事业有广阔天地，等等。12这一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二为”方向逐步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既纠正了文艺与政治“等同论”的偏颇，又克服了文艺脱离政治“自由化”的倾向，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科学高度，创造性地传承与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1988年胡启立在第五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强调，要保持一个使文艺事业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民主和谐的环境和气氛，必须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一要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二是充分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劳动，充分尊重文艺发展的规律，充分理解文学艺术的需要和文艺工作者的需要；三是积极推动和发展健康活跃的文艺评论；四是探索新的工作方法，要求各级党委对文学艺术的指导应着眼于把握总体的发展方向，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学会通过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从容讨论来处理文艺矛盾和争端。13

　　20世纪80年代，经过拨乱反正，党领导文艺的话语方式更加符合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加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在和谐宽松的创作环境下，文艺界迎来了繁荣的春天。

　　接下来的1996年、2001年两次文代会作代会，江泽民都发表了重要讲话，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发展中的指导地位，重申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位领导人讲话体现出的党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艺方针，将文艺工作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领域；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14；提出了“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15论断，强调文艺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文艺工作者遵循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努力推进我国文艺创新和繁荣的庄严使命。

　　进入21世纪，2006年、2011年两次文代会作代会，胡锦涛在讲话中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对文艺工作者寄予了希望：文艺工作者要主动承担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积极投身讴歌时代、歌颂人民的文艺创造活动中，坚持德艺双馨，用人格力量赢得社会尊重。16胡锦涛提出，要把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强调以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17，把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话语体系建设进入新时代（2012至今）

　　十八大后，党领导文艺繁荣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党的文艺思想更加成熟，更加重视文艺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党领导文艺的方式方法也更加符合文艺发展规律。这一时期，习近平就文艺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高度肯定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推动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能力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习近平在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很多精彩话语，如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现象18、文艺批评要像鲁迅所说“剜烂苹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18，等等，这些话语深刻揭示了文学艺术多方面的本质规律。他指出：党领导文艺“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18

　　2016年，习近平在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上对文艺工作者提了四点希望：第一，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第二，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第三，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第四，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19

　　2021年习近平在第十一次文代会、第十次作代会上，再次对文艺工作者提了四点希望：第一，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第二，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第三，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第四，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0可见，习近平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文艺的形式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寄予了厚望。

　　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我们党领导文艺战线的经验总结，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境界。一是将文艺事业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提出了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新论断；二是将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具体化、实操化，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新概括；三是对文化自信作出新阐释，预示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四是对文艺工作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确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新定位；五是对文艺发展道路作出新总结，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历览十一次文代会、十次作代会重要讲话，变换的是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风云，一脉相承的是党领导文艺战线的不断探索实践，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论相结合，自始至终围绕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和道德修养等根本问题不断探索创新，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逐步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原则，以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为目标，包含“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两创”路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人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

　　三、结合NLPIR语义分析平台的话语体系综合分析

　　（一）透过高频词看党文艺思想的发展

　　本文通过NLPIR21语义分析平台，对这十一次重要讲话文本进行挖掘，统计了各个时期重要讲话中权重在15%以上的前20关键词（因改革完善期的文代会作代会次数相对其他时期要多，这一时期的权重翻了一番，在30%以上，符合统计规律），列表如下（见表2略）。

　　梳理这80个关键词，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人民”“文艺”“中国”3个在各个时期都出现的高频词，特别是“人民”一词的反复出现，深刻体现了党领导文艺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第二类是横跨新中国文艺话语三个时期的“发展”一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在世界舞台上创造了伟大的发展奇迹；反映在文艺战线，就是深刻揭示了文艺发展为了人民、文艺发展依靠人民、文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文艺发展观。第三类是跨越前后两个相邻时期的高频词，数量最多，如“文艺工作者”“创作”“时代”“世界”“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思想”“革命”“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代表着党的文艺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第四类是只在一个时期出现的词，如“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改造”等某个特定时期的词汇；还有“普及”“提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体现文艺规律的关键词，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复兴”等体现文艺工作伟大责任的词汇。

　　深入分析这80个高频词，特别是跨越各个时期的“人民”“文艺”“中国”3个关键词，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领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演进历程。

　　第一，文艺的“人民性”本质特征逐渐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人民性是文艺最本质的属性，因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旧时代，文艺是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专享，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力主打破这一数千年的文艺秩序，坚持将文艺重心转到为人民服务上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平民文学”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众文艺”“大众文学”，再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让文艺脱离工农群众的情形得到彻底改观。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思想一直沿着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前进。人民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以及人民性文艺的不断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文艺观1。

　　第二，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把握更加辩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而复杂。社会整体的变革与发展推动着党领导文艺战线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艰难探索，文艺界经历了一个强调“政治化”、文艺与政治辩证统一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度失衡，但随着“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艺术民主的发扬和宽松环境的营造，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到缓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一方面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12，另一方面，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传播和互联网的兴起，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去政治化”的动向，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文艺对时代、政治的某种背离。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党重塑文艺在以文化自信为底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强调文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责任与担当，文艺与政治是高度辩证统一的关系：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支撑，文艺就会获得生命与灵魂；离开了政治，再时髦的文艺也会成为一己悲欢，失去广大读者。

　　第三，坚守中国本位使党领导文艺不断走向胜利。党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党也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坚守中国国情本位、坚守中华文化传统，不断探索实践，不断走向胜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虽“以俄为师”，却从不照抄照搬外国文艺话语方式，而是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与激情燃烧的时代同频共振，表现出相当强的理论自觉。毛泽东提出了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2的民族艺术形式的论断。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文艺事业，以开放、自由、创造的姿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改革开放的中国现实相结合，迎来了新的理论篇章。邓小平继续强调“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12。进入新时代，党在文艺发展方向上更加注重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防“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8，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二）透过新词看党对文艺领导的话语变迁

　　“新词提取”是NLPIR系统通过语义分析，挖掘出具备一定特征和内涵的新词语、新概念。经NLPIR系统对十一个讲话文本四个时期跨期新词和延用词进行统计（见图1略，可以看出党的文艺话语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话语发展期出现了34个新词，体现了对党的文艺思想的发展，延用词3个反映了对党的文艺话语的继承；改革完善期，新词语、新概念较多，体现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的时代语境；新时代，出现跨期新词33个和延用词4个，代表着对党的文艺思想“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换”的思维模式。

　　下面通过分析四个时期讲话文本中位列前十的新词（见表3略），阐释新词与各个时期相应话语特征的关系，以分析社会时代不断发展背景下党文艺思想的变化。

　　话语建构期，“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劳动人民”“广大群众”与“文学艺术原料”5个新词基本反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核心：围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两大基本问题，阐述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向群众普及与提高群众文艺水平、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标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等问题，客观反映了党所处历史方位必然思考的文艺话题。

　　话语发展期，沿用了建构期“文学艺术”“劳动人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个新词。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劳动人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也成为文艺发展的主人，但知识分子政策还未落实，文艺工作者还不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劳动改造。

　　改革完善期的新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缩影，是现实生活的关键词。其余新词都是反映文艺规律和文艺工作本身的话语，党领导文艺战线的经验逐渐成熟。

　　新时代的新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繁荣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艺战线的守正创新，即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坚守中国本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重塑文艺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底蕴的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4个延用词“改革开放”“民族复兴”“重视文艺”“文艺工作”也侧面反映了党领导文艺发展进入了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

　　（三）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综合文本分析和语义分析，可以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四个方面来把握党领导文艺工作的话语。

　　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体现在加强文艺界政治建设上、体现在为文艺发展把方向、谋大局、定决策、促改革上。“把方向”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牢牢把握文艺发展的方向，深刻领会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文艺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创作等基本观点。“谋大局”就是要坚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高度谋划文艺在党和国家大局中的地位，有了这样的政治领悟才能正确处理好党和文艺、党性和人民性、政治立场与创作自由的关系，自觉担负起为民族复兴鼓与呼的时代责任。“定决策、促改革”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人才辈出、精品涌现的文艺局面。

　　党对文艺的思想领导表现在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武装文艺工作者，并做到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前，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思想改造”调整为加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提升为对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的品格要求，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营造自尊自爱、互学互鉴、天朗气清的行业风气。文艺界是思想活跃的地方，党长期坚持用文艺的党性原则及“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两创”原则等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教育广大文艺工作者，并以此指导文艺创作。可见，党对文艺的思想领导时刻都抓在手上。

　　党对文艺的组织领导主要通过文联、作协等群团组织来实现。新中国成立前，党曾有领导左联、文协等组织的经验。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周恩来就讲到了组织问题。文代会这样的大会不可能常开，需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才，便于推广，便于改造”9。从第五次文代会开始，每次重要讲话都讲到文联、作协的功能与作用。文联、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在团结文艺工作者方面负有重要职责。新时代，文艺界出现了签约文艺家、独立制片人等通过文艺沙龙、读书会等活动聚集起来的文艺新群体23，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要求“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要发挥文联、作协系统的组织优势，创新工作体系，做好对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20，彰显了党对文艺领导因时而动的话语创新。

　　在领导方式上，党找到了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领导方式。考察“（文艺）规律”这个关键词在历次文代会作代会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党坚持按文艺规律来领导文艺是党对文艺属性的认识的升华，是党领导文艺的经验深刻总结。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首次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此后，“（文艺）规律”在1996年讲话、2006年讲话、2016年讲话中又分别出现了4次、3次、3次，标志着党对文艺属性认识的进步和对文艺工作领导话语建构的完善。

　　在领导方法和手段上，党十分重视文艺评论的工具性功能。改革开放后的历次文代会作代会讲话都有这方面的话语表达。这一方面是对改革开放前文艺战线疾风暴雨式文艺运动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则接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话语源头，即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党领导文艺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手段，要继续发挥其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

　　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话语体系内部来看，这不仅包括党对文艺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还包括对“领导行为”的理解与把握。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但不是琐碎的指导；党对文艺的领导不是抽象空洞的坐而论道，而是实实在在的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来看，党领导文艺的话语体系，与党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话语体系相衔接、相配合，共同组成党的领导话语系统。从党领导文艺的话语体系建构历程来看，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特性和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更是一个党领导文艺在不同历史方位所呈现的话语变迁、发展与创新的过程。

　　四、结论与讨论

　　文代会作代会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战线的思想与理论的政治表达。本文通过分析新中国历次文代会作代会重要讲话文本，尝试考察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建构、发展完善以及进入新时代的整个过程。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党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的结果，是建构在现实的文艺实践基础之上的，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党领导文艺繁荣发展，有这样几条经验可总结。

　　其一，党领导文艺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许多共同点和契合点，两相结合产生的理论话语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党领导文艺的话语体系中“人民”“时代”“民族”等高频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渊源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深刻揭示了文艺发展与繁荣的规律。只有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中，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才能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才能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的华章。

　　其二，党领导文艺战线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在处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主旋律与多样化、揭露与歌颂、普及与提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关系时，必须彻底摒弃简单化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要全局把握、整体思考，关注变化、因时而动，与时俱进。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4“两个不能否定”提示我们，必须树立辩证的历史观，正确认识党领导文艺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

　　其三，党在领导文艺事业时要正确处理好服务全局与遵循文艺发展规律的关系。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文艺应该为时代放歌，服务服从于时代的主题和大局，这既是文艺战线的担当与责任，也符合“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中国文论传统；同时党领导文艺事业的话语也应符合文艺发展的特征及规律。随着我们党对文艺事业特征和规律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也会更加成熟。

　　当然，历次文代会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并非党领导文艺战线工作的全部，还有相关文件、座谈会、知识分子政策、宣传文化工作乃至与之密切联系的政治、社会、经济建设等问题，都需要从历史高度和整体视野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对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未来走向的展望这一议题尤需重视。

　　话语体系建设意识的觉醒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手段或经济手段，在更多时候需要依靠“话语政治”来实现25。当然，作为观念形态的话语体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没有坚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作为支撑，再美轮美奂的话语体系大厦也只是空中楼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要把握好历史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从纵向维度，做好话语体系的历史继承和创新。一方面要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历史脉络来发展文艺话语体系，如积极吸纳理论界具有中国传统文论特色的“学术话语”转化为“政治话语”，丰富党的文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和人们文艺消费方式的变化，要根据文艺发展新实践，如网络文艺、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等，通过新的概念、范畴、命题创新话语体系，延续拓展党的文艺话语内涵。从横向维度，做好话语体系的世界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进程中，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化交锋，无论是文化输出还是文化发展，都需要建设一套基于本民族历史实践并体现民族风格和气派的文艺话语体系。同时，中国文艺话语体系又是世界文艺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世界舞台发声，也将以自己的文艺话语实践为世界文艺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注释

　　[1][26]张清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与成功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2]董学文：《中国共产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3]王银辉：《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思想的基本话语脉络--以三个文艺“讲话”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4]赵炎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三篇重要讲话为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年第4期。

　　[5]（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4~874页。

　　[7]李屹：《走好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发展道路》，《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6期。

　　[8]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1页。

　　[9][10][11][31]《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7~98页，第100页，第136页，第102页。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60页。

　　[13]陆定一：《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戏剧报》，1960年8月13日。

　　[14][27][2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0~211页，第255页，第212页。

　　[15]胡启立：《在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8年11月9日。

　　[16]江泽民：《在第六次全国文代会、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江泽民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17]《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8页。

　　[18]《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8页。

　　[19]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3日。

　　[20][21][22][3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99页，第118页，第116页，第114~115页。

　　[2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

　　[24][3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

　　[25]NLPIR即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Information Retrieval，是北京理工大学大数据搜索与挖掘实验室研发的大数据语义智能分析平台，是目前较为主流、权威的语义分析工具。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2]郑晓幸、李明泉：《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新文艺群体》，《光明日报》，2018年5月19日。

　　[3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35]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