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石松（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总量将转向负增长，老龄化将由缓速增长期转变为快速发展期，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各方面工作具有代表性、指向性，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补齐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的短板，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

　　首都发展对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领域扩散，影响作用增强，影响机制也更加复杂。与此同时，银发需求开始催生康复辅具制造、老年旅游、适老化改造等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服务概念开始向银发经济概念转变，银发及其相关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发凸显。进入新时代，北京进入“首都发展”的新征程，也跨向了中度老龄化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老龄化本身，更源于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与现有社会结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即目前的社会制度安排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在于未来的人口结构必须是满足首都发展战略定位需要的，必须满足“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要求。城市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实现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2022年北京市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时，北京将进入重度老龄化，这一人口转变过程只有短短不到15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基本建成符合首都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环京地区通勤圈实现深度融合，形成同城化效应，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发展转型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方略，保持首都人口总体规模稳定，促进生育率的回升，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和空间分布，强化人才引进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全面提升人口整体素质，都是政策的优先选项。

　　人口高质量发展事关首都发展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解决老龄问题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多项政策布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目标已经明确，重点任务正在稳步推进，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然而，作为中国的首都和超大型城市，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阶段性矛盾仍然存在。

　　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二是对公共消费支出的影响，三是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四是对投资需求的影响，五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六是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已经进入人口总量相对稳定的长周期，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口总量控制，而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影响。最直接的体现是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家庭赡养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和负担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还将扩大劳动力供给缺口，特别是符合发展高精尖产业体系要求的人力资源供给缺口；人口老龄化还将直接影响社会消费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人口老龄化也将直接影响到公共事业投资；银发经济也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产业领域，而是作为普通产品和服务来销售，可将其称为产业或商业的“银发化”。

　　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与产业升级实现良性互动

　　从中度老龄化社会到重度老龄化社会，如何实现解决老龄问题与首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关键在于人口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间能否实现良性互动。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多重的，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结构调整形成倒逼机制。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催生对生活性服务业人才、养老服务人才、康复护理人才的需求，而这一需求增加并不能完全被技术进步所替代。从“十四五”时期到本世纪中叶，少子老龄化、家庭核心化、高龄化带来的养老服务问题由隐形转为显性，对生活照料类服务业、康复护理等用工市场产生明显的刚性需求。

　　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未来15年间，北京市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老龄化加速，高龄化也在加速，必须抓住“十四五”窗口期未雨绸缪。从年龄结构看，“十四五”时期北京市老年人口绝大多数为60-69岁低龄段（占55%以上），由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和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人口队列相继步入老年期带来的“分母效应”，高龄老年人口在全部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略有降低，使得老年人口年龄结构显示出“中段增大、两端减小”的态势。但“十四五”时期后（特别是2030年以后），由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进入高龄期，高龄老年人口规模攀升势头愈加强劲。2035年前，北京市高龄人口将突破100万人，叠加独居、失能、失智等因素，由此带来的对长期照护和对服务人才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方面，北京市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无疑将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产品的应用，对全社会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一定的人工替代效应，转而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作为辅助技术，也会对养老服务人才需求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并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行业的劳动效率，这对于缓解养老人才不足是有利的。但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养老护理员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较低，这也可理解为与人类感情交互越多的职业工种，被替代的可能性越低。

　　解决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的矛盾，推动人口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之间实现良性互动，要求必须实行更加灵活、韧性、富于弹性和包容的人力资源政策。实施“产业升级+人口优化”的发展路径势在必行，即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通过产业转型吸引人才落户，优化人才结构；同时通过养老托育政策和服务体系的完善，促进人才在地化融入，让劳动年龄人口和各种人才留得住、引得来，让老年人才继续发挥作用、活力迸发；多措并举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进一步支撑产业升级，从而形成“产业升级——人口优化”的良性循环。

　　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与科技创新有机统一

　　现有研究和既有实践证实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消极论”认为老龄化会阻碍科技进步。老龄化令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上移，老年人的创新精神和生产率呈下降趋势，老年人的学习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和学习动机都将减弱，不利于新兴技术的使用与扩散，抑制具有创新与创业的企业家精神的涌现，并会导致技术溢出效应下降。另一方面，“积极论”则认为老龄化有利于科技创新。根据人口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虽然家庭生育率存在下降趋势，但子女受教育程度将获得提升，因而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这将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居民将由此加强对家庭和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年龄的上升会通过“干中学”来增加个体的工作经验等，进而可提升其生产率。人口老龄化会为储蓄和资本积累提供强激励，而随着物质资本积累上升，人口老龄化将引致“第二次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也会诱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使用资本与技术替代劳动，进而会促进偏向型技术进步。

　　无论如何，人力资本质量和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是最为重要的中间变量和作用机制，也是关系到是否能将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第一动力与战略支撑的关键。如何削弱和化解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负向效应，发挥和强化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效应，是北京从中度老龄化社会过渡到重度老龄化社会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应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入和技术应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经济主体对市场信号做出最优回应，并通过社会全方位的体制机制调整以引发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从而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要素的聚集地和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型节点，当一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波及全球才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而人口老龄化的全球化背景也为此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应紧紧抓住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机，积极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健康老龄化的全球行动计划，加强政策交流、项目对接、技术合作、产业投资，促进国际交往中心优势和功能的发挥，拓展老龄领域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服务首都北京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