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玉刚（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化问题往往成为复杂问题丛的枢纽点。钱穆先生在《文化学大义》中曾断言：“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其目光犀利精准，用来判断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文化使命担当，可谓一语中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要走向哪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远景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以文化强国建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由此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清晰的价值指向。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为重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命提供了时代机缘。多重视域的融合愈加强化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使命担当，愈加需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自觉在思想价值创新上为文明跃升做好准备。

　　一、中华民族最有理由坚定文化自信

　　21世纪的人类文明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灯塔”就是文化。可以说，文化是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跃升的关键词。席凡宁根研讨会报告指出：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概念，更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和文明的进程。如果文化和各种文化形态变成未来世界体系的中心，而这个体系将根据文化的最高、最明智和最持久的原则而不是最基础和最简陋的实践来设计，那么文化发展一定是最强有力的力量。所谓“文化时代”，是指把文化作为一种最高、最具智慧以及最具持久力的价值和原则，并着重于完整性、创造性、统一性、多样性、关注性、分享性以及合作性的时代。文化被视为引导未来的“灯塔”，凸显的是对文化价值的尊崇。如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主张，“经济生活、力量、技术的现实和一切有助于人们物质福利的现实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精神、智慧、道德和美学价值以达到平衡。”文化不仅值得追求，更是21世纪全面发展的主导原则之一、一种理解世界未来发展的新范式。加拿大文化学者谢弗指出，文化将在未来全球发展和人类事务中扮演中心角色，它不仅对个人和机构，而且对社团、地区、国家和国际的发展都起着关键作用。这个判断已显现于21世纪的人类文明实践特别是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动力机制转换之中。

　　在世界秩序变动中，文化权重上升已是国际共识，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权力结构体的构成。文化在权力结构体中的跃升不是一种线性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为相互交织的非线性的杂糅趋势。也就是说，经济时代的支配力量不会在文化时代消失，而是被有机地整合到文化时代之中——当然还包括其他许多推动力。“在文化时代，广泛的注意力仍然应当放到产品、生产、消费、利润动机、资本积累、专业化、竞争、物质主义以及市场方面，因为它们符合创造物质资源的要求，而物质资源对于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及经济要求来说是必需品。”虽然物质文明是社会繁荣的基础，但它们已不是文化时代最重要的动力。作为一种杂糅的整体性存在，文化是一种结构性力量，文化时代相对于经济时代是一种整体性跃升，而非一种线性的取代关系。“正如文化时代的形成需要结合经济时代和其他许多因素一样——这种结合源于文化时代固有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和更加根本地对生命、生活、现实、发展，以及世界体系的认识——经济时代的支配力量也将被结合并且受制于文化时代的关键要素，而不是受到这些要素的排斥。”也就是说，作为经济时代重要特征的专业化分工不会在文化时代消失，它仍然以某种方式存在并拥有自己深厚的根基。在人类文明跃升过程中，逆全球化的噪音、“文明优越论”（美国优先）固然一时甚嚣尘上，但其利益诉求在面对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对人类侵害时的片面性昭然若揭，这种背离人类文明主流趋势的片面性价值观的喧嚣并不能阻挡注重整体性价值观的文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在世界秩序重构中发挥了强有力的稳定性与引领性作用，是推动人类文明跃升的力量之一。在时代转向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思维的转变。当下，观世界的视野发生了变化，一种整体性的文明观呼之欲出，文明交流、对话和互鉴成为常态。文明交流和文化价值共享有助于消除世界上的恐惧、怀疑、误解和不信任，并化解某些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危机，因为这些不利因素源自对其他民族的符号、象征、世界观、信仰和价值观的无知。只有使人民、国家和民族文化联合起来相互交流和沟通，在整体性文明观视野下共同抵御外来分裂性力量的冲击，世界才更容易实现和保持和平、稳定、安全、团结和友谊，世界的明天才会更美好。

　　从理想状态来看，文化时代的世界体系是一个“美美与共”的整体性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最适宜的文明理念。因此，世界发展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这一体系的某个特定部分（如美国优先），而应追求人类整体发展的命运与共。可见，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需要新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其秩序的基础，中华文化的特质与价值取向最为吻合新的人类文明观。奠基于世界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推动世界各民族的互鉴、交流、包容和对话，而“美国优先”的片面性价值观必然带来文明的冲突。新的人类文明观的文化基础是一种整体性价值观，脱离这个基础，追逐过度消耗、不平衡和差距必然会破坏世界体系的和谐，从而带来局部性的冲突和霸凌行为，这自然不符合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期待。如果不把重点放到整体世界的最佳利益上，只单纯重视特定的几个国家或集团，那么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将是不可持续的。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人类社会是一种整体性存在，只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特别是统筹使用疫苗，让世界上那些贫困国家的人民都能得到疫苗，人类社会才能最终打败病毒。这启示我们，人类社会已进入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时代，世界体系已呈现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性特点，这正是文化时代的特征。新的文明观追求的是完整性的世界体系的联合与和谐，尤其需要去除某些观念壁垒和人为障碍。所谓整体性，不仅是指世界发展越来越遵循整体化原则，任何脱离整体的部分都难以独善其身，还包括世界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应保持和谐、平等的关系。作为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动力机制之一，文化对内可以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对外诉诸共同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文明观。因此，处于人类文明跃升期，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消解“中美脱钩”的荒谬论调，使人类文明朝着命运共同体的境界迈进，各国政要应着力思考世界体系如何实现融合，而不是两极分化和分裂。交流、磋商、合作、悲悯弱者与公开透明是新的文明观的文化基础。在世界文化秩序重构和人类文明跃升中，一种文化如果不能把多元化价值追求融合到整体中，任由其中某个部分野蛮生长，则意味着它已丧失了自己的核心与主导地位，必然面临世界文化领导权旁落的危险。

　　整体性文化观正在成为人类文明跃升的新视野。当从文化视角认识世界秩序变动时，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商业、宗教以及精神文明等所有关系均为文化关系。当从文化视角洞察世界体系时，所有的国际关系均为文化关系，文化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从文化视角洞悉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时，“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均为‘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并期待在新的文明观引领下凝结为和谐的、融合的、平等的关系，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可以自认为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发达”。世界体系不再是线性的“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联合，而是以包容性理念强调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财富和发展能力，都可以为全球发展、世界事务和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历史螺旋式的发展中，命运是否再次眷顾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有着天下情怀的文明体，在历史上也主要以文化认同立国。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始终没有中断、持续五千多年，主要是因为其包容性的文化特质，这也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和现实基础之一。在历史的杂糅中，张扬“欧洲中心论”和主张文化冲突的西方文明历史性地遭遇“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从而书写了“复数的文明”，人类才能在文明互鉴中实现社会进步，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中国的崛起在最终意义上是文化的崛起，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与人类文明跃升的引领者，这种崛起是有别于现代世界体系中既成大国“国强必霸”的文明型崛起，是对发展理念和文明形态的创新，从而能够为世界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个时期以来，“重新发现东方”的呼吁在学界引发共鸣，其目的是在世界史视野中洞察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正是这些独特性彰显了有价值意味的中国特色，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符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正是在历史上以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以文化人、文德教化的传统，使得中华民族即使在艰难困顿中依然精神不倒，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也注重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

　　中国史一再表明，中国的每一次崛起都是文化融合创新的过程，都可以说是一次文化运动和文化事件。统而不一、和而不同的王道之治，是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和治国理念。所谓“统一”是在文化异质多元共存下的统一（如文化典籍及敦煌壁画所展示的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是文化多元下的和平共处，这是中华文化的秉性和文脉根基。世界现代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崛起在最终意义上都是文化崛起，只有文化崛起才能以其文化价值的强大感召力赢得世界尊重。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充满激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今天，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需要通过更多的文明创造和文化价值感召赢得世界的尊重。从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胸怀世界的文化情怀。在由中国史融入世界史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在百年艰辛探索中把握住了历史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有效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作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的重大判断。总体上看，在世界秩序变动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世界秩序变化逐渐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始终有着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兴、在什么意义上复兴的追问。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能使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成为文化的流浪儿、精神的乞讨者，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激活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同时又要赋予其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这一认知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意味着中国精神道统的确立和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完善，也就是说正在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不会也绝不可能出现“文化空心”。

　　21世纪是以文化为肇端的新时代，所谓文化早已越出界域超越了民族的、地方的概念，世界舞台上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同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把以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软实力”竞争与丧失文化领导权的后果展示得淋漓尽致。事实上，世界大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背后无不有着国家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它不仅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还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的塑造与社会大众的民心凝聚，以及世界文化秩序格局的重组。以文化为核心要素的“软实力”已成为现代国际竞争中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决胜因素。“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将之提升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地位，所着眼的不单是文化工作本身的力量激发，也有着国家主权战略上的考量以及对国家观念性利益的延伸，更有着对中华文化使命担当的期望。因此，中华文化要在全球积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使国际社会充分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和思想观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当代中国不仅有着传统文化的底色，更有着现代文明视野中的观念创新和思想创造，有着对未来的艺术想象力和可以感染世界人民的思想观念。世界大同的现实基础是民心相通，文化价值传播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心悦诚服，是骨子里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是对世界共同价值感召的认同。话语权的背后是道义、道理之争，是价值观的博弈。“道”和价值观的传播越来越依靠现代传播体系，越来越依靠强大的传媒产业特别是发达的文化产业体系支撑，即在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中实现文化价值的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从而把原本地方的、特殊的说成普遍的、全球的，这就是话语权的强势。强势话语权使得西方思想舆论宣传领域奉行双重或多重标准，在维护自身国家主权的同时，却无视他国的国家主权，特别是借助国际文化市场有意无意地践踏他国的文化主权。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传播“道”，把“道”贯穿于故事中，以引人入胜的故事使“道”入心，在征服人心中使人悟“道”。这个“道”当下就是中国发展的“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用中国理论立足中国经验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以中国道路的成功展现当代中国的思想创造。

　　在全球化舞台上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离不开主流文化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即要使大众能够在产品消费中感知中国文化的存在并认同，这就是“不见宣传的宣传”。如中国文化企业开发的“美图秀秀”软件，在海外用户超过5亿，在如何把自己的形象变美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传播了中国的审美观念，在用户的使用中悄然地展示了中华美学精神，进而对中华文化产生亲近感。再如成都国家艺术中心依托保税仓库的文化贸易平台，将其文化创意转化为版权进行知识产权贸易，在与海外当地知名企业如宾利汽车公司的合作中，经由海外本土化策略在地生产，一些有着当地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表达符号却内蕴中国价值观念、造型别致的“熊猫产品”进入了当地主流市场，很好地提高了当地人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可度，使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得到有效提升。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坚定了民族文化自信，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使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事实上，一个开放的大国不存在独立于世界文化发展之外的所谓海外文化利益，没有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的提升和感召力的增强，以及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舞台上的高位态，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就会落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遭遇挫折。以文化贸易的方式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避免对现有全球文化霸权和国际文化秩序的硬性挑战，以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规则的制定担负大国的文化责任，不断提升文化产业实力和发展能力以表达对国家文化利益的关切，充分利用全球化规则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以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文化创新，以原创性文化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市场份额，以市场力量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国家文化利益拓展中提高中国文化的存在感，在彰显中国文化主权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必然伴随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使中国的发展理念成为世界理念，使中国的主流价值成为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共同价值，由此获得世界的广泛认同，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所焕发的精神力量，正是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夯实了文化自信的根基。实践出真知，革命的成功使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华民族“富起来”，进入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更是迎来了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推动中华民族迈入“强起来”的新征程。一系列的成功实践成为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也一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远方地平线的昭示和中国人民扎实奋斗的实践，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说到底，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自豪地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党领导下的百年砥砺奋进带来的是中华民族自豪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从昔日“东亚病夫”到新时代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铸与高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带来的文化理念与文明观念的突破，在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中升华为理论自信，进而不断夯实文化自信。历经磨难的伟大实践赢得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从容与坚定，其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其次，坚定文化自信源自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文化自信之文化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源自文化积淀、文化创造和价值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扎在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文明传承中，中国是一个薪火相传、文脉不断的文明体，今天的文化自信有着古老文明的根基，那就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历经磨难和现代转换，中华文化的价值导向与当代世界的人类文明主潮相契合，引领了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以中华文化的独特声响与色彩丰富了世界的精彩。

　　最后，坚定文化自信还源自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创造，及其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提炼。“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与中国共产党一同生成、成长的革命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主色调，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因，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更是今日文化自信的价值支撑点，是革命合法性的明证，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想的独特表达。以革命文化为内核的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攻坚克难的实践中形成的鲜明特色，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奉献、奋发向上、敢于胜利的精神、意志和信念的集中表达。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沂蒙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到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抗震救灾精神、航空报国精神等，每一种精神都是时代最耀眼的文化标识，并汇聚和提炼为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党中央首次以清晰的语言、简洁的概念和明确的内涵提炼出伟大建党精神。正是伟大建党精神映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克服了复兴之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铸就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成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红色文化由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华民族书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钙质”和最坚实的内核。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越能契合时代要求，一个民族的文化越能包容人的多样化需求，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一个民族“软实力”的增强，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社会凝聚力。通常，文化“软实力”与民族文化认同呈正相关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越强大、越发达，文化自信心越强，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就越高，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越能认同社会主导文化，就越容易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越是相近，就越能增强民族向心力。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一种文化创造。无论全球化运动如何深入，“我们不可能成为在文化精神意义上的西方人，我们不可能把西方的灵魂引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放弃中华文化精神的唯一结果，就是中国人之丧失文化生命。没有文化生命，我们就不会有德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相信，在当代情势下复兴中华文化，重新寻找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所谓文化复兴，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意识。

　　从本质上说，中国共产党本身就诞生于中华文明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矢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之间是一种命定的关系，在自觉担当文明复兴使命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情境中，新文明具有民族叙事和世界指向的双重意义，在昭示现代文明新特质、新格局和新秩序的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文明觉醒的确证。它既遵循了人类文明自轴心时代以来阶梯演进的运动规律，彰显其对经典现代性的合理扬弃，也顺应了２１世纪全球化时代多元共生的逻辑，昭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对它的历史必然性的展开。” 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预示了不同类型文明的交融互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有着“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正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创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的这种新文明形态有着民族叙事与世界史意义的双重向度，它破除了西方中心论的“普世”逻辑，是一个超越了因地理区隔或发展不平衡所致对立状态的秩序概念。它既描绘了开放包容、分殊共处的人类大同社会的文明图景，也是当代中国立足自身创造性探索的生动实践，为人类文明跃升提供了方向性启示和中国经验。它打破了西方线性的文明史观，以“世界历史中的文明形态”展现了一幅迥异的人类文明新图景，使得某些反华人士叫嚣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无稽之谈。

　　中国不仅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体，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仍是一个有着文明追求和文明自信的国家，一个有能力为人类文明跃升提供文化基础的现代文明体，中国文化始终有着“天下观”的文化基因。坚持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和赓续中华传统基因的“天下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胸怀天下。“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究其实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就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课题的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扎根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立足当今时代的文明互鉴，是为人类社会破解世界难题、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提供的中国方案。由坚定文化自信迈向开放多元的文明自信，要求我们在重构中国-世界关系中，既要有“由外向内”的视角，洞察世界大变局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要有“内外并举”的视角，明白中国发展本身就是推动世界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外部环境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经过长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积极努力，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快、世界影响之大百年未有，中国的世界贡献、大国责任的快速增长百年未有，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全面自信百年未有。

　　二、中华民族何以要从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

　　党的百年奋斗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当下的世界秩序变化中，走在崛起途中的中国势必要承担应有的大国责任，从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者向引领者角色转变，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同时，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人类文明跃升的时代机缘，人类文明发展再次处于徘徊的十字路口。什么样的文明理念和方向最富有启示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持续创造“两个奇迹”的中国越来越引发世界瞩目，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弘扬的整体的均衡发展理念，为人类文明走出当前的困境提供了诸多启示。可以说，双重历史视野的融合与中华民族的使命担当要求并决定了我们必然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其表征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建成。

　　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在实践上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 这种新文明形态的创造，既是对传统中华文明内在生命之火的点燃，也是与异质文明互鉴的结果，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对发展机遇的牢牢把握，以及对人类文明未来形态的一种前瞻。“文明的现代性生发是任何族群在历史活动中的应然选择，但它的生命力恰恰取决于自我更新和内在反思。”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彰显了超越民族的、地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感召力，中国提供的“一带一路”等公共产品就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向周边国家表明，中国的崛起可以分担既成大国世界治理的公共秩序责任，是世界秩序建构中的“利益攸关者”。这是一种文化政治意识、一种文明引导力，更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超越性追求。“每个文明系统都会有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古代中国的文明系统中，有着“天下观”意识的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文明体系中，蕴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整个中华文明体系的主导形态。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中华文化始终有着对超越性文明价值的追求，这使得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能够站在历史正义一边，这种“天下观”和价值“共善”的文化基因，必然促使中华文化向着文明的普遍性价值境界迈进，是以价值祈向的方式实现从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对于这种使命担当，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要增强自觉意识。

　　立足新时代、新方位，为什么中华民族要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如何迈向？从已成为“世界的中国”的现实境遇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会止步于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当代民族文化是一种融汇古今中西的现实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要以对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诉求与表达在文明跃升中发挥引领作用，对其中文化理念所蕴含的普遍性、超越性价值充满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置身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文明跃升的新阶段，以社会性成长方式崛起的中国，自然需要也一定要有文明自信。这是基于世界文化立场对自身文化中所蕴含的文明普遍性价值的弘扬，必然使其超越地方性、民族性而在世界范围内担当一种具备普遍性价值的引领者角色，究其实质是对“共善”价值的彰显。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是一种合乎逻辑的价值诉求与价值祈向，它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保留自身特色和民族化表达中已具备超越性的普遍价值，而且对这种价值与文明表达方式充满自信，对文明价值引领者角色充满自信！这种“共善”价值是对马克思所构想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汲取，是对中华文明中的“大同”思想与“天下观”情怀进行当代转化融合的结果。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区别的概念。文化是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主要指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文明成果。同样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主要偏于价值提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主要体现为表现形态和样式的多样化。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化是基因式的，有其自在自为性，因而其存在方式和形态多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文明是对其中超越民族的、地方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具有对外传播性特点与教化冲动，有着类意义上的尺度和价值取向的可比较性。因为文明是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别发展起来的，因而文明的表现形式和形态必然有其差异化特征、风格和样式。通常，文明内在的普遍性价值是抽象的，它需要通过多样化文化形式显现；文化外在的多样化形式是具象化的，但在其多样化的存在形态中蕴含着文明的普遍性价值。在本文语境中，所谓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即社会主导文化发展的先进性充满自信，也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通常是对国内民众而言，旨在通过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凝聚人心；文明自信是在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更广范围内对扎根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超越民族性、地方性的普遍性价值及其一般性表达充满自信，即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善”价值的诉求，无疑有着形而上的面向世界的广泛辐射性。

　　一定意义上，全球化运动不仅是技术和资本扩张的过程、西方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也是英美在全球建构霸权的过程；同时，这一运动也把民族国家纳入了统一的世界史版图，又促进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民族文化的不断成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827年初，歌德在比较法国诗人贝朗瑞的诗与中国传奇小说的取材时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从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世界文化版图变动不居，文化竞争日趋激烈。21世纪，人类文明正蕴蓄着理念上的新突破，可能地球文明都不再是很大一回事了，文明跃升需要更先进的文明理念的引领，需要各民族文化贡献“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19世纪欧洲工业化开启之后，世界史进程进入“大分流”时代，东西方的差距急剧扩大，东方与西方不再是政治经济层面对等的文明概念，“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世界史是以西方为中心视角书写的历史，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是边缘化的他者，被称为“远东”，是西方世界的边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下，世界史开启了人类纪元的中国时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十几亿人从整体上带入现代化，并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版图，中国自身的变化再次改写了世界秩序。这种改变推动了“大分流”以来人类文明的“重心转移”：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迁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始为书写人类文明史提供多元化视角，世界秩序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世界史的改写与世界秩序的变化召唤着新的研究视角、理念和范式，呼唤整体的非局部的、系统的非特定的文明观，旨在消解“冷战思维”和超越“人类文明中心论”，强化“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观念，促进中华民族在弘扬文明共识和文明相互通约中追求文明价值的普遍性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遵循历史与现实逻辑的统一，即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有着“天下观”文化基因的中国绝不会成为另一个对内文明、对外霸道的“西方”，而是在赓续文化传统、融合现代性的“共善”价值又超越民族文化基础上主张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不会割裂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的内在关联。今日之中国固然是从历史的中国走来，但处于新时代、新方位的中国是面向未来的，绝不是要回到所谓辉煌的过去。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辩证审视，是从自身内部打破传统模式所特有的超稳定结构进而实现文化转型和价值创新的结果。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中国现代化文化实践是在古今中西融汇的坐标轴中，在多重文化视域的融合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和碰撞中发展起来的，不仅不背离人类文明主流，还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彰显了中国现代化文化实践的开放视域。作为文明理念的创新思想资源之一，中华文明素有“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这既是中华文化内蕴的价值观，更是今日人类文明跃升所需要的价值资源；同时，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下世界秩序的激烈变动中愈发闪现出真理的光芒，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生活的共同旨趣将有效统合差异化的多元文化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跃升指明方向。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生发于中华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念、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充分践行于文明互鉴，既彰显民族特色又能深刻观照人类命运的一种现代性文明理念。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和而不同”以及实践上的整体会通，善于以包容的胸怀看待历史和世界问题，在破除古今、中外文化壁垒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实践的包容性特征。在中华文明秩序中，中国是一个价值概念，其在建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地方的差异性文化经验。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最可注意的是其兼容并蓄的胸怀，为此中国人遭逢外来异质文化时，常常能够吸收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同时，若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常有内发的修正，使中国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洞察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华文明特点，可以明显感觉其与新一轮全球化气质的高度吻合，并在全球化运动中不断激发其文化创新，也生成了中华民族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的时代机缘。

　　三、文化主权意识是促进“迈向”的思想根基

　　在契合现代文明指向上，只有充分发掘“天下观”思想资源、积极阐释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才能在精神价值上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基础，并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文明跃升的可能方向提供启示。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在当代中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虽然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但对一个大国而言，必须有参与全球化文化竞争、世界文化秩序建构的能力，其文化一定不会局限于民族的、地方的，而要成为世界舞台上有着普遍性价值表达的文化形态即一种世界体系中的高势能文化。通常，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不仅是其政治成熟和进入现代文明的体现，还往往是其增强文化自信的表征，也是能够从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的思想根基，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诉诸文明跃升或迈向文明自信的逻辑指向。何谓文化主权？文化自信与文化主权有何内在关联？文化主权对于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史版图上实现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复兴，其目光是向着人类文明跃升的方向，担负着自觉探索人类文明跃升方向的使命。因此，在现代文明视野中崛起的中国离不开国家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与国家利益的拓展，以及有效参与全球文化竞争和引领人类文明跃升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文化主权意识觉醒并形成明确的文化主权战略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先决条件，这是从人类文明视野和世界秩序重构中对中国崛起的定位，也是从文化视角对中国崛起和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一种新期待。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国家文化繁荣兴盛迈入发达阶段、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表征，不仅能够鲜明地提出文化主张，还能在参与世界史的建构中从容地表述自己。

　　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契合了人类文明的跃升态势，还叠加了人类社会进入文化时代的双重语境。随着文化时代的来临，世界权力结构体发生了变化，理想和信念不仅是制定国家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国家软力量，还逐渐从辅助性的国家力量变为一种主导性国家力量。作为国家力量展示的目标指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远景目标规划中回应了中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以及如何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文化强国的建成，不能缺失国家文化主权战略的支撑。“所谓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动用相关资源维护和发展文化主权的一种总体考量或全面谋划，它集中反映了国家在文化政治上的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以及为达到此目标而进行的相关战略部署。”究其实质，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是关乎国家发展指向的文化政治考量，是一个国家统治集团政治成熟的表现，旨在从文化视角对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进行顶层设计。从民族复兴的视野来看，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既是180年来在历史变迁中以文化主权战略来回应晚清以来遭遇的文化危机，在厚植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中推动民族文化不断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在世界秩序变化中增强大国文化政治意识，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力，维护观念性国家利益，在全球化舞台上重构国家形象的战略举措。大国的崛起必然激发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旨在界定国家核心利益时可以从整体上回应世界秩序的变动，以应对外来文化的侵蚀、本土主导文化发展的焦虑，从而有效参与全球化舞台上的文化竞争，以文化主权来维护国家利益，为在人类文明跃升之文化基础的博弈中赢得优势。所谓大国，一定是世界舞台上的人类文明典范和拥有国际话语权、其主流价值观能够辐射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即能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明价值诉求影响全世界，并在全球产生强烈文化认同的国家。作为文化主权运用的典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一种国家文化主权战略、一种探讨大国竞争的文化研究新范式，旨在揭示文化在世界政治结构变动中的支配性作用。在亨廷顿看来，文化认同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在深层次上是根本性的国家政治危机，是立足于国内文化格局而着眼于全球文化秩序，促使对国家力量的认知从有形的权力体和经济体向无形的文化力转变，文化是界定国家利益和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建构的重要力量。同样，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国家文化主权战略的出场，旨在从文化视角对国家崛起和国家利益作出界定，在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中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作为“世界的中国”，中国要在有效参与全球治理中更多地弘扬文明共识理念，积极传播中华文明特别是新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普遍性价值，倡导世界共同价值和命运与共的整体性文化观，这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文化战略要求，是中国作为大国复兴的文化主权意识使然，也是对世界文化秩序重构的一种战略应对。文化战略的提出不是脱离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抽象议论，而是对“世界的中国”引发的世界秩序变动的一种战略回应，它体现了中国-世界关系重构中的中国文化担当，是在文明高度上对中国崛起的文化阐释与战略定位，是推动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战略举措之一。

　　究其实质，文化主权是一个现代文明视野下的现代性概念、一个政治文化概念。文化主权的合法性并非单纯来源于国家政权，而是更多地来源于文化多样性存在的自然原理，从而显现为国家主权意识的自觉。即便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是文化理念的生产者和承载者，这使得文化主权必然为国家主权所规定，一国的宪法正是文化主权的国内法渊源。这也是法国等国家提出“文化例外”论的主权理由，但仅从法律角度定义文化主权概念还是不充分的。有学者指出，“文化主权从根本上是一种文化政治理论的复兴，其政治理论范式则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理解，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重申：坚信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大自然的重要性一样。可见，文化主权是一种新的主权理论，是文化时代文化地位凸显的必然，它强调从主权视角洞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问题，要求民族文化承担时代使命，借以凸显民族文化的政治意识，并着眼于世界文化秩序的建构。因此，文化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从主权角度来考察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自觉意识之构成”。可见，文化主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生产力发达阶段的文化自觉的产物，并蕴含着某种文明价值跃升的逻辑指向。它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国家文化主权意识的自觉，既关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影响人类文明秩序，从而成为一个民族增强文化自信的表征。首先，它要有追问一个国家政治性处境的能力，旨在为国家崛起寻求适宜的文化定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性处境是：“中国文化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遭遇了深层危机，也就是说，国家类型的转型，其背后必然是文化类型的转型，也即传统中国文化向现代中国文化类型的转型，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文化转型，就难以承担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正当性论证，中国文化就可能成为‘游魂’。”因此，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回到所谓某个历史时空的文化辉煌，而是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创造和新质文明的生成，其姿态是在返回中对未来文明的前倾。可见，就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新方位而言，文化处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本性地位，国家文化主权战略和文化性质关乎中国的崛起，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和世界史的中国时刻。文化是国家兴盛之魂，国家强盛是文化繁荣之体，体魂相符是国家稳定可持续发展之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实现形态。

　　其次，国家文化主权战略必然要求发展出一种有效参与世界文化秩序建构的能力，推动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化舞台上的高势能文化。国家文化主权战略说到底是基于一个崛起大国的文化表述，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也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自觉扬弃，是对人类文明跃升的主动参与，是促使中华民族由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的思想驱动力。文化主权的思想根基在于文化自觉意识，必然有着文化何为的价值指向，这是迈向文明自信的现实基础。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文化主权诉求，就难以对人类文明产生真正影响，因此这是中国崛起不可绕过的一个课题。这种诉求既是对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警觉，也是对基于中国崛起引发全球文化秩序变动的回应。所谓大国不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或军事力量强大，更是指它在全球人类文明秩序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文明样式。当下，向国际社会有效解释中国的文明型崛起，需要文化主权战略的自觉担当，这是党的十九大后大规模派出海外宣讲团的主要原因，旨在向世界阐明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文明价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从而更广泛地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文明型崛起的认同。历史上那些缺乏文化自觉的昙花一现的所谓强国，往往因缺失文化认同（核心价值观）而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自然谈不上文化主权问题。就此而言，国家文化主权战略的提出，恰恰是一个大国能够长期发挥世界影响力的基础。

　　可见，文化主权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还是一种人类文明尺度，它意味着该国有能力参与人类文明史进程与文明发展方向的探讨，是一个国家统治集团政治成熟的体现。有学者指出，立足中国发展的新方位，“我们要让中华民族成熟为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民族！” 它意味着中华民族要在人类文明跃升中担当使命，中国的文明型崛起要为世界进步作更多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具备文化政治意识，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核心要义。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展示了“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要能为全球有效治理、化解“新冷战”思维、遏制某些西方政客的“脱钩”论以及“修昔底德陷阱”话语提出化解之策，以文明之间相互通约和弘扬文明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文化基础。

　　在全球文化思潮激荡之下，立足于文化自觉，国家政治意识的养成需要文化主权的锻造。在全球文化领导权转移中，如果我们不能从主权视角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能以文化主权来构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恐怕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就会落空。有学者指出：“在实践中，‘文化不成熟’往往会导致‘政治不成熟’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整体落后’。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文化不成熟’或‘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文化和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 因此，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增强中华文化诉求普遍性的文明价值意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现代性视域中对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轴心同构”原则有清醒的认知，对经济、政治、文化领导权的不匹配有所洞察，更要努力追求其相互协调运转，以期达到社会善治的稳定和谐状态。

　　进入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在世界史上的文明型崛起绝不会仅仅限于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是要在中华文化传统全面复兴中重构中国-世界关系，在新型大国关系互动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为探索人类文明跃升的方向提供有益的价值观启示。在激烈的全球化和全球化逆流的博弈中，我们要把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一种战略资源，在现代性意义上阐发其“天下观”的文明价值，坚定走自己的路，不断增强在契合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中运用这种战略资源的文化能力。“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如何积累和积极调动国家战略的“软实力”资源，以提高中国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关键，它关乎中国崛起的质量和高度。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思想理念上的贡献，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其崛起的意义就会打折扣。

　　就现实性而言，文化主权战略不仅关乎世界文明秩序，更关乎人类文明未来，还有着对一个民族如何影响世界秩序的深远思考。“近代以来欧洲的文化扩张就是通过民族国家的扩张，通过主权使特殊性的欧洲文化成为全球普遍性文化，这就是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真相。”在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披着普遍性外衣的西方现代性出现了回归特殊性的迹象（如强调美国优先），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和文明领导权的竞争更加激烈。全球人口流动导致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成为主权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文化主权将在一定范围内取代国家政治主权成为全球移民新的政治认同，由此导致国际权力结构体出现变化。为什么16世纪之后，曾是边缘性力量的欧洲能够主导世界文明的发展，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晚清中国（传统国家）和民族国家（现代国家）的相遇区别于历史上中西相遇的最根本之处，乃是文明意义上的传统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相遇，是不同文明层次上的交锋，其中的错位之一是文化主权意识的淡漠甚至缺失。清朝时期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并不输给西方列强，一直到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8%，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遇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一新型的国家力量，胜负立判。虽然英国在经济总量上不如中国，但它的国家动员和组织能力，特别是明确的文化主权意识远强于清王朝。可见，不是其他，而是国家性质和国家能力之升降导致了中西不同文明形态相遇的迥然境遇。如同“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欧洲”同样是一个在文化扩张中建构起来的概念。从文明的未来指向看，我们既要反对西方文明优越论，也要警惕华夏文明优越论，而要以一种超越“人类中心论”的文明观引领人类文明的跃升。在文明的间性关系上，没有批判意识的平等是盲目的平等，没有平等的文化交流是缺乏文化自觉的文化侵蚀，没有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是空洞的苍白的自信。“历史已经证明，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明优越论等极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带来更大的冲突和矛盾，也为弱势文化和输入地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文化损失，中国本身也曾深受其害。”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空间建构中，在基于现代意义上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主张文化平等、种族平等、民族平等、信仰平等的“美美与共”，是中国能够赢得普遍尊重和认可的前提。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有可能使古老的亚欧大陆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并在世界进步和人类文明跃升中发挥主导力量。

　　文化主权不仅是一个现代概念，还是一种在更高文明程度上洞察世界发展大势的文化思维，是有效统筹国家发展和建构中国-世界关系战略能力的显现。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不断拓展战略远见，保持战略定力，强调战略运筹，为人类文明跃升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世界秩序重构中肩负中国的责任和道义，在大分流、大变局中把握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在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跃升中，不同文明之间应互学互鉴，但在实践中只会有某种或几种文化是人类文明秩序的基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要有成为其中主导形态之一的实力，有成为人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之一的能力。中国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有了参与世界秩序建构的某种制序权，但在文化领域尚未发展出在全球治理中引导世界文化秩序重构的能力，甚至在维护中国海外文化利益上还心有余力不足。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虽然中国已形成让世界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力量形态和制序能力，但主导世界文化秩序的思想力量和制序能力还不足。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主权文化战略必然走到历史前台，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遭遇如此大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全球、既是平行秩序又是竞争性秩序的杂糅语境下重塑中国文化治理结构与治理模式，有效应对人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博弈，在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中形成中国的某种制序权，推动中华民族合乎逻辑地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担当的使命。新时代、新方位，思想创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没有思想观念的创新和文明视野的拓展,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就失去了基础，这必然要求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要增强从为世界供给“电视机”的产业链低端，迈向传播感染性思想学说的价值链高端，成为世界文化创意、思想创造、话语创新策源地的意识。没有文化创新,支撑中国文明型崛起的文化主权战略就会坍塌。因此，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心要落在人的思想和文化内容的现代化上，才能为人类文明跃升贡献所需要的思想与智慧。坚定文化自信不沦为空洞的政策口号,必然要有文化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支撑。事实上，一个只生产电视机而不创造思想的民族难以深刻影响世界。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所谓经济上的强只是一时、难以持久，最终会淹没于人类文明的滚滚车轮下。以坚定文化自信支撑国家崛起必然激活国家文化主权意识，当文化战略关乎国家崛起与世界文化秩序格局重构时，文化战略便被赋予了国家性和政治性，便在思想意识上顺理成章地由文化自信跃升到文明自信。

　　文化主权的合法性依据之一是人类和平与自由、平等，其基础是文化多样性、差异性的现实，这种“和而不同”应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性尺度，促使我们学会相互尊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不是引发相互冲突甚至霸权式碾压。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国家和文化的差异性是“大自然”的一种善意安排。人类不需要放弃和泯灭各自的文化特色与民族个性，而要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的个性和理性，唯此才有希望在对话和宽容中实现永久和平。在当前世界大变动大调整下，需要以全新思维洞察时代的文化问题，认识到文化权力体之间的竞争应凸显“文化间性”，即强调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共荣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日本学者入江昭在《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国际关系是在一个从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界定的世界里展开，同时也是在由共享的观念、梦想和问题构成的世界中进行的道理。事实上，不仅存在一个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也存在一个全球文化秩序。当代世界正在出现一种“全球文化意识”，这种全球文化意识作为民族文化的成熟形态，应成为建构世界文化秩序的基础。文化交流有助于在不同国家之间培育共同的价值观，在价值共享和文明相互通约中重构世界文化秩序。所谓世界文化秩序其实是一种不均衡的文化间性关系，参与其中的每个文化体都既是普遍性表述，也是特殊性表述，任何一个文化体在竞争中的胜出都有一个从特殊性表述成长为普遍性表述的过程，从而成为世界主导文化形态之一。一定意义上，文化主权意识助力国家发展出从特殊性表述转向普遍性表述的能力，从而在世界文化秩序的建构中发挥引领作用。世界文化秩序的建构固然是文化体之间竞争的结果，但这种竞争不应是冷战思维的零和博弈，而应是每个文化体都在世界文化秩序建构中找到合适的定位。当下，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必然伴随文化主权战略的出场，在增强文化自信中以国内文化繁荣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在世界文化秩序重构中推动中华文化成为全球化舞台上的高势能文化，促使中华民族合乎逻辑地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

　　四、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迈向文明自信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充分阐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史意义。“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的这一理论和实践创新不仅把中国发展带入了新境界，还有着深远的世界史意义，并为人类文明跃升提供了方向性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集中表达，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共同价值的诉求与弘扬。作为在整体文化观指引下对生活方式的一种引领，它已经内在于中华民族日常生活的肌理，不仅对置身其中的共同体成员有着精神约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品质，还以其价值引领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运行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运行，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总体上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性。在世界秩序变化中，这种整体性的文化观正凝结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共同的精神规范，成为人类文明价值尺度的普遍性表达。究其生成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推崇的整体文化价值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所凝聚的文明共识的融合，它不只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种把中国命运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性价值观，必将对关乎全世界持久和平的全球治理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以作为引领新时代现代化的“灯塔”，进而发挥对多元文化价值统合的价值规范作用。在整体文化观引领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实践中实现文化价值的积极探索：通过批判旧的文化构造，建构新的文化精神，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指引方向和前瞻未来的规范图景，使之成为社会善治的内在自我意识，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从而形成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化价值观。一方面，这种文化价值观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具有确证、创造、否定和超越的指向意味；另一方面，它还在广泛实践中发挥着凝聚人心、规范生活、赋予意义的引导和教化作用。事实上，中国自身超大型、多民族、发展不充分不协调、多层跨越的社会结构和多重复合的文化样态，以及独特的社会制度、深厚的文化传统、普适性的文化理念，必然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一定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确立和弘扬的文化价值，必将在世界秩序变动中为中国崛起赢得广泛认同，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点。说到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综合表达的统一体，作为精神探索和智慧结晶的文化价值观，以其所凝聚的共同价值、共同精神，必将最终指向超越性和普遍性价值诉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对人类文明跃升的一种呼应，充分展现了一种新的包含着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全面发展、公平合作、自由平等、开放共享、和谐共存等价值理念的文明观。这种新的文明观将在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开放交流互动中实现视野融合，在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实践中形成契合人类文明跃升的普遍性文化逻辑，从而为人类文明走出当今时代的生存困境迈入发展的新境界提供价值理念资源和可行性思路。一定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主权战略就是对这种价值资源的运用，它强化了中华民族从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的意识，也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实现中华民族由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的可能路径和建设方案。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是中国崛起的必然，中国的文明型崛起自然需要也一定要有文明自信，这种历史的贯通和逻辑的自洽都在要求着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要有自觉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还以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这一伟大壮举和实践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境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贯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世界舞台高高飘扬，在吹响建成文化强国的集结号中，中华文化不仅有能力在世界史中表述自己，而且以其对文明的普遍性价值诉求为人类文明跃升提供方向性启示。这种胸怀世界的情怀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必然成为当今时代增强中华民族文明自信的底气所在。

　　中华文明自信有其绵延的历史渊源，这种文明自信几乎贯穿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只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在遭遇西方文明的霸凌中开始变得不自信，在强烈的文化反思中仁人志士开始以现代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救亡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拉开了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帷幕。就历史主体性而言，“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激烈地反传统，但在中国迈入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文化传统依然生生不息地潜在运行，显现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韧性和活力，由此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点。放眼世界，这种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对文化基因的传承与文化传统的赓续是其他国家少有的。中国历史上有过王朝危机、政治危机，除却短暂的近代时期，中华民族始终对中华文化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也不曾发生过文明的断裂。反观历史，中华文明始终是内敛反求诸己，不是诉求侵略扩张，但在人文价值教化上则是开放的文明远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正如有学者指出，即使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开辟了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对中国来说只是边境贸易，中国人很少主动出去。中国周边羁縻府州的体制，都是保证周边的非华夏民族，不要影响内地的人民的安宁，所以，中国不搞远征侵略掠夺，中国致力于保证周边的政治军事安全，‘丝绸之路’，也无非是你在我的边界上做生意，在政治上有互信，我们才可以做生意”。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和价值取向滋养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尽管在近代有所失落，但文明自信的基因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中始终潜伏着，并随着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而迎来复兴的历史机缘，中华民族在吹响建成文化强国的集结号中再次迈向文明自信，“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既古老又现代、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能够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中国自豪地屹立在世界舞台上，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的时代舞者。

　　当下，洞察人类文明秩序的变动可以看到，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不仅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盲目自大，还以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共识理念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既有的“人类中心论”的狭隘性，在强化文明间性意识和文明相互通约中，以更加宽广的世界情怀推动以整体性文化观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的跃升。契合历史的机缘和文明秩序的变动，中华民族正在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为人类文明的跃升做积极的文化探索和文化价值奠基，其中的核心领导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历史方位需要强化“世界的中国”意识：一是要增强“世界史中的文明共识观念”，在人类文明秩序的变动中塑造中国-世界关系，使中国在社会性成长中成为世界普遍认可的现代文明国家、人类文明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文明型崛起在世界舞台上绝不是什么“另类”存在，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面向整个人类文明未来的，既有着特殊性的中国形态，又指向超越了“人类中心论”的普遍性文明形态。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解有两个时间视角，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史视角，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史视角，两个视角的叠加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及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跃升，这是对中国在世界秩序变动中崛起的一种文化定位。二是伴随中国文明型崛起对国家文化主权战略的强化，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使命感，使之有能力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的强大思想支撑。对于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有学者指出：“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事实上，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实践，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探索了一条促使中华民族由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的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探索人类文明跃升的生动实践，还是一次文明理念的创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其秩序重构需要一种整体性观念和系统性思维，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共识理念的引领。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启示我们，地球文明是一个整体，必须改变既有的局部优先的人类文明观，以整体性思维化解地球文明所遭遇的风险危机，一种整体性的地球文明呼之欲出。这种新的人类文明的跃升需要以新的文化观为基础，这种文化观推崇整体性（对应的是后现代的去分化）的发展，强调平衡、和谐与平等关系。就人类文明诉求的目标而言，经济本身不是目标，文化才是。唯有文化关注着人类的最高理想，引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创造、意义、满足感和整体感。有学者指出：“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同时也包括为了实现这样的终极目标和理想所必需的价值观、价值系统和世界观。”正在来临的文化时代，文化的力量凸显，文化力量所拥有的潜力能够揭开创造力和想象力之谜，能够更好地满足实现人类复兴进步的需要。也就是说，文化时代因其拥有的潜在力量能够以和平而不是暴力的方式——通过一次复兴而不是革命——给人类生存状况和世界体系带来合理性改变。有学者指出：“正是通过文化才使得世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纽带、关系和桥梁。”在实践中，文化价值传播与文化教育有助于人们理解民族的、地方的文化和文明，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世界上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优点与不足，同时以包容性的思维充分理解那些不同于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实践行为和政策。

　　在社会善治的有效治理中，彼得·德鲁克指出：“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正如华尔街的口号——“资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创意的时代来临了”。随着文化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不再是经济决定一切，文化逐渐走上国际竞争的舞台，只有在文化方面有所成就和创造，充分焕发文化的力量，才能更有底气和实力参与国际战略竞争。一定意义上说，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地方的，只是某种文化因价值普适性和影响力的扩大获得普遍性认同而成为高势能文化，甚至成为世界主导文化形态之一。尽管有着世界文化之称，但其内核依然是民族的、地方的。正如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成熟形态一样，世界文化也是复数的概念，是对多元世界文化主导形态的一种统称。文化自信一定是对某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在当代中国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就价值观的确立和引领而言，“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的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估价和自我确定，确信该种文化形态具有旺盛的生机，能够成功地应对和解决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和疑难困境”。从大历史视野看，迄今我们仍沐浴在轴心时代的文明光辉之下，信息文明时代正蕴蓄新一轮的文明突破，整体的非局部的、系统的非特定的、生态的非人类中心的新质的文明观正在兴起。向着远方的地平线展开构想，必然要对既有的文明形态的不完善进行批判反思，从而形成一种面向宇宙或者太空文明的原初视野。所谓文明自信不是对某种文化的唯我独尊，而是要在开放视野的文明互鉴中高扬文明共识、文明相互通约的现代观念，为重构世界秩序的新文明理念的形成清除思想障碍。中国崛起的过程，一定是中国主流价值观在全球广泛传播获得普遍认可的过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示范效应的过程。因此，新时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一定要有世界眼光，要从狭隘的、民族的、地方的文化表达上升为对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诉求，以促进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社会性成长。

　　今天，人类文明的跃升将重绘一幅新的世界史图景，地球上的各种文明正在为人类文明的跃升蕴蓄力量。作为“世界的中国”，我们并不希望被视为要重回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辉煌。事实上，中国的崛起不是追求传统意义上天下体系中等级制的文明秩序，更不是一种朝贡体系下的臣服、屈从，而是在现代意义上追求一种平等、自主、自由协商交往准则上文明新理念、新形态的创造。因而，中国的崛起与其说是一种文明的复兴，不如说是一种新文明理念的生动实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扎根中华文明，汲取西方现代文明，立足中西文明互鉴，始终向着人类文明跃升的方向，引导中华民族合乎逻辑地由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ZD0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