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农（扬州大学文学院）

　　东晋、刘宋之际的陶渊明（365—427）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士之一，也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他从41岁弃官归隐，直到63岁去世，始终生活在故乡的田园之中，没有再入官场，这在古代社会是非常罕见的特例。

　　但是这里也还有些复杂有趣的情况，很值得追叙、回味和思考。

　　让我们从他的一个称号“陶征士”（或“征君”）说起。在中国古代，民间人物凡是不从通常的出仕途径出来、由低级小官做起然后慢慢向上晋升，而是由朝廷直接下文征聘、一下子就获得较高地位的人物，被称为“征士”或“征君”——不管他后来出山了没有。在野的士人能得到朝廷的征聘，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陶渊明先前多次当过官，而自从他抛弃彭泽令回乡以后，他就变成民间士人了。陶渊明曾被称为“征士”，是因为他归隐之后曾经得到过朝廷的征聘，有可能重新出山。但此事后来没有实现。

　　最早以“陶征士”称呼陶渊明的是他一位年轻的朋友颜延之，其在诔文中提到“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又道是“有诏征著作郎，称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陶征士诔》，《文选》卷五十八）关于陶渊明何时被征，这里说得比较含糊，应当尚在东晋，但又似乎离他去世不远——这时已经是由晋入宋（刘宋王朝）了。诔文一向着重颂扬感叹，叙事不必像传记那样讲究准确具体。

　　沈约《宋书·隐逸传》为陶渊明立传，明确记载“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义熙是东晋的年号，凡十四年（405—418）。由此可知，陶渊明确乎是“有晋征士”。

　　后来唐修《晋书·隐逸传》为陶渊明立传则称：“义熙三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李延寿《南史·隐逸传》的陶渊明部分说：“义熙末，征为著作佐郎，不就。”皆与《宋书·隐逸传》大体合辙。

　　但是萧统在《陶渊明传》中的说法不同于沈约，这里将传主荣获朝廷征辟一事系于他去世的那一年或稍前：“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如此，则是新兴的刘宋王朝礼聘陶渊明出山。萧统是第一个为陶渊明编集子的人，掌握的材料非常丰富，沈约《宋书·隐逸传》自然一定是看到过的，但他在这个重大节点上不取旧说而另有记载，其说法当有可靠的根据。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宋征士”，同萧统的记载即恰好彼此呼应。

　　这样一来，关于陶渊明被征聘就有“两说”，一说在东晋义熙末年，征为著作郎（或著作佐郎），不就；一说在元嘉四年陶渊明去世前不久，不知道打算请他担任什么职务，而他“将复征命，会卒”——看来他大有可能同意出山，但遗憾的是，老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不久就去世了。事情的真相应当是陶渊明先后两次被征聘：一在东晋义熙末，这时陶渊明五十多岁；一在刘宋元嘉初年，他去世前不久。

　　陶渊明是义熙元年（405）十一月归隐的，到义熙末年仍坚守故园，根本不考虑复出，这种执着于“自然”、不愿受官场束缚的人生态度在他诗里也留下过痕迹，其组诗《饮酒》的第九首写道：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尚同”就是随大流、吾从众的意思，陶渊明的一位乡下朋友劝告陶渊明说：大家都讲做官，你跟着走就好，不要不识时务啊。陶渊明对此表示感谢，但说：我的本性就是乐于隐居，不想勉强自己，不打算走回头路。我们不谈这些，还是来喝酒吧！

　　“吾驾不可回”在诗里是陶渊明对那位“田父”之规劝的回答；而在生活中，则应是对“有诏征著作郎”的答复。

　　至于陶渊明晚年何以忽然表示也可以考虑出山，看不到什么具体材料，推测起来，似乎可以提出三点解释。一是老先生静极思动，觉得自己的车驾其实也未尝不可以“转换方向”。如果不是猝然离世，陶渊明最后的形象也许会发生转变。二是他晚年经济上比较紧张，这应当是他重新考虑出山的一个重要动因。早年陶渊明多次出仕，又多次退隐，其间的逻辑往往是经济上可以过得去，就回家享受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经济窘迫了，就出仕弄些收入来养家糊口。（参见拙作《陶渊明何以忽仕忽隐》，《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17日“瞭望”版）三是正如苏轼所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东坡题跋》卷三《书李简夫诗集后》）他是一个潇洒的人，何况现在不是自己去求官，而是朝廷来礼聘，更有什么不可以去的！晚年陶渊明在对刘宋官员颜延之的谈话中说：“独正者危，至方则阂。哲人卷舒，布在前载。”（《陶征士诔》）做人必须圆通一点，不必死守什么教条。这些话自然是他对年轻朋友的教诲，同时应当也是他晚年人生态度有所变化的说明，正可以用来解释他对朝廷的征聘为什么大有接受的可能。

　　进退自如，哲人卷舒，谢绝拘执，当变则变。斯人陶渊明很是灵活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