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宁（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科讲席教授）；张悦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通过建设和改革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制胜法宝，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重要理论。统一战线的实践与理论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以及最早的理论创新。在建立新中国和建设与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与理论不断发展，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体系和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继续探索前进，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继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新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2-005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参与政治制度创新研究”（18VBN018）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毛泽东指出的三大法宝中的第一法宝“统一战线”，不仅是革命时期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攻坚克难、推进事业发展前进的一大法宝。坚持和实行“统一战线”反映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独立、社会解放，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创新。

　　一

　　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救亡图存、寻找强国之路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使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一切都在探索之中，一切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那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两个“法宝”，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二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当时，这两大“法宝”却时常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矛盾与困惑。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国民革命”，具体方法是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当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遭到了当时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只知道共产党搞的无产阶级革命，怎么能够和资产阶级政党搞到一起？！那时的共产党人是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理论搞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革命之路，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不得不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中部井冈山，在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武装编入工农革命军后，攻取茶陵、遂川县城，建立了两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打破江西国民党军第一次“进剿”，占领宁冈全县，成立了宁冈县革命委员会。至此，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毛泽东曾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时候，不仅各种反动势力不相信红色政权能够长久生存，就连当时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分析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或国情，指出了中国革命在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下的特殊道路。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帝国主义列强的中国代理人不同军阀及白色政权之间的持久性冲突与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断言：“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分析及理论是中国革命的真实依据，揭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规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出了真正属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所揭示的中国革命规律中，蕴含了后来成为中国革命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与理论，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因为有代表不同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各方军阀及其白色政权，以及它们之间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共产党和红色政权就可以在它们冲突所提供的时空中生存、壮大，还可以利用军阀及白色政权之间的矛盾，建立暂时或长期的联盟，以求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对中国特殊历史条件和国情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探索利用敌对势力矛盾，离间分化对手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事实上，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重要条件就是与国民党地方军阀建立了统一战线。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苏区军民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大规模“围剿”的重大胜利，将赣西南、闽西两苏区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发展到包括涉及28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从1928年2月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先后坚持了近7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猛烈冲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幅员和人口如此之大的革命根据地长期坚持斗争，需要大量而稳定的经济和财力支持。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革命首先就要有饭吃。

　　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20多万人，中央苏区的财政供养人员保守估计近40万，这需要非常巨大的财政保障。处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包围之中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在必要情况下联合与团结一切可能联合与团结的力量结成合作或协作关系。当时在中央苏区最重要的统一战线对象就是广东军阀陈济棠。陈济棠在大革命失败时，曾积极地反共和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利用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军阀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以当时德国重新军事化的契机，把根据地拥有的重要军工物资钨沙通过广东军阀输往海外，为中央苏区获得了最主要的经济与资金来源。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坚持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于1933年11月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央红军与十九路军建立统一战线，使福建也成为了钨砂出口的新渠道，为中央苏区获得了大量资金和物资。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排挤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致使与十九路军的统一战线破裂，中央苏区逐渐断绝了与外界联系的最主要的资金和物资来源。继而中央苏区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成为后来中央苏区失败，最后被迫实行“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中央苏区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与广东军阀的统一战线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中央苏区南部的于都，而选择从于都出发正是因为和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达成了默契，红军得以从赣南出广东迂回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包围圈。

　　统一战线的破坏导致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而带来中国革命的转机和中国共产党命运的转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把中国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军队在内的所有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联合成新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八一宣言”的发布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侨胞和国民党内诸多派别纷纷响应，深刻改变了中国政治形势和社会气氛。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进一步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会议决定将建立“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建立“人民共和国”。

　　在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侵华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感召下，一年后，爱国将领发动了“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也在最危难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使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直到新中国建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友人谈话时说：“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成的，史称“协商建国”。新中国既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经过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协商”出来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民主建国“五一口号”，郑重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建立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开端。“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高度赞同和拥护民主协商建国的主张，当年郭沫若曾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由代表爱国统一战线的46个党派、人民团体的662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新政协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史称“协商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的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产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苦历程中，统一战线的实践与理论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形成了宝贵的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由中国近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成为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为解决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封建阶级革新派到农民领袖，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革命派，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各种主张、各种制度都试过了，但都失败了。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无法担负和完成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第二，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坚持运用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团结多数的策略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团结进步力量，对于落后反动势力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大限度地削弱顽固反动势力，最大限度地壮大进步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针对爱国进步力量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和采取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与海内外一切爱国进步力量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共同推进了新中国的建设与进步。

　　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中，我们党始终保持了独立性，坚定地在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在政治上逐步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而不是把自己降到同盟者的水平，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在坚持原则坚定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又保持统一战线政策的灵活性，将政策灵活性与原则的坚定性结合起来。这就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全部进程中，根据具体的条件、环境和任务，及时地改变和调整党的策略和政策，与同盟者达成必要的妥协，以求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最大利益。

　　二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不能离开统一战线。而一旦离开统一战线，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败。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左”的错误逐渐发生发展，最终造成了国家的大混乱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倒退，这期间爱国统一战线也遭到了巨大破坏。“文革”十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工作陷于停顿，从1966年至1978年全国政协没有召开过全体会议。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对象、内容、形式和作用有所区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征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是联合海内外一切爱国力量，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为目标的统一战线。海内外一切爱国的，赞同、拥护、支持中国发展的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乃至个人，都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和成员。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统一战线在支持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在使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统一战线在对外开放中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为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的第一项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举措，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四个对外开放经济特区。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吸引海外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海外市场。经济特区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广大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积极响应和支持。在20世纪80、90年代，外来投资和建立“三来一补”企业主要来自海外华人侨胞的资本。90年代初，广东每年新增侨资企业数在全国的比重高达60%以上。海外华人侨胞的早期投资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内地工业化的起飞，有力地支持海外市场的开拓。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资企业增长迅猛，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再创新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个封闭经济体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流入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对于社会各群体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了新的问题。社会结构变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深刻的挑战，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有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格局，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大统战的方针，就是新时代统战工作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格局的破题。

　　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实践与理论。2022年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政策100周年。2022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理论作出了重要论述。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概括和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内在规律。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和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这是对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规律性的深刻认识与阐释。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上，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表现为：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挥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统一；在统一战线中的民族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表现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和坚持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统一；在统一战线中的宗教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表现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与坚持党的宗教政策，保障各族人民群众宗教信仰自由，做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统一；在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表现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两个毫不动摇”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和理论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创新。

　　三

　　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并不断探索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和理论，重点是实现和发展新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当前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新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国情。在新时代，未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和理论，就是要在新的社会结构条件下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和实行最广泛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统一战线。

　　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一生重大理论贡献时指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终其一生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二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经济剥削。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原理，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阶级斗争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所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争取社会统治和地位，而争取社会统治和地位的斗争主要是在旧阶级与新阶级之间展开，旧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地位，新阶级要争得统治和地位。这便是阶级斗争的基本性质与内容。当代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原有意义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社会阶层、群体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新的社会分化也随之而来，相应地中国社会也产生和出现了新的群体矛盾。恩格斯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理论是我们建设和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基本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其最突出的表现和最显著特征是出现了三大新兴群体，它们是民营企业家、城市“白领”和农民工三大群体。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是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投资和经营主体。城市“白领”是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非体力劳动者，是维护和支持市场经济运行和知识创新的重要人力资源。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农民工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劳动者、承担者。与民营企业家、城市“白领”和农民工三大新社会群体相对应的，还有三个“老”社会群体，它们是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这三大群体自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毕竟在改革开放前他们就已经存在，在中国社会体系中一直占居着重要的主体地位。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和揭示的社会政治发展原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主要矛盾存在于新社会群体与“老”社会群体之间。虽然从法律意义上，中国所有的社会群体的地位是平等的，发展机会也是均等的，但显然事实与法律、经验与规范之间还存在着很大距离。当代中国六大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主要表现为，“老”社会群体在社会体系中已经具有稳固的地位以及利益表达与实现机制，而新兴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并不明确和稳定，其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虽然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但都属于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党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应发挥新的历史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工作的重心和重点在于协调新、“老”社会群体的差异与矛盾，最大限度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是改革开放中新兴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愿望，这是未来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奋斗和探索经历表明，什么时候坚持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事业就进步就胜利；什么时候放弃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什么时候发展统一战线，什么时候事业就获得新的活力。历史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前进、不断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