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子琪（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汉学（Sinology）意指域外学者对中国所开展的研究。海外对中国文明的关注源远流长，早期呈现为以东南亚等邻国为主的“吸纳融”样态，后来随着西方诸国的进入逐渐调整为“借鉴研究”模式，而学界普遍以1814年雷慕沙出任法兰西学院第一任汉学教授为汉学研究进入近代学术体系的标志点。中国也早在晚清时期便开始关注汉学，学者王韬就有“西儒理雅各”“西士艾约瑟”“汉学家儒莲”等说法。按照张西平教授所言，中国学界真正对汉学展开学术性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汉学“研究的再研究”的国内汉学领域，现今彰显出成果数量多、涉及范围广、研究层次深等特质。而汉学史作为国内汉学研究的关键一环，更是在前辈学人的不断耕耘下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态势，但依旧存在文献来源单一、书写类型固化、时代意识匮乏等问题。

　　口述汉学史弥补汉学研究不足

　　以国内汉学研究为坐标，目前对汉学史的梳理总体上倾向于两种路径，一是聚焦于中外文化交通史；二是专注学术史考析，在这两大脉络背后又涵盖着汉籍外传史、国别汉学史、个人汉学史等细脉。但无论汉学史从何种角度展开，都是基于纸本文献的研究，极少运用其他类别资料，例如图像、影像、笔记、访谈录等等。这在无形中使汉学史甚至整个汉学研究都陷入了缺乏个人化、亲在性因素介入的学术局面。同时，当下汉学史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发展失衡问题，对早期汉学家的观照多于当代，对美欧国家的重视远超其他区域国家，这就陷入了研究越深入、视野越狭隘的学术怪圈。长期缺乏全方位、多角度、跨媒介的汉学史整理，造成了汉学研究的盲视。随着媒介时代的演变与国际学术潮流的推进，国内汉学界从文本资料和研究方法上都亟须进一步革新，以激发学术的前沿性、多样性及国际影响力。

　　口述史的出现，可以弥补长期以来的研究不足。口述史指的是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口述史被普遍运用于政治、历史、军事、艺术等学科领域。随着学科交融与研究方法融合，口述史也开始进入汉学研究视野。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利用口述史方法切入汉学史研究的佳作，如石之瑜开展的“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季进的《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以及部分对汉学家个体口述史的研究著作。这些口述汉学史成果为学界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极大丰富了汉学知识系统。但总体来看，国内学界的口述汉学史研究依旧面临资料数字化情况差、涉及范围小、地区占比不平衡等问题。

　　近年来，由徐宝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给汉学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它从两方面填补了当前口述汉学史的空缺：一是通过对海外汉学家的口述访谈，掌握中文和中华文化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俄语地区等不同语言文化区域的研究、传播和接受轨迹，建构起完备的、全球性的中文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话语系统；二是搭建“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图文影像数据库”，系统整理在口述访谈过程中形成的录音、录像、文稿，以及采集到的珍贵档案、书信、照片、手稿等汉学家个人资料，进而爬梳国际汉学发展的最新路径谱系。

　　口述汉学史的理论思辨

　　对于汉学研究而言，口述史的进入绝非简单的史料收集整理，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这意味着口述汉学史理应建立在一套系统的理论路径之上。口述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研究方式，与传统史学有着显著差异。就资料来源而言，口述史通过访谈途径获取信息，极大地拓宽了汉学研究的素材来源，以往被置于汉学学术边缘的非文本文献在口述史的诠释下迸发出独特的史料价值。从研究对象讲，相较于令人瞩目的“大人物”，口述史更关注“小事件”。这意味着口述汉学史的论述范畴要超过传统汉学，曾经不被主流学界关注的“小国汉学”“拟汉学家”将会进入口述汉学史的视野范围，以形成更系统完备的汉学史研究档案。从学术思路方面来看，口述史通过录音、录像等新媒体储存方式，使访谈当中的很多细节得到捕捉，弥补了以往史学研究的在场性缺失。无论是汉学家还是研究者，都可以在“互动”过程中激发思维灵感，阅读感官以及解读方式的改变势必会给汉学史的撰写带来新思路，甚至形成全新的研究类别。

　　口述汉学史归根到底是对汉学的研究，需要牢牢定位在汉学学科领域。首先，即便口述史扩展了汉学的讨论范围，但并不代表口述汉学史对于采访者与受访汉学家的选择毫无准则。就采访者来说，具备专业的汉学史知识背景是开展访谈工作的基础。面对庞大的汉学家群体，从“中心”到“边缘”将会是较好的选择，即先从汉学家的学术代际关系或从某一领域学者群入手，再寻觅必要的旁系人物。其次，问题设置是口述汉学史访谈的关键。前期采访者要根据受访学者的特性筹备个性化问题，在访谈过程中要有学术敏感度，随机应变以发掘更多的汉学史料，理想的口述汉学史访谈既要让汉学家做到“讲得出口”又要“言而有物、有理、有情、有序、有趣”。最后，口述汉学史应具备严谨的汉学学理性。从进入口述史环节的那一刻起，每个步骤都应该是学术性的体现。高度的学术把控力不仅要运用在选取汉学家与设计问题上，还体现在对访谈资料的细节整合方面。面对芜杂的口述记录，研究者需要进行二次挖掘和深度利用，以凝结成系统的、有历史内蕴的、富有纵深感的口述汉学史成果。总之，口述史与汉学史裹挟着各自的研究理路，碰撞出独属于口述汉学史的方法论特质。

　　超越汉学：文化传播的“他山之石”

　　口述汉学史作为一类资料来源和研究方式，为汉学界带来了新的阐释可能性。除此之外，口述汉学史在发展中所迸发出的多元化信息材料，势必会推进国内外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国别研究、中外文学研究等领域与汉学学科的交叉发展。更重要的是，口述汉学史因其中外交流属性以及实时操作模式，为当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另一种策略。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日渐增强，但海外舆情和意识形态差异却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既有模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因此，亟须探索出一种全新的文化海外传播话语形态，这种新的话语形态应该具有公共性、反思性、对话性、具体性、开放性、融合性等特征。

　　口述汉学史以灵活的叙述形式契合了当代中国文化传播诉求。汉学家们自古暨今都具有极为丰富的中华文化传播思想与传播实践，口述汉学史可以通过汉学家亲历和在场的访谈，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轨迹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在动态响应中求证当下真实可信的中华文化传递情态。口述汉学史研究在多国汉学家的多层次交往中，建构出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非古非今、亦古亦今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话语体系，为国家决策和传播对策提供重要学术参考。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内追踪和研究中华文化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势在必行。口述汉学史可以在中外交流对话和史料建构的过程中起到柔性展现中国形象的作用，深化中国故事讲述方式，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一种更切合实际的行径路线，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中阐发中华文化的新时代内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图文音像数据库建构”（20&ZD33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