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一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经典”一词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起源并不相同。中国文化中的“经”与“典”最初分别具有不同意义：“经”的古字为“坕”，表示织物上的纵线，意为“道路、路径”；而“典”在《说文解字》中被称为“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典”主要用来记载帝王言行，所以被称为“尊阁之”，正因为“典”呈“册大”的形态，经常被称为“大典”。而“经”与“典”的合并意义可以追溯到《史通·叙事》中的记载：“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圣贤之著作具有述道的功能和教范的意义，谓之“经典”。

　　而西方文化中的“经典”有两个词源均可表现：“Classic”和“Canon”。“Classic”最早具有“船队”的意思，后来延伸扩展为“顺序”之意；“Canon”有“律典、教条、道统”之意。倾慕于古典学的理论家更倾向用“Classic”，而20世纪及以后的现代文艺理论家更倾向用“Canon”。

　　如此看来，“Classic”更接近于中国文化中“经”的原始意义，而“Canon”更接近于中国文化中“典”的原始意义，但毫无疑问，“经典”在当今东西方文化中，都代表着公众认可的具有规范性、典范性、启发性、教益性的著作。在“经典”的东西方原始意义中，“经典”与“时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密切，但“经典”在当代被看作一种包含时间意义的概念。一般来说，“经典”受到时间的限制，但时间也同时成就“经典”， “经典”与“时间”有着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经典与当下的价值属性

　　虽然克罗齐表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对于当代是否能产生经典，人们没有停止过怀疑。历史上不断有美学家提出“艺术终结论”，这里的“艺术”指的是“人文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各种文艺门类。“艺术终结论”观点倾向于人文艺术的形式已经在历史中发展完备，未来无路可行，“好作品”难以出现，遑论经典。

　　黑格尔把整个艺术史看作一种自然进化，他将艺术分为三种类型：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象征型艺术是最古老的艺术，因为精神内容的不确定性，艺术的表现也比较模糊。后来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使得精神内容得到充实，理念和形象的完美结合产生了古典型艺术。但古典型艺术的弊端体现为人被规则所控制，人类的自我意识要完成解放，需要打破规则、走向自由，于是出现了浪漫型艺术。最终，黑格尔认为自由之后再无发展的方向，艺术迎来了终结的命运。

　　20世纪著名的西方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也给出了“艺术终结”的理由：艺术在历史中不断认识自我的本质，最终在20世纪完成了其终极的目标，艺术的历史也就此终结。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艺术都是“后历史”中的艺术，在旧的形式中不断地循环往复，没有新的形式出现。

　　若依照黑格尔和阿瑟·丹托的看法，艺术的形式已经在19世纪发展殆尽，我们这个时代不会产生经典。他们看待艺术的发展源于历史唯心主义。丹托忽视了艺术作品的不断涌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不是艺术形式自我发展的一种结果。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规律的支配。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过程。这意味着，只要生产方式不断改变，艺术的发展就不会终止。

　　经典可能出现在当下，是因为当下具有价值属性，即“现代性”。“现代性”是当下对未来的作用，是向未来敞开的一种观念，也是一种看待历史与现实关联的方式。当下是对过去的反思与传承、对现在的规定与行动、对未来的设想与预判，当下不仅要从矢量时间上连接过去和未来，更要从价值上体现继承传统、开辟未来的可能性。

　　经典打破封闭的过去

　　在历史上，经典的形成具有偶然性，并没有一种规律能够说明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在何时能够成为经典。有的文艺作品刚刚被创作出来就获得成功，作家在世时就收获了极大的声誉，比如托尔斯泰。他从1863年开始写《战争与和平》，1865年1月开始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发表，第6卷完成于1869年的秋天，随即《战争与和平》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写道：“因为《战争与和平》的成功而产生的精神上的茫然，使作家再次关注起他的哲学和教育。”音乐家莫扎特也是在世时就获得了极高赞誉。

　　但有些文学家、艺术家并没有如此好运，如明代画家徐渭。被齐白石称作“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的徐渭去世20年后，世人才认识到其作品的价值。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友人陶望龄家中发现一册徐渭诗文遗稿，其作品才逐渐成为经典，与徐渭命运相似的还有荷兰画家梵高。

　　经典的形成与受众或者读者关注到作品的时间息息相关。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认为，读者欣赏作品并不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能动地参与、积极地创造的过程。他说：“如果文学史家囿于客观性理想，只限于描述一个封闭的过去，对于他自己那个未完成的时代不置可否，把当代文学一味推卸给批评家，自己则抱守‘名著经典’，同文学的最近发展保持一两代的历史距离，以求无过无失，那么他介入当前的文学现象至多也不过是充当一个被动的读者。”姚斯不断强调作品与受众的互动，正是因为有了受众，经典的“施予者”和“被施予者”才得以完善。

　　经典在未来的重释

　　法国哲学家丹纳曾经给出了评判经典的两个原则：“一个是看特征是否更重要，就是说是否更稳定更基本；一个是看特征是否有益，就是说对于具备这特征的个人或集团，是否有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两个观点可以衡量特征的价值，也可以定出两个尺度衡量艺术品的价值。”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的标准这样判断：“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丹纳的标准是立足于当下、面向未来的；卡尔维诺的标准是源自于经验、面向未来的。相比较来说，两种标准都有其意义与价值，但卡尔维诺的标准更贴近“读者”的体验与感受。

　　卡尔维诺认为经典还给予人们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经典也必然会产生多种理解、多种解读，而经典作品的多种解读不仅可能来自多个人，也可能来自同一人的多次鉴赏。卡尔维诺写道：“艺术作品必须具有一定的经典性，才具有某种通过形式而实现的普遍可传达性。”对一部经典的鉴赏，会依据人的经验而改变，随着人经验的增长，会越来越与经典产生共鸣。

　　作品、创作者、读者之间需要通过经典进行关联。海德格尔曾说：“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部包含了另一方。无论就它们本身还是就两者的关系来说，艺术家与作品向来都是通过一个第三者而存在的；这个第三者乃是第一位的，它使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获得各自的名称。这个第三者就是艺术。”借助海德格尔的观念来说明经典的意义更为贴切：即经典的本源在于作品，创作者是作品的本源，而读者使经典变得有教育意义和功用价值。三者不可或缺，彼此互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