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春龙、严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西方政治学在考量中国政治文化相关问题时遭遇了众多的“例外”，并因此陷入解释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西方政治学对历史方法的忽视和对现代化范式的迷思。这使得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的历史长河，把中国发展看作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又一版本。实际上，只有从比较历史政治视角来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并考察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核心要素，比如大一统思想、追求政治稳定、民本观等，才能找到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答案。

　　对大一统理想的信仰和执着

　　大一统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至今仍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大一统概念具有五项内容，分别是地理概念上的国土统一、政治概念上的统一、时间概念上的长久统一、统治的正统性以及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还有学者认为大一统理念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其核心围绕地理观、政治观、思想观和民族观的统一。这些概念的共同点在于民众对国家统一（地理或政治意义上的）的支持和对统一中华民族的认同。

　　大一统概念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在中国超过四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有四个大一统时期：夏商周、秦汉、隋唐和元明清。这四个大一统时期合并起来大约有二千七百年。中国王朝历史分裂的时间大约为一千两百年。正是长期的国家统一历史中产生、培养和传播了大一统理想，代代相传，使之成为中国民众信仰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有着对大一统理想的信仰和执着。

　　大一统理念继续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以及广大人民对祖国统一的态度中都能感受到大一统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对政治有序的偏向

　　关于政治秩序，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是所有的定义都强调了在政治领域呈现出的有序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诞生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所有这些流派的核心和主导议题都是政治秩序，它们都将把实现政治有序作为最终目标。儒家学说自汉武帝开始成为正统的治理哲学，对政治秩序的偏向也随之流传下来并在中国的统治理念中占据核心地位。

　　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中庸之道，可以被视作是政治秩序偏好的外显，因为中庸之道的核心理念就是反对极端和冲突，维护平衡与和谐。对中庸思想的广泛认可也造就了中国王朝政治的一个有趣现象，即反对极端和以政治稳定为优先的广泛倾向。激进改革属于《中庸》反对的极端举措，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大多因为偏激属性而以失败告终。比如，北宋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起了旨在全面调整政治、经济和教育体系的政治改革（公元1069-1085年），但是随着他的下台，基本上所有的改革措施都被废除了。

　　中庸之道促使历代政权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强调政治稳定并模仿之前采纳并经过检验的制度。美籍学者福山发现“当前我们理解的现代国家要素有很多已经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我们以户籍制度为例。周朝最早设立了人口管理的官职“司民”，负责记录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这个制度被证明切实可行，有效帮助政府对人口进行控制从而建立社会稳定的基础。所以之后中国各朝代都效仿建立了相似的户籍登记制度。在当代中国，户籍登记仍然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制度。

　　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民本思想作为传统中国哲学关于政治和治理的内容，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孔子呼吁“仁政”，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而荀子强调重民论，这些学说共同奠定了民本思想的坚实基础，在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几乎所有的王朝统治者都接受了民本思想并尝试付诸实践，从而引出了一个相关但同等重要的问题，即民众想要什么。荀子的答案是民众希望实质性的东西比如财富和物质利益。他写道，“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荀子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民本思想要看到民众追求实质利益的本质。荀子根据其民本思想作出的政策建议包含了实质性举措，比如“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上有几个著名的太平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善治之名都可以归功于休养生息政策，与荀子的政策建议相吻合。反之，王朝的腐朽和灭亡大多伴随着无视甚至镇压民众温饱诉求的政策。民众的需求与善治之间的关联贯穿整个中国历史。

　　大一统思想、偏重政治秩序、民本倾向等，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基因”。它们可能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脉络的关键所在，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很多中国政治现象，比如高度的政府信任度、对国家统一的决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