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菡婷、周文杰（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

　　社会加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它不仅表征着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的变革，也成为西方学者分析当今社会变迁和解读21世纪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向度。在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演化中，主要呈现出三重路径：以罗萨为代表的现代时间结构路径；以瓦克曼为代表的技术主义路径；以左翼加速主义者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路径。虽然这些学者采取的视角不同，但是他们都注意到，社会加速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失控的力量，不断挑战人类的生存极限。

　　现代时间结构路径：驱动社会加速的时间机制

　　罗萨将主体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分析现代加速过程的根本出发点。他通过对时间结构的考察，解释了为什么加速会成为后现代危机的症结。罗萨认为，时间结构是联结行为者和社会系统的连接点，无论是社会的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是通过各种时间结构集合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以加速为首要特征，因此现代化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间结构加速的过程。根据他的划分，社会加速分为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每一种加速同时是另外两种加速的动因和后果。由此，三种加速形成了一个自我加速的循环过程，这是社会加速的内部推动力。除了现代社会的自身活动，每一种加速的外部分别对应着一个驱动引擎，即经济引擎（对应技术的加速）、社会结构引擎（对应社会变化的加速）和文化引擎（对应生活节奏的加速），内外双重推动力共同组成了稳定的社会加速结构。

　　作为社会加速的后果，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转变不仅重新配置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异化了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社会发展节奏的加速改善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但人们却发现自己离美好生活渐行渐远，产生了诸如焦虑、抑郁、厌世、精神衰弱等问题，这些与日俱增的变化和压力说明现代主体和世界之间出现了严重问题。现代人在高速竞争的环境中无法停歇，就像站在滑坡上一样，为避免跌落而被迫选择前行。罗萨将这种既是出于自愿却又违反我们“真正的”意志的行动状态描述为“异化”。在异化状态下，主体和世界的关系是疏远、冷漠的，他们失去了对自己、他人以及整个世界的真正意义的感知和理解。为了克服异化，罗萨提出“共鸣”的方案。按照他的阐述，共鸣并非情感状态，而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强调主体和世界彼此之间的回应。人们可以通过共鸣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最终通向美好生活。

　　技术主义路径：技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时间压力

　　现有的一些技术决定论将技术视为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乐观技术决定论肯定技术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悲观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导致了人性的堕落。作为技术女性主义的代表，朱迪·瓦克曼采取中立的态度，呼吁我们应该摒弃技术是解放还是奴役的传统二分法。她认为造成时间匮乏的原因不在于技术，因为技术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加速或减速，而是由于个人、家庭和工作活动安排的日益复杂化，使加速成为一种普遍的时间体验。

　　技术的加速本应增加自由时间或者放慢生活节奏，而实际上人们的休闲时间却遭受挤压，比以往更感到时间短缺。同罗萨一样，瓦克曼也发现了这个“时间紧迫悖论”。瓦克曼认为，现有的对时间使用的分析没有直接揭示出导致时间紧迫悖论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遗漏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间、家庭组成的变化。很多社会加速理论家在探讨生活节奏加速时，由于考察的对象是抽象的主体，用平均工作时间掩盖了带薪工作在两性之间的巨大再分配差异，从而忽视了个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和性别个体在家庭内部集体工作时间的不同。二是文化因素，主要是指竞争激烈的消费文化。资本主义为人们营造一种错觉——消费水平等同于身份象征，所以人们渴望更长的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多薪水，进而满足自己对消费物的占有。

　　瓦克曼强调，技术的加速并不会带来更多休闲时间，在一天中更好地利用时间是缓解时间紧迫的重要环节。为了更好地处理技术和时间之间的复杂关系，瓦克曼提出需要积极夺取时间主权。高效的信息通信技术重塑了人们的感知、想法和社会时间体验，培养了新的社会互动模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作时间充满了性别、阶级和种族等权力关系，而且这些关系在数字技术调节下越来越不平等。不过，瓦克曼看好数字技术在重组不同时间区域、调节亲密关系的新形式和处理家庭事务的新方式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因为数字技术既可能带给人们时间紧迫，也可能带给人们更多休闲方式，技术和时间的关系始终是辩证的。瓦克曼指出，不是人们的时间减少了，加速也不是造成时间短缺的根本原因，而是由于在特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人们对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标准和期望不断变化，才使时间变得更加杂乱无章。

　　意识形态路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

　　如果说罗萨和瓦克曼聚焦于对现代社会加速现象的病理分析，那么左翼加速主义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内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加速主义是近些年在西方迅速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2013年，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合作发表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一文，使加速主义从隐性的社会思潮转变为显性的政治理论。左翼加速主义的核心要义是，现代社会的加速化是一种必然趋势，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向崩溃。他们强调技术是社会变革的关键驱动力，主张通过加速技术进化的过程来冲垮资本主义制度，并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

　　在左翼加速主义的观点中，技术可被视为打破新自由主义垄断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与那些将生产力本身作为靶心的现代性批判进路不同，左翼加速主义者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启发之下，从对生产力的批判转向了对生产关系的批判。他们设定了“技术政治化”的战略目标，欲对资本主义机器进行改造，使之为社会主义目标服务，不再否定技术的进步，而是要通过采取积极的技术政策进一步释放生产力的潜力，实现阶级权力的转换。随着21世纪平台资本主义的渗透，左翼加速主义者发出了“重塑现代性”的倡议，主张通过发挥技术的核心作用来建立打击新自由主义扩张的反霸权力量，寻求一种新的面向未来的政治，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在此基础上，斯尔尼塞克倡导推行“平台集体化”，即从现有的平台资本主义霸权中夺取技术主导权，并将拥有和控制平台的权力移交给大众。更进一步讲，他认为左翼可以推动构建一种后资本主义平台，利用在平台收集到的数据实现民主参与，重新分配资源。在右翼的攻击和左翼自身社会转型尝试失败的双重影响下，左翼未来需要从被动的民间政治行动中重构各种阶级权力形式，广泛团结不同阶级，形成一股变革力量，并利用最新科学技术将人类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构建一个全面自动化的“后工作社会”。总之，左翼加速主义从技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用潜力对抗权力。不过，由于过度强调技术霸权的重要性而低估了社会、政治和合作等因素，这种构想未免有点乐观。

　　随着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一轮社会大加速，人的生活效率得到提升的同时，社会竞争也在不断加速，内卷成为现代人新的时代标签。面对新的时代变革，国外学者从各自视角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剖析。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从消费社会、国家权力等角度阐释后现代特征，而是立足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对社会加速现象及其原因作出剖析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21世纪西方激进左翼文论批判研究”（20&ZD290）阶段性成果）