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层治理创新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创新论坛综述

　　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质效和温度的“神经末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助推新时代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2023年6月3日-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绵阳师范学院共同主办的“2023年科技城人才峰会——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创新论坛”在中国·绵阳科技城召开。200余位专家学者、政府相关部门领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及基层社区工作者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

　　一、新时期社区和谐发展面临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教授认为，当下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在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当下我国基层治理迫切需要破解人口快速老龄化、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群众收入差距扩大等带来的挑战，有效解决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失范和社会流动等方面的问题。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教授指出，当前基层治理要回应老百姓的需要，解决好政府公共服务的传递问题。他认为，基层治理效果主要体现在老百姓直接感受到政府公共服务的温度，现有的公共服务存在各条线各行其是、服务对象识别不精准、服务转化和传递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效果评估困难等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指出，我国城乡社区正在从“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存在各治理主体之间依然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同与合作，各主体和要素之间的配合有待提高等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从韧性城市与智慧城市的关联性出发，认为当前城市治理应该把握如何通过科技手段提升城市韧性、降低脆弱性，抵御城市突发应急风险。他以现实案例展示了城市韧性缺乏是城市治理的巨大挑战，凸显了城市韧性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陈涛教授、云南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向荣副教授在发言中表示，当前社区发展依然以政府推动为主，居民的主体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和发展，尤其在农村社区，村民在社区发展中的参与感、获得感更是不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闫伯汉教授指出，我国社会流动的代际继承性及短距离流动性、社会阶层再生产特征明显，如何通过社会治理畅通群体间互相流动是新时期社区治理的重大课题。

　　二、影响基层治理创新与发展的若干关键因素

　　张翼院长认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基层治理问题的深层根源，当前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灰犀牛”风险主要有人口快速老化、政府收入结构转型等，比如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新业态财政收入尚未成型等等。

　　关信平教授认为改善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完善专业化与综合性的服务体系，以便提高政府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性。这一服务递送体系需要涵盖需求测定、对象认定、福利分发、服务转化、服务递送、项目管理、反馈评估、政策研究等功能，以便能精准提供服务并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达到资源公平分配的效果。

　　刘能教授指出，使用智慧城市技术提升城市韧性，预防城市治理风险，从而提升城市及其社区行动者的准备性和预测力，这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性举措。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周亚平教授提出应大力发挥社会工作的“公共治理”功能，随着专业社会工作的迅速发展，社会工作者将会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甘肃政法大学任文启教授认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具有正内部性和负外部性，未来的项目设计需要强化稳定性与持续性，这样才能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专业优势。

　　此外，西南大学张梦康认为政府、市场和居民之间的张力给社区空间治理带来难题；四川轻化工大学李莉认为，居民在社会参与、可持续生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三方面的脱嵌导致了异地搬迁社区的治理困境；西南大学兰荷伊认为我国社区工作存在着专业主义与实用主义、服务取向与治理取向、效率与质量的冲突困境。这些都是影响基层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

　　三、促进基层治理和社区和谐发展的新取向

　　为了应对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社会治理挑战，张翼教授提出了三点措施。第一，继续推行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开发。第二，强化依法治国，以便推进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从而化解社会失范的风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三，要注重构建共同富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大学生就业，并继续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关信平教授提出，要加强基层社会服务体系专业化建设，实现人员、机构以及服务方法的专业化发展，以此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还应加强基层综合性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将多方面的公共服务综合集成在一个服务机构体系中，以便提高社会服务的效率和专业化。

　　文军教授认为“行动者网络（意指所有实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所具备的形式和特征都是他们通过在活动范围内接触其他实体而得到的）”理论为社区治理转向提供了重要启示，在社区治理中应该建立“行动者网络”，将社区治理中的“人”与“非人”因素有效结合。他提出，一要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理解当下社区协同治理，社区协同治理在本质上是以社区行动者网络为载体的，协同治理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两者间蕴含着共同的逻辑；二要充分发挥居委会联结政府、群众、社区其他部门的纽带作用，采用以居委会为中心的实践模式，通过居委会、居民、物业公司、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主体的紧密合作来实现社区协同治理。

　　刘能教授指出，韧性城市是能够有效应对和抵御各类灾害、风险和社会危机，并从中快速恢复过来的人类聚居空间。要充分利用智慧城市的技术，例如大数据、人脸识别以及机器学习等预防城市风险，实时应对灾害。这充分体现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发展趋势。

　　陈涛教授和向荣副教授认为，要充分发挥社工“助人自助”理念对基层治理的专业性作用，挖掘社区社会工作中的新维度，实现新的基层治理结构改进，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

　　周亚平教授认为应该发挥社会工作者的积极作用，并用实证数据验证了社会工作者对社区治理的影响。

　　此外，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余练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杨玲老师、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刘飞也从不同视角分享了各自对基层治理的独特看法；来自基层一线的社区干部、社会工作者还分享了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供稿：绵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蒋斌、杨静、杜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