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4日，“跨学科视野下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中西文明本质异同”（2022）圆桌会议在线上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办，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明互鉴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中西文明本质异同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冯维江研究员代表会议主办方发言致辞。他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莅临参加本次会议表示感谢，并详细阐述了他对会议主题的理解：“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一方面，文明异同的比较要考虑不同的参照系，另一方面，文明意义的理解要考虑社会发展进程。文明之间的异同关系可以被归纳为三个层次：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标新立异。“求同存异”意味着文明相互借鉴与交流，从而取长补短。“聚同化异”指文明面临共同外部威胁时，不同文明会更加凝聚。“标新立异”强调文明在竞争的过程中内嵌着合作，向着改进人类福祉、增加人类选择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彭成义副研究员作为会议召集人做主旨介绍。他表示，在去年研讨聚焦文明交流互鉴的相关概念、表现和机制基础之上，今年聚焦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方法：“中西文明本质异同的提炼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内容：“中西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比较：“中西文明本质的异同为何”。他认为这种提炼是可能的，而方法则需要视域的融合以及解蔽的智慧。在中西本质异同方面，他概括为“通”vs“绝”，也即“大一通之”vs “大阴解之”的差别，并从中西元气观 vs 原子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差异进行了阐发。

　　圆桌会议正式环节共分为两节。第一节“西方文明”由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赵林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先后发言。

　　赵林教授作了题为《中西历史的分合大势与西方文明的三大根基》的引言报告。赵林教授从布罗代尔意义上的长时段为视角，宏观梳理了中西方分合的历史进程，并指出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与隋唐之后的中国集权社会发生了分野，中国维持了以合为主的格局，西方则形成了以分为主的格局。国家分合与文化传承紧密相关，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塑造了“以夏变夷”的文化模式，西方的分裂格局塑造了融合更新的文化模式。希腊的文化形态、罗马的制度形态、基督教信仰和价值系统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三大根基。最后，他强调，“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仅具有空间意义，也具有时间意义，罗马在西方文明的形成中是一个关键节点。

　　吴飞教授认同赵林教授的看法，指出政治上的分裂与宗教上的统一并存于西方文明之中。在比较中西文明的异同时，他认为还应当把握“封建”（feudalism）的复杂概念。在西方传统中，一方面，“封建”一词在进步史观中缺乏明确定位，西方历史学家只能将其看作处于古代与近现代文明之间的中间插曲；另一方面，其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欧洲的版图、仪式、法律等都继承自中世纪封建时期。在中国传统中，封建制被看作文明理想，西周的礼乐制度和经学传统与之紧密相关。秦代确立郡县制虽然大大有益于政治治理，但在礼乐制度和经学传统中，仍然长期以封建为理想，所以有“寓封建于郡县当中”这样的提法。基于这种中西差异，吴飞教授指出，中西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在于利用中西文明各自的智慧来处理现代世界的问题，彰显文明的生命力。

　　温海明教授以《中西文明差异、对话与出路》为题展开了他的论述。他首先分析了在当下西方国家达成密切合作的政治环境下中西文明展开对话的可能性，并表达了对世界历史演变采取决定论思维的拒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正视中国在变通当中的发展十分必要。温海明教授认为，以易学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有两千多年的文明交流对话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其具有最为宽泛和包容性的普适性。全球化开始以后，文化竞争的力量出现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文化竞争的阶段，我国应当从文化上做充分准备。

　　在讨论环节，陈立胜教授向吴飞教授提出如何看待“封建”一词仍广泛应用于中国教科书对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描述，以及有何合理性与局限性的问题。对此，吴飞教授回应，“封建”一词用于描述秦汉至明清的历史时期并不合适，这其中蕴含双重格义。其一是用西周的分封诸侯国土的“封建”来理解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从而将中世纪的制度翻译为“封建制度”。其二是在比对社会发展形态的过程中，用欧洲中世纪形态来对应中国介于三代和现代社会之间的社会状态，于是产生了将秦汉之后的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理解，此时的“封建社会”已然失却了“封建”本义，且这种对应仅仅是时间层面的重合，缺乏事实内容层面的呼应。温海明教授就吴飞教授所说的“美国以罗马帝国为追求目标，却并没有实现”进一步求证。吴飞教授认为，美国在首都选址与建设时的考量就体现出它对罗马帝国的模仿，例如华盛顿的核心建筑国会山庄也是以罗马的卡皮托利山来命名，军事征服手段也如出一辙，特别是三权分立制度，模仿的是罗马的混合政体。但是，现今美国距离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例如凯撒、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还有很大差距。对于线上听众提问，如何看待将东西方进行“农业文明”和“半农业半工商业”的文明形态划分的观点，吴飞教授回应认为这一说法并不恰当，欧洲的农业、牧业也十分发达，文明不一定完全由生产方式所决定，单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文明进行区分的思维方式过于简单。温海明教授补充道，从文明形态上看，周朝制定六经后，就意味着已经摆脱了农业文明的形态，在理解文明形态时应当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桎梏。彭成义副研究员也认为这种划分是不准确而且极具误导性的。他以《盐铁论》中的经典辩论为例，指出这种生产方式差异背后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一种“本”和“末”的差别。中华文明之所以非常重“时”，根本原因并不能仅用“农业文明”来解释，而是和中华文明重“生命”紧密相关的，因为一切“生命”都离不开“时”的节律。

　　圆桌会议第二节“中华文明”由彭成义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冯时研究员、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先后发言。

　　冯时研究员在引言报告中指出，“互鉴”的根本目的在于他者文明学习中华文明，这对于当下处于竞争冲突的世界文明体系来说是一个挑战。对此，他认为应当回归《庄子》“材与不材之间”来应对文明问题。对于他者的文明互鉴，要采取一种“虚己”的态度。对于自己的文明，采取有所为的态度去深入研究、正确认识，而后者才是当下应对文明问题的关键。冯时研究员强调，当前国人对中华文明存在许多误解，存在着“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需要学者们进行概念的正名，是非的澄清。他认为，依照中国古人的论述，“文明”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道德体系、知识体系、礼仪制度。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则包含三个方面：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和守一的哲学观，而中国文化的文明观与宇宙观服务于一点，即“生”，这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根本。

　　吴根友教授以《中西文明的本质异同》为题，指出讨论东西文明的本质异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个体认识很难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从方法论上看，探讨东西文明的本质异同，主要是探讨深藏在文明经验现象背后的精神性要素。虽然东西文明存在根本性差异，但并非不可以沟通。首先，东西都在追求一种秩序性的生存方式，东西文明之中的人都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其次，就对确定性的追求而言，西方偏重于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之追求，而中国则偏重对于人的世界的确定性之追求。

　　陈立胜教授将“道”“心”“圣人”“圣经”这四个结构性因素看作中西文明互鉴的一个基本义理间架。他认为，“道”-“心”-“圣人”-“圣经”形成环环相扣的结构：“道”之为“道”乃在于其作为生命之常道为“圣人”所先觉、先知，载之于“圣经”，并不断为后世所承传、所体证，而成为“心”之所同然者；“心”之为“心”乃在于其作为“道心”为“圣人”所传、为“圣经”所印证；“圣人”之为“圣人”乃在于其“心”纯乎“道”，其圣言载之于圣经；“圣经”之为“圣经”乃在于其所载乃“圣人”之“言”，乃“道”之“言”，乃“注明”吾人“本心”之言。这四个因素都具有无远弗届的开放性与超越性这一共同特征，这个开放性、超越性在根本上乃是“生命意义”的开放性、超越性，而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陈赟教授的发言题为《中西文明异同与中国的道路》，提出大一统作为中国文明的系统性成就，它缩微在“天下型国家”之中。区别于西方文明基于多极张力结构下的自主与竞争乃至冲突，中华文明鼓励多元差异，但更主张在更高的共识下互补共生。多民族共生的关键在于“一体”，即以“中国”为不同地区性族群的共识性凝聚中心，以礼义作为华夷之辩的文明论归属，以斯文作为超越具体社会或具体时代的文化宇宙，以经史作为历史性民族的处变之道。回到主题，陈赟教授认为，平视中西文化的时代已然来临，当前的时代任务就在于消化西方文明的前提下，返本开新。

　　在讨论环节，吴飞教授向冯时研究员请教了对于格物致知以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和守一的哲学观三者关系的理解。冯时研究员从文字正读的角度予以回应。格者，至也，至的对象是自然界的所有事物。因此格物的含义是人对自然或者本体的观察和分析，通过这种认知方式获得知识。他指出，这种对格物的理解涉及中西文明的本质差异。按照中国对格物的理解，知识是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分析得来，而并非由自己想象出来再用逻辑去完善。由此，冯时研究员提及了对科学与实证主义的理解。中国古代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实际造就了中华文明是追求真理的文明。又因为人在观察客观世界的时候会去效仿世界，这也就导致人必然选择顺应天道与自然，从而产生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和守一的哲学观一方面指中道，人们在观察自然也就会发现自然界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中道，“天地之大德曰生”，阴阳和合才能够生，这也是取自中道。另一方面则是指天地之中，具有政治观和宗教观的意蕴，正是对中的恪守才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一统且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的王朝，始终没有分裂。对于彭成义副研究员提出东西文明之同的问题，吴根友教授认为，从哲学观念的角度看，自从基督教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主流，中西文明相异之处更多，共通之处较少，但仍需要析同中之异，求异中之同。陈立胜教授指出，生活在不同文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其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价值观念肯定存在诸多“异”与“隔”的一面，但是人类之为人类，“同”与“通”才是根源性的，这是中西文明对话与互鉴的前提。文明之为文明即是让人脱离“野蛮”、实现人性，在全球化时代下如何克服野蛮、成就丰富多彩的人性则是文明对话与互鉴的终极目的。

　　最后，彭成义副研究员作总结发言。

　　（供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彭成义；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刘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