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人民中心

——读王立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读书，我首先注重读经典原著，同时也注重阅读国内外著名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这是我的一种读书习惯。11月以来，我便读起王立胜研究员的学术力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6月版）。他当过省级党校的教授，担任过地方领导，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哲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可谓是官员型学者、学者型官员，但归根到底他是一位读书人、一位学者，是一位著名学者，在业界影响较大。它涉猎广泛，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学、毛泽东思想等，且在所涉领域都有很好的学术建树，总能提出发人深思的学术见解。这种走向“全面发展”的同仁精心写出的重要学术著作，我是很喜欢阅读的。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鲜明特质，就是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以大历史观关切重大理论问题，注重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本质联系。基于这种特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的鲜明特点，就是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现实问题研究。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就是用大历史观来解释、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辩证联系，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彼此相互理解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一些独到而又深刻的学术见解，能启发学者们进行深入思考。

　　一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重的是“民本逻辑”，它超越并高于资本逻辑。本书作者指出：“西方文明形态，其本质上是由资本逻辑所支配的。所谓资本逻辑，就是资本增值的逻辑”，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特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5、7页）。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资本逻辑背后的哲学根基是“主客二分”，“资本”是主，资本之外的一切皆为“客”，民本逻辑背后的哲学支撑则是“主主平等普惠”，即全体人民都是平等的主体，并注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学理性分析。本书作者从政治上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接着将其转化为学术问题，在学理上从五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规定、历史主体性和国家主体性、基本问题、总体构架、目标走向进行深入分析和阐释，使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这是颇为独到而深刻的。（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5—7页）

　　三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逻辑及其内涵给出了深入揭示和分析。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具有文明缺憾，产生不出人类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现代化的本质，可以开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而非全部类型，中国也绝不会强制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8页）；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也规范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里，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看作彼此相互理解关系，是独到而又启发的，令人耳目一新。

　　四是对文明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文明是一个较难把握的概念。国内外相关论著有所涉及，如汝信的《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郝建平的《中华文明概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鲍登的《文明的帝国》，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等。如鲍登的《文明的帝国》对文明概念及其内涵、起源和意义作了较为详细的语言学、解释学考察。这些著作对文明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界定和确切解释。沃尔夫·舍费尔指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学会了规避‘文明’一词，并以‘文化’为参照来分析一切问题”。“文明”这个概念承载太多的意义，为数众多的社会分析被归入文明范畴，以至于它往往缺失任何具体的或容易理解的含义。对文明概念给出明确界定、确切解释，是首要解决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前提性问题。文化，更是一个难以真正彻底说清楚的一个概念。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其前提就是说清楚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本书作者在清理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56—61页）。在我看来，文明主要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框架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意指“化人为善”“利他为善”，其立足点、着眼点是“化人”“为善”，注重于“内化”，而文化则常常是在人与物的关系框架中使用的一种范畴，意指“人化为物”，其立足点、着眼点是“人化”“为物”，注重于“外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明高于文化，文化不完全等于文明，文化中的“化人为善”“利他为善”的进步方面则为文明。

　　五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辨析颇为独到。本书作者认为，现代化以“动态”为特征，描述的是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而现代性则是人们用来表达人、事物某种存在状态、性质或者品质的概念，它以“质态”为特征，揭示的是时代特质，是对现代化运动所造成人们迷茫和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的反思和评价，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和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恰恰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内含的文化矛盾在理论上的反映。（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13—15页）。用“动态”和“质态”、“历史变迁”和“存在状态”区别现代化和现代性，具有启示意义，值得品味。

　　六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作出了较为全面而又深入的学理分析，独到且颇有启迪意义。作者在书中最具学术见解的，当属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现实表达、哲学根源、内在问题、根本弊病的深入分析和阐释。作者认为：“西方凭借其长期以来积累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和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工业现代化道路，同时西方“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推动下，才形成了一种成体系的‘中心主义'思潮”；其哲学根源，就是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引向一个抽象的、至高的确定性存在的“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普世主义精神（来自于基督教）；其历史逻辑，在于它萌发于古希腊时期的形而上学，但真正促使西方文明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开端却在罗马，“在古希腊形而上学与罗马基督教普世主义精神合力之下，西方中心主义在最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拥有宗教信仰上的理论合法性。”（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25—29页）。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推动下，西方中心主义得到更为充分的伸张，而“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便牢牢巩固和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31页）。本书还强调：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文明冲突论、普世主义价值论、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其根本弊病，就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冲突，是“主”统治“客”所带来的单边主义、殖民主义扩张，等等。

　　本书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也分析研究了新中国70年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探索、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新发展理念、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统观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跨越、“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人类命运共同体、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相关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标是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逻辑的枢纽、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升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等重要学术观点，读后使人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