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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静(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囿于日本岛国的环境与古代落后的航海技术,古代日本无法像古朝鲜那样批量把学生送入太学。故此,书籍传播成为古代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重要手段。《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著作之一,儒家尊其为“群经之首”,道家将其列为“三玄之一”。《周易》是较早传入日本的中国书籍之一,且日本的《周易》版本也是当前保存较为完整的汉籍之一,曾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梳理《周易》在日本的流播,一方面,可以窥视古日本文化被中华文明涵化的脉络,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我国域外汉籍的研究路径,为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佐证。
较早东传日本
远古时期,落后的航海技术还不足以征服浩瀚的大海,中国与东方岛国的先民不可能形成较为顺畅的往来,文化交流更是受限于交通的不便而互渗极微。首本《周易》书籍具体何时经何人之手传入日本,已无从考证。南北朝之前,中、日文献中未见关于日本《易》文化的记载。据《宋书》九十七卷列传第五十七夷蛮“倭国”条载,倭王于“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观其表,文章流利晓畅,用典得当自然,如“王道融泰”“帝德覆载”等用语中显见引用《易》《礼记》等儒典的痕迹。另据《日本书纪》载,继体天皇7年(513)7月,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继体10年(516)9月,百济“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应邀请赴日本传播经学。所谓的“五经博士”是汉武帝在朝廷中设置的学官,主要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后来百济也模仿汉朝设立了五经博士,百济的五经博士抵达日本意味着儒家经典输入日本。据此记载推知,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周易》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889—898)中关于“易”的中国典籍有33种共177卷。由此可大体推知,隋唐时期,《周易》书籍已较为系统地传入日本。
《周易》理论影响政治
圣德太子是日本历史上负有盛名的政治家,作为推古天皇的摄政,他确定了《十二阶冠位制》和《十七条宪法》。《十二阶冠位制》以“德、仁、礼、信、义、智”的秩序规定“冠色”,其冠色分别为“紫、青、红、黄、白、黑”,再以颜色的深浅分为大小两级,共十二阶,取意于易经十二宫与五行德运。《十七条宪法》是在干支纪年中的甲子年发布的,这也是基于圣德太子对阴阳学说的信仰。中国古代阴阳思想认为革命之事必于“甲子”“辛酉”之年兴起。“十七”这个数字也是基于中国的阴阳思想而形成的,即将“阴”的极数“八”与“阳”的极数“九”相合而成,可谓是对《周易》阴阳理论的活用。
据《日本书纪》载,天武天皇时期设置了阴阳寮,同时也初次设置天文台(占星台)。阴阳寮类似我国古代的国子监,是当时的天文、科学研究中心。701年,根据日本大宝律令,阴阳寮由中务省管辖,属于日本政府机构。阴阳寮由朝廷派出的阴阳头掌管,下设阴阳博士、天文博士、历博士、漏刻博士。在这里阴阳师们观测日月星辰等天文变化,制定历法,观测云色与风向,卜定都城,判断吉凶,并禁止百姓拥有阴阳道的专门典籍。
宇多天皇887年即位,他从888年起听大学博士善渊爱成的《周易》讲义。现存于日本东山御文库的《周易抄》多认为是宇多天皇学习周易时的亲笔手抄本。《周易抄》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训点资料,它为我们研究古代日本人的汉籍学习方式提供了典例。
融入文化与科技
早期,《周易》在日本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官方讲学,传播受众涵盖文人官僚、皇室成员等。日本757年施行的《养老律令》中明确规定《周易》为大学寮的教学内容之一,且将其列为儒家经典之首。据《续日本纪》记载,在天武天皇时期设置的政府机构阴阳寮内,阴阳生必读的首要经典即为《周易》。日本奈良时期的学者、政治家吉备真备(695—755)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人物,留唐十九载,将许多典籍带回日本,其《私教类聚》(770)一书中阐述了易学思想及“内教五戒”“外教五常”的教育理念,是日本僧侣中内典、外教并重之典范。
古代日本的僧侣精通内外典籍,他们不仅是佛学的忠实传播者,也是日本接受汉学的主导者。他们留学隋、唐归日后,内教、外典兼修,把在中国收集到的汉籍带回自己所在寺院,对《周易》书籍和文化在日本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留学僧旻是史料记载中较早传播《周易》的日本僧人之一。推古16年(608),留学僧旻奉圣德太子之命随小野妹子遣隋,留学24年,其间除了学习佛教,还钻研儒家经典《周易》。他目睹了隋朝的败亡和唐朝的兴盛,回国后担任天皇顾问,为苏我入鹿和藤原镰足等人讲解《周易》。大化元年(645),他与高向玄理一同被任命为国学博士,且参与了“八省百官制”的立案。
自南北朝起,《周易》经“五经博士”传播至日本后,在文人官僚、阴阳师、天皇、僧侣等主要知识层中传播开来。他们不仅学习《周易》的理论,还将其融入古代日本文化与科技。天皇运用《周易》的理论在政治上建立君臣有别、天下大和的官阶制度与思想体系;在大学寮、阴阳寮中,将《周易》列为必读的书籍,且将它的理论运用于天文、地理与卜测的术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馆藏泰山府君祭祀文献研究”(19BZJ05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