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成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

　　摘要：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需要梳理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新成果及其探索经验。孙伯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学术贡献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开创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层历史解读方法”，超越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以及西方学者人道主义解读范式，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自觉与创新；其二，在理论具体层面揭示了马克思哲学发展演进的完整逻辑，以学术性、学理性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过程及其理论实质，推进了更高水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三，其始终追求真理的情怀，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不盲从传统、不迷信权威、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注重在条分缕析的逻辑剖析中呈现马克思哲学文本思想力量的扎实风格，弥足珍贵。总结、继承孙先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学术贡献，对于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人道主义解读模式；孙伯鍨；深层历史解读方法；马克思哲学生成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超越西方两希传统的积极成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要完整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离不开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极其艰难的再诠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特殊的路径依赖，与此同时，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始终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耕犁，为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作出了独特学术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孙伯鍨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孙伯鍨先生自觉秉承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不盲从传统，不迷信权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等领域躬耕不辍，孜孜以求，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原创性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并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展现了中国学者的风采。孙伯鍨先生所奠定的独特学术范式和研究传统，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影响着一代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人。尤为突出的是，孙先生开创了“深层历史解读方法”这一全新研究范式，以此方法对马克思哲学不同时期经典文本进行了深度解读，在“理论具体”层面呈现出马克思哲学生成发展的完整演进逻辑，有力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与理论实质，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摆脱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乃至西方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需要梳理、总结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新成果及其探索经验，因此，梳理、考察孙先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学术贡献和优良传统，对于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层历史解读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基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及面临的现实挑战，自20世纪30年代末直到改革开放为止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路径依赖。突出表现在人们往往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当作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看成“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范本或唯一模式”而赋予其“准经典”的地位，甚至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固有的概念、范畴以及理论逻辑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思维深处，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自觉地形成了“原理+论证”或“论证+原理”循环解释这一传统范式。质言之，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择取某些内容来论证教科书原理。

　　历史地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试图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诠释彰显出历史理性，通过对一系列范畴及其内在逻辑的建构彰显出科技理性，通过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论证彰显出现代进步意识，通过对历史主体的确立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在当时中国社会特殊历史境遇中，它有力地促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破除封建迷信特别是等级观念的束缚，促使人们摆脱历史循环论以及依赖贤明君主实现自身解放等落后、保守意识，进而唤醒、激发了无产阶级以革命的形式改变旧世界进而实现自我解放的热情，为化解近代中国社会矛盾，促使近代中国社会完成现代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但另一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也存在着时代局限，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教科书哲学将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著作看作一个不变的整体”，在此基础上梳理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内容与实质，因此便无法系统揭示上述结论的论证过程，更无法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历程与逻辑，同时存在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叙述的片段与它们本身的逻辑和思想的前后关系割裂开来”的局限。而我们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内容与实质的论证，则是比概括出其结论更为重要的课题。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围绕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哲学探索，并非一个同质性的过程，而是经过了不断的自我超越历程，如果不去揭示这一生成历程，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和活的灵魂的把握。其二，教科书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又很容易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机械化、简单化或教条式的阐释，从而极易让人们形成预成论、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经验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预成论理解范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历史决定论理解范式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受某种因果性法则的支配，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历史目的论理解范式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由自身特殊目的所主宰的过程。历史经验论理解范式满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中某些概念或表述的字面涵义，共时性、同质性地面对马克思哲学不同时期文本。显然，这些范式在强调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不能完整准确地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因此亟需我们在反思中以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不断被介绍到国内，其研究范式特别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及其回答，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全文于1932年问世，西方学者提出以“两个马克思”观点为代表的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分期问题，以对该问题的探讨为研究热点，首先开启了以人道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的思潮。具体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纂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迈耶尔，以及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德曼等学者，指出“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思想和最终目的，由此以人道主义思路解读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的理论实质及其思想发展，提出了“两个马克思”论，认为存在着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以及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的马克思以及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老年马克思”，进而指出马克思“详细阐述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的后期著作“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弗洛姆、埃·蒂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大多不赞同“两个马克思”论，而是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思想的统一性，但又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于人道主义理论，并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理论解释和概括整个马克思的思想，认为只有基于人道主义理论才能阐明马克思晚期著作的全部意义和理论实质。此一时期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遭遇时，也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人道主义，与以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以此来界划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及其思想变化。

　　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又兴起“反人道主义”思潮，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坐标，指出“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马克思思想是人道主义，属于反科学的“意识形态”，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标志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成为马克思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理论彻底决裂后才达到的“科学的历史理论”。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尽管在理论上反对人道主义，但并没有否认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必要性。日本学者广松涉则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从异化论逻辑转向物象化逻辑。如上所述，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多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由此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归结为人道主义，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或者以人道主义作为一条主线把“两个马克思”统一起来。还有学者即使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上拒斥人道主义，但是也承认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必要性。

　　可见，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解范式与西方学界研究范式的理论局限，中国学界迫切需要思考如下重大问题：如何真正超越传统解读范式，以科学方法加强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进而完整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孙伯鍨先生在其系统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代表性著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的绪论部分，概括了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与解读范式，明确指出大多数西方学者把人道主义作为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主要内容，根本上在于他们“不能客观地、科学地对待他们所研究的课题，不能正确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如何从它的理论前提中逐渐脱胎和诞生出来的具体历史进程”。为此孙先生在批判继承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首先注重研究方法自觉与创新，并依此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论阐释创新的艰难探索。

　　孙伯鍨先生首先奠定了“深层历史解读方法”这一研究范式，其核心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自觉“深入地钻研文本，分析每一时期、每一阶段不同文本中的问题提法、解决思路、特殊语境以及每一个重要哲学术语的具体内涵，运用历史主义发生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推理，从中发现马克思思想的深层变化”。换言之，强调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经典著作中的每一个核心概念、每一处经典表述，其背后的具体涵义是什么？从中如何把握其主题、中心线索、理论旨归乃至整体逻辑，进而如何呈现马克思哲学探索的逻辑进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解读就不能仅仅基于概念、问题、观点的字面含义，而应该深入到对文本深层逻辑的探讨，基于宏大思想史视野，并着重在微观领域也即“理论具体”层面彰显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变化，从中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因为“如果仅仅停留在术语的字面含义上，而看不到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同一个术语（如社会、社会存在）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那我们将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的确，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如果不去了解它在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哲学文本中的具体含义，从中彰显出马克思思想的变化，是很难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的。比如，“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本来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概念，主要指客观精神发展过程中“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它形成于现代世界，在该阶段“特殊性与普遍性既分离又相互束缚和制约”，“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含有“需要的体系”“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警察和同业公会”三个环节。但是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哲学文本中多次出现，马克思哲学又不断赋予其新的含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此处的“市民社会”意指依靠经济关系联系起来的体现自然属性的个人，也即处于对抗性关系之中的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孤立的个人，实际上是指生产关系视野缺失下所看到的孤立的个人。《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此处的“市民社会”则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这一概念涵义的变化恰恰反映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变化。再比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终结”一词，其德语原文“Ausgang”蕴含着作为“尽头”“结束”“出口”以及与之相反的“开端”“出发”等多重含义，具有辩证意味，因此只有深入解读该经典著作的内在逻辑才能理解“终结”一词的具体语境。总之，只有按照历史主义发生学的方法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要义和精髓，彰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魅力。这恰恰是孙伯鍨先生“深层历史解读方法”及其哲学探索之所以取得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因。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理解史，可以看到孙伯鍨先生“深层历史解读方法”及其哲学探索，实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创新：

　　第一，不预设任何解读模式或现成结论作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而是直接面对马克思哲学文本，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做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特思考。

　　第二，倡导以历史主义发生学的方法对马克思哲学文本进行深度解读，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的完整逻辑进路，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孙伯鍨先生指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点的形成和发展，是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必要前提”，因为“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其晚年笔记表明，马克思哲学思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的过程，只有对不同时期马克思哲学文本进行解读，将宏大思想史视野与具体到对某一部文本的微观解读有机结合起来，从中呈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演进与生成历程，才能把握其本真精神。历史主义发生学方法同时强调在探索马克思哲学思想生成过程时要抓住解读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经典著作的一条主线，即呈现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在生产方式变革中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质，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进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强调着眼于与传统西方哲学相比较的视角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大多是批判性著作，其特点是在对西方两希传统的批判中确立哲学新视域，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表明马克思哲学探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 “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破立结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通过对人类客观历史进程的研究超越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和观念论哲学，在哲学变革中超越了以往囿于纯粹思辨领域的传统哲学，彻底改变了哲学思考的方式，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向。因此，孙伯鍨先生指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怎样从它的德国理论前提中逐渐脱胎出来的，就不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而不了解其来龙去脉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僵化的、不完整的、不全面的”。换言之，只有始终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对象的深入研究，进而在思想比较中才能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

　　第四，强调从经典著作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中呈现其内在逻辑。任何哲学思想及其发展均是现实社会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了解世界历史进程以及马克思哲学生成的时代背景，必然将制约我们对其理论实质的正确把握。只有注重深入解读每一部经典著作产生的现实背景，才能更为全面地彰显其内在逻辑和理论实质。

　　第五，强调保有学术前沿意识和现实关切，注重在与当代西方学界的理论对话中作出中国学者的独创性研究，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创新，孙伯鍨先生的哲学探索摆脱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以及西方学者人道主义思路等解读范式的束缚，在学术性、学理性层面系统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的复杂历程与内在逻辑转换，从中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摆脱了之前长期存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种教条式理解，为开创、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科学范式和独特传统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在“理论具体”层面彰显马克思哲学完整逻辑及其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质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正是由于孙伯鍨先生创造性地提出“深层历史解读方法”，对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了深度解读，厘清了蕴含在每一部文本中的复杂语境和多重逻辑，进而才在“理论具体”层面揭示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演进逻辑和完整过程，从中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活的灵魂，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独创性思考。兹撷取其中几个领域加以论述。

　　（一）深刻揭示黑格尔学派解体的原因，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思想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源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孙先生从现实和理论双重维度系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思想史背景，指出就现实而言，在19世纪初的德国基督教占统治地位，因而一切都渗透着宗教的性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其要表达自己的革命要求，就必须把哲学当做自身的思想武器，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就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就理论而言，黑格尔哲学本身的内在矛盾构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能借以利用的突破口。一方面，黑格尔辩证哲学清除了康德的二元论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克服了谢林同一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的逻辑矛盾，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精神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一跃成为德国的官方哲学。但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化解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矛盾的途径是“唯心主义地把人和外部世界都精神化”，认为“人与周围现实的对立不过是自我意识和它的对象化的产物之间的对立，只要被看作‘自我意识’的人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周围现实在本质上不是和他相对立，而是和他相同一，那末异化便会被扬弃，矛盾就能得到调解”。显示出其革命方法根本不具有现实性，其哲学中实则蕴含着革命方法和保守体系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孙先生指出具体到黑格尔宗教哲学，就表现在其“宗教中的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哲学里就表现为辩证的三段式——理念的辩证运动的象征。宗教中作为人身结合的基督，在哲学中则是结合着精神和自然界的具体概念”，因此其基本方面是彻底理性主义，同时又为宗教保留地位，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最终导致其哲学的解体 。由此，孙先生指出通过彰显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革命性进而指导未来社会发展，便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诉求，也构成马克思早期哲学出场的重要背景。上述研究为我们把握马克思哲学出场的背景提供了具体而又宏观的视野。

　　（二）完整阐明青年黑格尔运动的逻辑演进，为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提供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源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及随之而来的青年黑格尔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与变革则是其真正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结果，由于宗教批判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主流，而揭示从施特劳斯到鲍威尔再到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所经历的从泛神论批判到无神论批判再到唯物主义批判的前进运动，便构成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成熟的重要前提，孙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探讨了这一思想发展历程。

　　首先，孙先生认为施特劳斯拉开了宗教批判的序幕，首次将矛头直指基督宗教，通过“神话起源说”考证否定福音书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及其神圣意义，使宗教问题被纳入历史的范畴，而不再属于理性和逻辑的真理。因此，施特劳斯在反对基督教正统派的同时，又反对了把宗教理性化的保守黑格尔主义，由此通向了彻底的无神论。

　　其次，孙先生指出布·鲍威尔批评施特劳斯基于泛神论立场，把圣经故事和基督教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无意识的结果，实则把宗教的起源归结为“实体”，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上帝的存在，结果是在宗教的起源上排除了人们有意识活动的作用，实则在消灭宗教的斗争中否定人们自觉批判活动的意义。孙先生指出，在鲍威尔看来，圣经故事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表明自我意识从盲目的自然崇拜中解放出来，成为绝对的能动的主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鲍威尔仅仅“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改变为普遍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割断了自我意识和现实世界的联系，并没有真正超越黑格尔哲学。

　　再次，恢复唯物主义的哲学权威是青年黑格尔派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必然结果，也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成熟的重要资源。孙先生认为，费尔巴哈放弃黑格尔哲学的思维前提，指出黑格尔“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存在开始”，因为感性对象被黑格尔看作“确证着自我意识的思想的外化”，因此其哲学实际上是从“逻辑的开端”也即“思想的对方的思想”开始。在费尔巴哈看来“在哲学上最根本的东西应该是人和自然”，神的本质根本上体现为“清除和摆脱了个人局限性的人的本质”，理性的任务就是把宗教所确立的一切关系完全翻转过来，把神的属性还原为人的属性。孙先生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用黑格尔的方法反对其保守体系，而是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批判了黑格尔哲学，通过宗教批判使哲学重返现世和人事，无疑对于超越德国观念论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无法基于历史的辩证发展去解读自然界和人，陷入了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孙先生认为，赫斯把对异化根源的考察深入到经济领域，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发展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里公共命令与个人自由、现实生活与宗教不再对立。赫斯认为宗教奴役虽然是最根本的奴役，但金钱统治社会生活就像上帝统治天国一样，只有从符合人性即符合“类”的概念出发，通过道德说教的途径，呼吁信仰“爱和人道的宗教”，依赖人们的良心发现就可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尽管这一结论不被马克思所接受，但是其金钱异化的观点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产生过启发作用。

　　孙先生进一步指出，施蒂纳则以“唯一者”否定了费尔巴哈的“类”。“唯一者”就是独一无二的大写的“我”。我是唯一的实体，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的，应当抛弃限制个人自由的一切宗教、道德、法律、国家与社会，各种意识形态观念和设施。未来只能诉诸把国家消解为原子式的各自独立的利己主义者的自由联盟——“唯一者联盟”，才能实现人的自由。施蒂纳把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一切理论建树都统统否定了，这是青年黑格尔运动合乎逻辑的产物。

　　由上孙先生创造性地高度概括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逻辑演进：从限定在精神领域内的“自我意识”到一般的“人”再到“自我意识”与“人”加以综合的“唯一者”这一不伦不类的怪物。上述解读无疑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提供了完整的思想史背景。

　　（三）以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为中心线索，系统彰显出马克思早期哲学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围绕人类历史规律探索所经历的思想历程，根本上体现为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所开启的唯物主义，在革命性变革中真正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结合，进而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孙伯鍨先生运用“深层历史解读方法”对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解读，通过彰显每一部文本的复杂语境和多重逻辑，系统地揭示了上述过程。

　　孙先生指出，基于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德国社会背景，马克思开启其哲学批判的道路，从追随康德、费希特构建法的形而上学体系，到寻求“获得一种更加现实而具体的哲学世界观”，由此转向黑格尔哲学，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开启了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的过程。

　　马克思哲学探索早期，认同自我意识哲学反映了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时代精神，遂把自我意识哲学转化为意志力量进而改变现实作为自身基本理念。由此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活动最初就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体系的研究开始，这集中体现在其博士论文阶段。马克思借助对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以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为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能动性原则作合理论证。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自然哲学贯穿着本质和存在、形式和质料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示着观念和物质、个别自我意识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正是通过这种对立和斗争，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人）才不断地克服抽象的纯物质（外部世界）而使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从而获得最后的实现和肯定，由此确立起作为人的独立与自由的象征的个别自我意识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孙先生指出，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能动性原则的强调和彰显，为其确立唯物主义立场之后，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物质与运动、必然与自由等统一起来，进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可能。

　　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马克思经过《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而不断开启的。此一时期经过现实斗争，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国家学说与国家现实存在巨大鸿沟，从而开启了对黑格尔国家学说展开批判的政治批判阶段。孙先生指出，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论武器，马克思此时不得不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认为批判的任务是要从现存的非理性的现实中引出理性的东西作为“理想使命”和“最终目的”，尽管这里所说的理性已经不是抽象的绝对观念或自我意识，而是自觉的人类意识，但意味着此时马克思没有抛弃理性主义的出发点，面对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尽管确立了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但还是坚持唯心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马克思尽管赋予“理性”“意识”等精神性的东西以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在具体分析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时也在多处得出近似唯物主义的结论，因而大大超出了费尔巴哈。

　　《巴黎手稿》时期是马克思哲学探索的关键时期，马克思认识到经济研究对于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的内在矛盾，基于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非人性质，开辟了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道路。具体表现在《巴黎手稿》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批判宗教，而是批判了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批判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实关系；研究了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和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受到的非人待遇；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把私有财产的扬弃看作人类解放的根本条件，这些都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但此时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之所以应该遭到扬弃，并不是因为它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相矛盾，而是因为它和人的本质相矛盾，他把劳动规定为人的类本质，又根据人的类本质推演出本来意义上的、非异化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从而使劳动具有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性质 。意味着马克思此时还未能把辩证法真正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而正是经历此一时期，马克思认识到基于人本主义思路无法认识全部经济现象，而只有基于全面生产理论才能破解历史-自由之谜，由此才历经《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哲学探索，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孙伯鍨先生正是自觉以“深层历史解读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进行扎实的文本研究，紧紧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这一中心线索，注重呈现每一部文本的内在逻辑和思想史定位，进而才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生成的复杂历程与完整逻辑，从中凸显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界划出马克思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并科学地总结指出“在人类认识史上，真正的历史科学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才出现的。在这之前，人类对于历史的解释，或者是由神的观念出发，或者是由人的观念出发，归根到底都是从一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出发，因此从根本上说都是唯心主义的。”孙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哲学的变革的积极成果就体现为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唯物辩证法，它以“实践的革命的方法论”取代了传统西方哲学观念论体系，由此孙先生在思想比较中进一步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

　　孙伯鍨先生学术视野开阔，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但囿于篇幅，以上仅仅概括了孙先生围绕马克思早期哲学生成过程研究所取得的学术创新，而孙先生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领域的学术贡献，则未能论及，只能另写专文加以系统探讨。

　　三、孙伯鍨哲学探索的精神品格与当代启示

　　孙伯鍨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首先在于他始终保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毕生追求真理的情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构成孙先生矢志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的动力，而信仰是一种能力，在理论上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不断坚定着孙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呈现出孙伯鍨哲学探索的鲜明品格。

　　其次，孙先生始终致力于以科学方法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摆脱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西方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进而作出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孙伯鍨先生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不盲从传统、不迷信权威、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是其取得学术创新的又一重要源泉。

　　再次，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是学术研究取得创新的关键。正是由于孙先生对德国古典哲学、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入研究，他才能对马克思哲学生成与发展过程研究的每一具体领域，都能做到在条分缕析的逻辑剖析中呈现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和思想力量，由此又彰显出孙先生思维缜密、思想深邃这一哲学探索的显著特点。同时，孙先生文风朴实，文笔优美，又使其敏锐而又深邃的思想更能打动读者。

　　最后，广博的学术视野是学术创新的基本要求。孙伯鍨先生学术视野开阔，能自觉与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成果展开对话，进而使其能在思想碰撞与交流中彰显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贡献与研究特色。

　　总结孙伯鍨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精神品格，带给我们如下有益启示：其一，要学习孙先生矢志探赜真理、追寻正义的情怀，始终保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其二，要自觉沉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孜孜以求真理、怀有人文理想、学术激情以及甘坐冷板凳的坚韧意志。其三，创新是哲学研究的灵魂，要自觉与国内外学术前沿进行对话，自觉关注现实社会变迁，进一步激活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当代意义。

　　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着新的社会矛盾，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在此背景下，批判吸收西方学界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深入分析国内外社会变化，为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使命，为此需要我们自觉继承孙伯鍨先生的学术精神，作出无愧于时代要求的理论探索。（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研究”（20ZDA02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