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五千多年，并且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超大型文明，为什么欧洲至今还是四分五裂而中华一统深入人心？或认为是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中国与欧洲同在温带区域，分别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各自内部都没有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从地理的角度是难以解释的，必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融合，并且由此成为主导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时段特性。中华文明的融合特性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性？过去二十多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有关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的认识，考古学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当然，理解中华文明的融合特性必定需要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联系中来考察，把中国历史与文化贯通起来，才可能理解中华文明的融合特性，这需要多学科的合作才可能完成，尤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

　　多元一体融合趋势

　　费孝通、苏秉琦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提出过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多元一体”的，前者是针对中国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而言，后者针对的是史前中国的考古学文化，殊途同归。这也说明“多元一体”其实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一个连续不断发展的过程。多元一体的融合趋势深刻地影响中华文明的发展，考古学研究把这种趋势延伸到新石器时代，并以具体的实物遗存来体现这一特征。持续的融合产生了一个超大型的文明体，而且绵延不绝，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最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学研究，一项重大的突破就是认识到史前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确存在“多元性”。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揭开了文化分化发展的序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若干文明发展的中心。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提出中华文明是“一元多支”，这种观点在文化传统意义上讲是成立的，多元一体更多说明的是文明化的具体进程。两种观点侧重说明的内容有所不同，并行不悖。

　　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万年前已经起源，到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又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考古学是揭示这段未知历史的主要途径，目前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能够较为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特征分明的阶段：分化、融合、统一（或称扩散）。需要强调的是，分化与融合是同步进行的，只是不同时期的主要趋势有所不同。总体是先分化后融合，转折期在距今6000年前，分化开始让位于融合。这样的发展是原始农业文化生态系统成熟的产物，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增加，农业向周边地区扩散。农业发展还意味人们有能力提供更多生产剩余，专业化分工加强，社会内部的等级分化加剧。社会不平等、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等并不是文明起源阶段突然出现的，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农业发生阶段，到文明起源阶段其发展开始加速。

　　距今6000年前后，文明化进程出现明显的融合趋势，以宗教仪式用器统一为特征，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开始形成，此时或可以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所说的“神性中国”的概念，即人们在心理上可能已经具有文化共同体的认知。从距今6000年到距今4000多年前，融合的同时还在分化，不同地区发展出形态各异的文明，其进程更像是此起彼伏的浪潮。从崧泽、红山、西坡等古国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古国，古国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复杂程度，已经十分接近历史意义上的国家，或认为良渚已经是王国。在一波又一波的文明浪潮中，不同地区的文明进行交流互动，中原地区以其更优越的地理区位、更好的农业基础，在融合过程中广泛吸纳周边文化，为后来走向多元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距今4000多年前，文明化进程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青铜时代开启，社会权力的组织效率有了显著的提升，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文明扩散的特征明显，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邓聪注意到其牙璋甚至扩散到越南，而且形制仍然与中原保持一致。从农业社会的形成到区域文明的形成，再从多元区域文明到具有统一形态的文明，三个阶段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史前中国复杂社会组织演化逐步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区域文明的融合。文明化进程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从考古学上看，距今6000年前后文明已经起源，标志就是古国的形成。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家起源的本质与形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同样是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组织，其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可能完全不同。如果采用简单唯一的标准（以西亚为标准的所谓“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与青铜），就会极大地限制文明探源研究，不利于我们理解史前中国的文明化进程。

　　中华文明屹立不倒

　　人类文明史上有三大体系：中国、西亚与中南美洲，分别对应三大农业起源中心。美洲文明出现晚，完成整合的印加文明，囊括的范围南北超过5000公里，但东西平均只有300公里，又处在交通不便的高原地带，维系成本高昂。真正可以与中华文明相提并论的是欧亚大陆西侧的文明，以西亚起源的农业为基础，分别形成了两河、古埃及、印度河、古希腊四支文明。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人物，试图统一四者，古罗马曾经形成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也曾形成地跨欧亚非的政权，但是都没有能够统一欧亚大陆西侧的四支文明。后来更是四分五裂，至今已然分化成为不同的文明体系。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有效的社会整合策略，中华文明在史前阶段就开启了多元一体的融合进程，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扬光大，将融合特性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一项重要特征。它所缔造的结果，就是一个超大型的文明，这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作为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规模效应愈加明显。反过来说，超大规模让中华文明在动荡世界的剧烈冲击面前屹立不倒，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融合不是简单的相加，也是竞争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注意到，史前时代中原地区更像是集体导向的，而如海岱、辽西、良渚等地更多是个体导向的，其贵族首领的墓葬往往有丰富的随葬品，而中原重视规制，随葬品少得多，尤其缺乏贵重的随葬品。经过融合之后，集体导向的中原获得了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融合的过程是中原化的过程。不过，中原同时广泛吸收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如长江中游地区的图像、长江下游与辽西的玉文化、山东地区的礼器与工艺等。中原的融合文化不仅来自周边，还来自遥远的欧亚大陆西侧。这里可能需要回答为什么中原能够融合，而其他地区不能？除了区位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要在当时的诸文明体的竞争中获胜，必须得有革新，中原地区有更强烈的引入新文化的需求，中原地区率先完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改革，在传统神权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军权。还需要注意的是，融合还可以是建构互补关系，这种关系特别表现在南北方之间。北方是注重礼仪秩序文化的发源地，而南方是精神超脱文化的故乡，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儒道互补，其原始基础就是南北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在各层面实现文明融合

　　毋庸讳言，不论是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阶段的文化融合，残酷的暴力与战争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技术的演进，规模与残酷程度不断扩大。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看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可以发现其中保留有独特的道德因素，以玉文化为代表，发展成为“畏德不畏威”的道德精神。因此，尽管在文明整合期不乏征战，龙山时代的遗址发现不少暴力证据，更早的良渚也是如此，但是在政治层面进行整合的同时，还存在另外一条整合路径，那就是文化层面的整合，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整合。在这个层面上，强调务本、世俗、礼制的中原文化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核心思想，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较为包容的文化，在处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时，更愿意采用“民胞物与”的价值观。中国历史时期，草原游牧群体与中原农耕群体的矛盾有时非常尖锐，草原族群不断入主中原，改朝换代，不论统治集团采用怎样的政策，文化融合始终都在进行，以中原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非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了加强，大量族群的汉化就是明证。中国的历史时期与史前时代并不存在断裂的鸿沟，史前时代开创的社会整合策略，当其行之有效时，就很容易为后世所接受。历史文献中不同朝代纷纷推崇三皇五帝以及三代时期明主的盛德，由此可见其对后世政治的影响。

　　文明融合是全方位的，这反过来影响了流传到后世的古史传说，比如家族世系的融合，黄帝成为不同族群的共同祖先。至于血统融合的说法是否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形成，目前不得而知。采用血统融合的说法，显然能够增加不同族群对新的族群共同体的认同。融合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文化意义上，并反映在物质遗存上，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华文化。我们为中华文明悠久而强大的生命力而骄傲，融合特性是其生命力的根本保证。中华文明不断接受与融入新的文化因素，甚至把天文、地理与人事都融为一体，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在融合特性的作用下，天下万邦逐渐归于一统，都是炎黄子孙，至近现代又进一步融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这一显著的特性在当代乃至未来，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纷乱的世界来说，文化包容的中华文明正是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